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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中国本土的玻璃制造技术已经达到了高超水平,那么我们不禁想要探寻如此光彩夺目、迤逦多姿的珍宝是在哪里生产出来的呢?周王室东迁后，社会进入了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的秩序中，割据国不再把宗周礼仪视为圭臬，繁缛的礼仪制度受到了地方霸主们独特风格和不同信仰的强烈冲击，形成多元化的文化氛围。在组佩的形制上，从经典繁重的项饰全身佩转化为轻便精美的腰间半身佩。除了风格上的新颖变化，水晶、玻璃等新材质的加入也给战国组佩带来了绚然飒利之风。位于南方的楚国在崛起前被中原列国视为蛮夷，不属于鼎礼的文明之邦。 《左传·宣公三年》记录：“楚子伐陆浑之戎，逐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楚文化具有强烈的渗透能力，问鼎中原后，楚人把鲜活的新生命灌注到温和陈旧的宗周正统文化中。楚人骁勇善战，巫风炽盛，产生出引以为傲的文化和造型艺术，他们崇尚原始神秘力量，神游太虚，在仙雨巫风中追寻着浪漫情愫。当西方的钠钙系蜻蜓眼式玻璃珠，经欧亚大通道进入楚人的视野后，楚人以惊叹而敬畏的心情接纳了外来的眼睛崇拜文化。从目前出土分析报告已知：荆楚地区的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其妻子擂鼓墩二号墓、湖南长沙楚墓M1955均有钠钙系蜻蜓眼玻璃珠出土;河南固始夫差夫人墓出土1枚钠钙系蜻蜓眼式玻璃珠，为夫差攻占楚国番地时的战利品。这些舶来玻璃珠出土于等级较高的墓葬中，可见当时价值昂贵，且受到权贵青睐，这正是中国本土玻璃烧造业得以新兴发展的契机。
湖北江陵杨场出土玻璃珠佩饰穿系示意图 摘自《楚人的纺织与服饰》 春秋中后期，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荆楚地区成熟掌握了矿冶、髹漆和丝织技术，先进的生产力使楚国成为雄踞一方的霸主，“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境界，使西方传入的蜻蜓眼式玻璃珠在楚地得以更深入的发展。“随侯之珠”一词，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反复出现，李斯《谏逐客书》中：“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墨子·耕柱篇》：“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异，此诸侯之所谓良宝也。”“随侯”或写作“隋侯”，青铜器上也见“曾侯”，是西周初年分封在汉水以北及以东地区的姬姓诸侯之一，在今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所在地。“曾即随，随即曾”，学者认为可能一国两名，曾侯乙墓出土了173颗蜻蜓眼式玻璃珠，数量远远多于同时期其他单一墓葬，符合墓主人随侯的身份。其中既有西亚传入的钠钙系蜻蜓眼式玻璃珠，也有中国本土烧造的铅钡系蜻蜓眼式玻璃珠。 《论衡·率性篇》提及“隋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明确指出“随侯之珠”是人工合成品，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可蜻蜓眼式玻璃珠即是“随侯之珠”的说法。“隋侯之珠”的主人曾侯乙富甲一方，当从欧亚草原传入的蜻蜓眼式玻璃珠映入眼帘后，不免心往神迷，西亚神秘的眼睛文化禀赋了精神实质，与楚国崇神尚巫思想得到了契合。也许曾侯乙从此走上了蜻蜓眼式玻璃珠的收藏之路，且一发不可收拾，甚至把具有玻璃珠制作工艺的西亚匠人引入随国的地步。建立烧造作坊，技术融合，反复研制，终于生产出了熠熠生辉的传世珍宝“随侯之珠”。 公元前687年至公元前679年间，随国为楚国所灭，工匠散落，技艺失传，这是否是战国蜻蜓眼玻璃珠的制作戛然而止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东汉以后的墓葬，虽然蜻蜓眼式玻璃珠仍有零星发现，但学者指出应视为历史的孑遗。自战国以降，秦人以“绶”代“佩”，用最为简洁轻便的直白形式来标志个人身份。这既是秦人四处征战的需要，也是宗周礼仪逐渐消亡的表现，组佩不再具有强烈的宗教信仰和礼仪规范用途，而是以亲切温和的风貌装饰于日常生活当中。繁缛的珠玉组合被唾弃，加之玻璃材质脆弱不适宜秦人的行军耕作，作为炫富装饰之用的蜻蜓眼式玻璃珠从此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 十多年前，笔者曾就此问题以书信形式请教于中国古代玻璃收藏大家关善明先生，关先生认为：“蜻蜓眼珠源于西方，眼珠代表神人眼睛，最早传入之时，相信具有宗教迷信意义，至战国时期，这种意义渐失，蜻蜓眼珠变成纯装饰物品。由于装饰时尚的改变，加上汉代以后琉璃价格渐降，黄金首饰代为而之，蜻蜓眼珠制造方法自此失传。”关先生为蜻蜓眼式玻璃珠在秦统一中国以后连同制作工艺一起销声匿迹做出了另一合理推测，然而盖棺定论的证据仍有待发掘。 历史是一部充满谜团的书。客观规律使我们能够对普遍的历史现象了然于胸，但也有一些特殊现象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汉武帝时期开疆辟土，帝国道路通达四野，张骞开凿了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南方直达古印度的贸易道路在海上通行，人类的交流从未停止过脚步，文明被传播繁衍。蜻蜓眼式玻璃珠是先秦艺术文明的晨星，它的陨落并不是中国古代玻璃制造业的终结，也许仅仅是新篇章的开启。
战国玻璃珠 江陵马山2号墓出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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