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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秋天，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刚刚开学的时候，两位刚入职文学系不久、籍籍无名的年轻女教师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在垂直上升的电梯里相遇了。很快，她们发现了彼此间相似的文化背景和研究兴趣，决定共同开设一门关于19世纪女性文学的课程，立足性别角度来系统研究从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到乔治·艾略特、艾米莉·狄金森等女性作家的书写。1979年，这门课程落地成为一本书——《阁楼上的疯女人》。 三十多年过去，两位女教师已成为著名学者，而这部厚重的著作也奠定了其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经典地位。那些“胆敢握笔”、冒犯男性权威的女性，开始赢得广泛的重视。而在大洋此岸的中国，《阁》一书自面世以来就不断地被引述、被解读甚至被误读，但直到今天，才得以完完整整地来到中文世界。 打出“女性写作”和“女性主义”的招牌，《阁楼上的疯女人》中文版的新书沙龙在国内首家会员制女性书店雨枫书馆举办，听众里既有年轻俏丽的女生，也有白发苍苍的老奶奶，甚至还有不少男性。担任嘉宾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作为国内最著名、最犀利的女性主义学者之一，在她看来，这部几十年前的著作里关于“你们男人”、“我们女人”的二元表述，在当下这个高呼“同志不能黑”、“直男癌去死”的时代里，虽不免显出了某些局限性，但又好在它的到来并不晚。在这上一世纪女性的对于更上一世纪女性的书写中，我们能够获得线性观照历史的可能。“当我们回过头去看她们的时候，其实也得到了历史的镜子来问我们自己：经历了这么多的改变之后，我们今天是否远比当年进步，我们的可能性在哪里，我们重新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阁楼上的疯女人”，书名里的意象乃是脱胎于小说《简·爱》中罗切斯特的前妻柏莎。这个来自西印度群岛、患有精神疾病的女人被锁在阁楼上，阻碍着简和罗切斯特的爱情，最后以疯狂的烈焰毁掉一切，包括自己。 当然，罗切斯特劫后余生，最后依然属于简，这是来自作者夏洛蒂·勃朗特这个一辈子都没得到过真爱的穷牧师女儿的成全。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简·爱》都被视为一部哥特罗曼司。戴锦华自己也说，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读过《简·爱》，这于彼时的她是一个“玛丽苏梦想”——“我常说我想要一个带飘窗的房子，我可以坐在飘窗上看书。但有男性带有善意或恶意地说，你要的不是飘窗，而是房子里的罗切斯特”。 直到35年前，桑德拉和苏珊两位作者独辟蹊径的性别解读，才让《简·爱》获得了女性主义文学的内涵。戴锦华阐释道，“夏洛蒂写这样一部著作，毫无疑问是女性的白日梦，但是在这个梦想中她传递出了完全不同的追求、反抗和极端大胆的冒犯。所以，‘阁楼上的疯女人’不仅是简·爱的重影，简·爱和罗切斯特也互为镜像。这才是冒犯”。 “但今天有更刻薄的说法，说《简·爱》不就是玛丽苏的开山之作嘛！也有人说，那不就是‘霸道总裁爱上我’嘛！”虽是戏言，戴锦华却实在不能苟同。她认为，《简·爱》之所以和《何以笙箫默》等典型玛丽苏作品截然不同，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夏洛蒂赋予了简强大的“主体意识”，而这种主体意识并不以获得男人的爱和进入婚姻来作为自我满足的结局。于是，“贫穷、低微、不美、渺小”的家庭教师简能通过“女性的挑战”，让自己获得了和庄园主人罗切斯特平等的人格。 如同《简·爱》的核心情节简化蜕变为《何以笙箫默》，从19世纪延宕到现在，女性写作本身形成了多个层面。譬如，《暮光之城》和《五十度灰》是女性写作吗？“千真万确。”戴锦华给出了肯定的判断。但她又补充说，是“大妈们的写作”，是“标准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在极端乏味枯燥的生活当中产生的性幻想”。这种写作参与了今日成规模生产的大众文化，仿佛重现当年英国女工们用自己一星期工资去购买简·奥斯汀新书，或者从女王到女工全民阅读《简·爱》的盛况。但这种“流行”有没有区别、女性文学与时代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有没有变化，还是需要深入商榷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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