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世修史，明时修志”。恰逢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机，沐盛世明时之泽，借学术团队之力，纂修《义县通史》。全书共设十一章，凡百万言，从古代到近现代、自然人文、地理环境、建置沿革、部族方国、朝代更迭、乡土民俗等一应俱全，全面记录了义县两千余年的历史发展和变迁。该书结构合理、全面系统、史料详实，内容条分缕析、图文并茂，是辽宁省首部县域通史。《义县通史》的成功出版，将对义县“文化+旅游业”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成为义县对外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义县位于辽宁省西部，属于锦州市辖县。它处于东经120°52′至121°44′、北纬41°17′至41°48′之间，从地理位置与行政区划看，东以医巫闾山为界、与北镇市相接，南与凌海市毗邻，西与朝阳市辖北票市（县级市）接界，北与阜新市清河门区和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相连。义县地理区域略呈菱形，东北—西南较长，东南—西北较狭，东北至西南长88公里，东南至西北长54.5公里，总面积2476平方公里。义州镇为义县人民政府驻地，是义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作为一个县，能够编写一部通史，这在辽宁省属于第一部，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地域通史不同于地方志和史话，通史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不仅要准确地记述县域内的史实，还要阐述历史的内在联系，对历史进行再认识，必须具备知识的系统性、结构的完整性、内容的全面性和认识的深刻性，可以说要求很高，难度很大。所以，我们在研究编写的过程中，始终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强调以大历史背景来观照区域史。区域史是中国大历史的组成部分，研究区域史的具体问题，必须放在大视野、大背景下去审视，不能坐井观天、单纯围绕县域内的资料打转转，这样才能准确地认识区域史。 第二，深入挖掘义县地方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运动过程，对重要问题进行重点论述，突出体现义县历史的内涵和特点。 第三，注意历史内容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对各个时期的历史进行深入挖掘，充分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同时，由于地域行政范围不断变化，有些地区历史上曾归属义县但后来有所调整，凡是涉及这些地区时，为保证历史叙述的整体性，反映当时义县的历史全貌，我们对这些地区的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也有所选择，加以论述或介绍。 第四，在地方史中，常常存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学者们看法不一。对此我们在加以辨析的基础上，尊重已有见解，不强作定论，而是诸说并存，列出各家观点供读者判断。 第五，强调学术性和严谨性，兼顾通俗性。学术性和严谨性是《义县通史》的价值所在，同时希望成为地方史研究与文化产业开发利用的基础和依据。
 《义县通史》“序” 王绵厚 己亥仲夏，接到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崔向东院长的电话，请为他主编的《义县通史》作序。从2015年以后，我先后两次颈椎和腰椎手术，已很少答应类似的盛情。此次接电话后，之所以不避谫陋应允并欣然命笔，主要源于两因：其一是退休后应渤海大学崔院长的盛情，几次参加其主办的学术会议或讲学，并忝列历史文化学院“客座教授”。与渤海大学同仁在学业上交谊十余年，应该尽点“客座”之实，不应徒有虚名。其二是我与本书的研究对象辽西大凌河流域的古义州，在从业的半个多世纪中情有独钟。40多年前，从北票丰下和喀左鸽子洞的考古发掘，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包括义县、朝阳在内的“大凌河古道”的考古调查，留给我终生难忘的记忆和考古情结。正如我在相关回忆中说，辽西大凌河古道和辽东高句丽古城，是伴随我的文物考古从业生涯留下“考古迹痕”最多的两块热土。
其二，古义州地区文脉深远。从本书记述的当代考古发现看，义州所处的大凌河中游南北史迹丰富。除“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远古文明外，战国秦汉幽州辽西郡的早期“交黎”“临渝”“无虑”等故县，均与古义州地域重叠或毗连。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和《隋书·地理志》等记载看，笔者于上世纪80年代亲自踏查过的今义县复兴堡南汉城，应是西汉“临渝县”的塞北重镇。而饮誉海内外的北魏义县万佛堂石窟和辽代皇家等级的奉国寺，不仅在辽海地区而且在全国同类文化遗产方阵中，都可跻身于嚆矢地位。这在一个县域内，可谓独领风骚。 其三，古义州之境与三项辽海重要文化史迹地缘深厚，文脉相通。
第一是辽东古长城。义县毗邻阜新境内的燕秦汉古长城和明代“辽东边墙”辽西段的边塞附近地区，接冲塞外，是长城内外多民族经济、文化的交融汇聚之地。如著名的阜新清河门，清代以前为义州属境。从三燕之东部鲜卑，到辽代之契丹萧氏后族，义州（宜州）一直都是多民族聚居的重地。 第二是傍邻大凌河（古白狼水和渝水）。古义州依托辽西大凌河水系，北有史称“颛顼故墟”的三燕“棘城”，南到“临渝”古县和隋唐之“辽西”“怀远”“汝罗”重镇，一直地处大凌河和闾山西麓的交通枢纽。从燕王喜、太子丹避秦败逃辽东，到隋唐东征和清帝东巡，境内的诸多交通史迹至今仍是探寻辽海千古之谜的“学术冰山”。 第三是“幽州镇山”医巫闾山。义州地处闾山西麓的大凌河流域，著名的望海山即在义县境内，与闾山文化渊源甚深。义州是辽代耶律倍皇族的文化重地，辽初即为人皇王的“私人牧场”，世宗以后则为奉陵邑“显州”所领的节度州重镇，皇家寺院奉国寺等佛教寺院众多。余曾著文论及，义州在辽代称宜州，应与“闾山辽陵”一体，是辽代耶律倍系皇族“国体文脉”的核心区域之一。
在这篇短序落笔之际，应当坦告读者的是，由于出版前时间紧迫，我只用一周时间通读了本书，尚无暇对其丰富的内容有深思熟虑的评鉴。但纵观全书共十一章、洋洋数十万字，从远古到近现代，举凡自然人文地理、建置沿革、部族方国、考古与民族文化、朝代更迭、经济文化、典籍人文、乡贤名流和乡土民俗等，一应俱全。全书结构合理，全面系统、资料详实，内容条分缕析、图文并茂，反映了作者对该地域通史研究全局驾驭的学术功力，以及兼具“史识”与“史才”的良史之风。全书将义县地域史置于辽西乃至东北地域大背景下思考，避免地域历史研究的碎片化，突出义县地域历史的连续性和重要历史事件、人物，其中不乏精论卓识。书中对一些问题进行辨析考论，言之成理，如考定清代义州聚星书院建于清嘉庆九年（1804），一改以往的模糊清末说。
综观全书，以笔者陋见，这是在一个行政县，难得的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地域文化专著，是辽宁地域首部县级通史。当然，限于史料的缺乏，书中对一些坊传史实的考证，如考述“孤竹”和“箕侯”等古族曾活动于今义县境内，亦有可商榷之处。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历来为学界共识。总之，瑕不掩瑜，《义县通史》是一部开风气之先的县域“盛世修史”的佳作。《义县通史》的编纂出版，体现了义县领导对地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文化情怀，他们和作者共同为此付出极大的努力，其精神令人感动。
当结束这篇短序时，钦敬之余，我愿以一个先睹为快的读者身份，将一首五言韵句献给本书的组织者和作者群体，并祝贺该书的出版： 史载颛顼壤，义州文脉长。 左顾万佛洞，右瞻七佛堂。 龙城傍凌水，医闾向闾阳。 竹帛留青史，丹书盛世煌。
本书集史学、考据学、文学于一体，既有史书记载，又有考古佐证，更有历代考证，集古今史料与史实研究之大成，是以往史书所不可比拟的。厚重的人文历史，昭示了义县美好的未来。——赵焕林（辽宁省档案局局长、党组书记、辽宁省政府参事） 全书结构合理，全面系统、资料详实，内容条分缕析、图文并茂，反映了作者对该地域通史研究全局驾驭的学术功力，以及兼具“史识”与“史才”的良史之风。这是在一个县域，难得的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地域文化专著，是辽宁地域首部县级通史。——王绵厚（原辽宁省博物馆馆长、研究员，国家重点专项专家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义县通史》详实叙述了大凌河、医巫闾山及义县周边地域的历史时空，充分展示了义县的文明发展历程，是东北地方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一部“县域通史”之经典，更是一部弘扬乡邦文化、通史资政、教化育人的不朽之作。——王禹浪（原大连大学东北地方史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作为一部最新的义县地区的乡邦文献，它的面世，毫无疑问会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对于增强地区人民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凝聚地区人民的向心力，启迪地区人民的创造力，乃至于全面挖掘地区历史文化精髓并加以创造性地弘扬和利用，都会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李德山（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主同盟长春市副主任）
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兼东北亚走廊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辽宁省优秀专家，辽宁省社科理论人才，辽宁省“四个一批”人才，辽宁省历史学会副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战国秦汉史、东北民族历史文化。出版《汉代豪族地域性研究》《汉代豪族文化与精神世界研究》《世界文化遗产·中国中国卷》《中国古代文明概论》《朝阳通史》等专著和教材10余部。在《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战线》《社会科学辑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南国学术》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主持各级项目20余项，曾获美籍华裔陈秀梅教育基金优秀教师三等奖。 供稿：姚虹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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