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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 西洋古典音乐是我的业余爱好之一(另一个是电影)。据说有此种爱好的人不少，专业人士——特别是医生——更多，近年来随着音响技术的发达，镭射唱片录音渐臻佳境，中产阶级消费者中产生了一批所谓音响迷，音响和音乐加在一起，就产生了“发烧大碟”(录音特佳的唱片)和同有此癖的“发烧友”。 我大概可以算是“发烧俱乐部”的候补会员吧。拥有的“小碟” (Compact Disc，简称CD)虽然没有书多,但也有五百多张，而且每月经常“发烧”，往往在唱片行大减价时流连忘返，有时候更变本加厉，从一家唱片行走到另一家，满载而归后，在我的客厅里慢慢地把一张张小碟剪开(在美国，CD仍然包装在塑料袋或纸盒中)，打开音响，小心谨慎地把小碟上机，于是，或雷霆万钧、或温柔绮丽的音乐就从两个落地喇叭中传出来。我的摇椅沙发的位置刚好和两个喇叭成三角形，我于是入座，两腿跷起，然后仔细阅读小碟盒子里的音乐介绍，读后闭眼逐渐进入忘我之境。 我的音响设备只能算是中高级，大部分是英国器材(因为我觉得美国或日本的器材不够柔和)，在我目前的经济状况下，也觉得满足了。我的喇叭有两个特点：低音温而厚，高音亮而纯。由于唱机不是超级产品，所以清晰度略嫌不足，但听交响乐绰绰有余，如果唱片发音效果佳——所谓“发烧大碟”——我听起来也足够过瘾，甚至发起烧来全身进入一种亢奋的状态(马勒［Gustav Mahler］的作品尤能使我如此)。不过，问题是，如果录音不好，我所想象的效果无法达到，或者更糟的是，有时候唱片杂志乐评家极力推荐的唱片，我买回来听，反而大失所望，浑身不适。非但无法渐入佳境，而且越听越觉得不是味道，甚至把一个乐章重复几次后，无法卒“听”，或勉强听完一次后大呼上当。这种不满足的情况是我最难忍受的，于是，我不知觉走上音乐和音响“版本”之学的歧路。为了解除心灵上的痛苦，我势必要购买同一个乐曲的多种版本，反复比较，直到满意为止。但是，有时候若购得三四种版本后仍不满意的话，问题就更大了。情绪起伏不定，一方面不敢再买(已经浪费了不少金钱，而且成了家的人不应该再有单身汉的放荡)，另一方面还想再试，于是又开始读音乐杂志、收集资料，甚至在收到一笔意外之财(譬如本文的稿费)之后，根据研究心得再买一个“最后”的版本。 我近年一贫如洗，愧对父老妻女，实在是受了 我这个业余爱好之害。 不过，如果我需要为自己辩护的话，也自有一番似是而非的道理。 其实，我的专业(文学)和我的爱好(音乐)是可以相辅相成的。有时候我感到读书和听音乐所得的“快感”颇相似，特别是小说和交响乐，其结构的对称性可以找到理论的根据：俄国理论家巴赫金(Bakhtin)所得出的“多声体小说”这一概念，就是一例。我个人在聆听音乐时，往往下意识地把它和文学的境界混在一起，反之亦然，读文学的书，往往想到音乐的主题。唐诗和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Claude Debussy)的音乐，在我的脑海中就产生类似的效果(可惜我文笔生硬，不知道如何描述)。据说钢琴家傅聪也曾有过此种看法。初读昆德拉(Milan Kandera)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直觉地认为全书是一首弦乐四重奏，四个主要人物恰似四种提琴，在全“曲”的结构中作哲理和情感上的交融。而这部小说被搬上银幕后却面目全非，精致的四重奏变成了大而无当的交响乐，而且指挥者——导演的诠释全错了，不该有的重音却拼命加强，把整个小说的“轻”搬弄成使我难以忍受的“重”!观后浑身不舒畅。回家猛听雅纳切克(Janácek，昆德拉最喜欢的捷克作曲家)的两首弦乐四重奏，心情才逐渐平稳下来。 我授文学的课，往往作音乐的隐喻，学生听不懂，我更感到对牛弹琴，了无乐趣。浅显的例子学生比较容易接受，譬如，我每次重教鲁迅的小说，就说：“每一个指挥家，都想诠释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的九首交响曲，经典作品可以容许不同的读法，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前后录制过三次贝多芬的交响乐，我也前后读过三次鲁迅的小说……”说着就自鸣得意起来。有时候文学作品互相指涉和反讽，就用巴尔托克(Bela Bartok)《交响协奏曲》中的一个乐段引用并讽刺肖斯塔科维奇(Dmitry Shostakovich)《第七交响曲》的例子，于是又可以把话题扯到文学与政治、乡土与现代、作品与诠释等大问题上去。 语言和现实不同，而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语言和社会现实的距离太近了：历史和社会文化的使命感或承担意识(所谓“感时忧国”的精神)固然重要，然而一个作家若没有自己的文学语言，仍然无法把意识变成艺术，或在个人艺术和集体意识之间找寻独特的出路。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就是最好的例子。 从肖氏的交响乐我又想到与他同时期的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的交响乐和歌剧。如果肖斯塔科维奇在俄罗斯历史的洪流巨浪中试图作自我的见证，施特劳斯在德国历史领域中却毫无贡献，然而他在晚年对于艺术和人生的领悟——特别是他被历史抛弃之后(他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纳粹党)——却自有一套看法，在乐曲中显现为一种日薄崦嵫的美感。我最喜欢他的《最后四首歌》(可惜没有一个版本令我满意，早期施瓦茨科普夫［Elizabeth Schwarzkopf］唱得最好，可惜她的唱片转录成CD后效果不佳，韵味全失!)。有一次在授课时竟然想到他的歌剧《玫瑰骑士》，灵感出自白先勇的《游园惊梦》。我问学生可曾听过昆曲，美国人当然瞠目以对，而中国学生(包括我在内)也不甚了了，那么如何解释白先勇笔下的“美人迟暮”的心态?那是一种什么境界?除了引用《红楼梦》和《牡丹亭》之外，我突然想到《玫瑰骑士》的元帅夫人和全剧最后一场的四重唱——啊，耳边乐声响起，卡拉扬的指挥棒在台下挥舞，台上呈现的是施瓦茨科普夫雍容华贵之像，她对镜自照，知道无法和年轻貌美的苏菲竞争。而年仅18岁的美男子奥克塔维杨和苏菲一见钟情，恰相匹配，于是独白、二重唱、三重唱、四重唱接踵而来……唉，我认命吧：青春不再，人生如梦，人世全非。认命吧，我诚无冤孽! 我从忘我之境回到课堂中，年轻的美国学生们呆呆地瞪着我，看样子我又把话题扯得太远了，这是我讲课的老毛病，最近似乎更加剧了。 如何收场?只好煞有介事地说：“你们太年轻了，不懂得中年心境，更不懂得音乐!好，回去每个人买一套《玫瑰骑士》的唱片，先听选曲。版本有三种较好，20世纪50年代的卡拉扬版本比新的好，萧提(Sir Georg Solti)的也不错，还有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的，录音方面伦敦版较佳，不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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