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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博览】皇史宬的石台与金匮

 天涯军博 2019-10-31
皇史宬始建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是依中国传统“石室金匮”理念建造的皇家档案库房。它历时两年建成,后来专门存放明清诸帝的圣训和实录等皇家重要档案。皇史宬正殿建筑不用一钉一木,皆以砖石建造,是名副其实的“石室”。为了更有效保护其中贮存的档案,殿内筑有石台,石台上置有外裹鎏金铜皮、内用木制箱体的金匮,圣训和实录便储藏于这些金匮中。

皇史宬内景

如今进入皇史宬正殿,殿内一座大石台,石台上整齐地排列着雕有云龙纹、铜皮鎏金的金匮,是清廷用来贮藏其历朝皇帝实录和圣训的。除金匮外,在石台东北和西北角各立有石碑一座,东北角石碑上刻有乾隆帝“恭瞻皇史宬”诗文,西北角石碑上刻有乾隆十五年(1750年)恭送实录、御容及玉牒至盛京的御书。而在明代时,皇史宬正殿内石台并非通为一座。据明崇祯朝进士孙承泽所著《春明梦余录》卷十三记载:“宬中四周上下俱用石,中具二十台,永陵、定陵各占二台。”据此,则明末皇史宬正殿内有石台20座。按乾隆时期所绘《皇史宬全图》记载,将“前明实录金匮十九座”移贮于东配殿,由此推测,明代时,皇史宬正殿内应是每一座石台上各放置一座实录金匮。

清朝时皇史宬正殿内的石台发生了两次较大的变化。第一次是由明朝的20座小石台变为2座较大的石台。据前述《皇史宬全图》,宬中石台前后分为两座,前石台离南墙一丈三尺三寸(4.256米),前石台离后石台五尺二寸(1.664米),后石台离后墙三尺(0.96米)。二座石台东西各长九丈五尺三寸五分(30.512米),高四尺六寸(1.472 米),南北宽三尺(0.96米)。两座石碑不在石台上,在东北、西北两隅石台的下面,皆南向。何时将殿内的20座石台拆掉,改筑为前后两座石台,尚不得而知,但乾隆初年,殿内石台已改筑为前后两座,与现存的通为一座石台不同。

第二次是将殿内两座石台改筑为一座。何时将两座石台改筑为一座的呢?清军机处上谕档记载:嘉庆十二年(1807年)七月十四日,内阁奉上谕,前因皇考高宗纯皇帝圣训、实录告成,照例恭缮一分祇奉皇史宬尊藏,所有皇史宬石座应行展宽修葺,是以敬将五朝圣训、实录暂行移奉配殿,现在石座修葺工竣,即应将五朝圣训、实录先行移回正殿。但思石座工程甫经修葺完竣,恐灰浆尚未十分干透,一经移回尊藏,即应扃闭严密,不能风晾,转非所以昭慎重。由此档案记载看,嘉庆朝修成乾隆皇帝实录和圣训尊藏皇史宬时,发现石台狭窄,需“展宽修葺”,随即兴工,于嘉庆十二年七月完成石台的改筑,将前后二座石台改筑为一座,即现在殿内通为一座的大石台。

嘉庆十二年改筑后的石台,其尺寸在光绪时期的《皇史宬金匮图》中有具体记载:石台高四尺五寸一分(1.443米),东西长十二丈八尺二寸(41.024米),南北宽二丈三尺九寸(7.648米)。与乾隆时期的二座石台相比,改筑后的石台高度与原石台无太大出入,但长比原石台多出三丈多,宽多出一丈七尺余,改筑后的石台宽大了很多,能够容纳更多的金匮。

清制,每当新君即位,便要设立实录馆,纂修前代皇帝的实录和圣训。实录、圣训修成,例须缮写一分藏于皇史宬金匮内。故每当实录、圣训修成,都要根据实录、圣训卷数多少制造金匮,以贮放这些重要的皇家典籍。清代贮放实录、圣训的金匮有多少座呢?不同时期,金匮数量不同。据乾隆时期所绘《皇史宬全图》,二座石台上共有金匮32座,前排15匮,后排17匮。嘉庆时,为了存放新修的乾隆皇帝实录和圣训,将二座石台改筑为一座大石台,并新造金匮70座置其上,使殿内金匮数量达到102座。道光时期,为存放嘉庆皇帝实录和圣训,又新增金匮28座,金匮总数达到了130座,匮分7排,前6排各21匮,第7排4匮。咸丰时,再增金匮25座,金匮总数达到155座,仍分7排,前6排各23匮,第7排17匮。同治时,放入咸丰皇帝实录和圣训时,发现石台已将列满,仅余2匮位置,无法容纳咸丰皇帝实录金匮。于是,便对乾隆、嘉庆和道光三帝的实录金匮进行了归并,腾出35座金匮,将咸丰皇帝22座金匮放入后,殿内金匮总数减至142座。光绪时放入同治皇帝实录和圣训时,因石台又将列满,不得不对匮内档案再行归并。此次归并,腾出金匮24座,将同治皇帝23座金匮放入后,殿内石台上共有金匮141座。民国十年(1921年),光绪皇帝实录修成,并于当年12月入藏皇史宬,共用金匮12座,殿内金匮总数达到153座。末代皇帝溥仪虽然修有《宣统政纪》, 但并未入藏皇史宬。因此,到清末,皇史宬内金匮仍为153座。

清乾隆《钦定大清会典》中关于金匮的记载

关于金匮,一般都认为是内用樟木板,外铜皮鎏金并镌云龙纹。如李松龄先生《皇史宬:明清皇家档案库》一文中认为皇史宬金匮的匮体是“樟木材质”,秦国经《石室金匮皇史宬——我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皇家档案库房》一文中也指出,皇史宬金匮“柜内以5厘米厚樟木板做成箱式,箱内又置楠木匣数个,匣内再放置以双层黄锦缎包裹的档案”。此外,尚有洪烛、邸志坚、裘影萍等人也撰文认为皇史宬金匮是樟木柜。但上述文章中均未给出金匮箱体是樟木的依据。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皇史宬,皇史宬遭受破坏。军队撤出后,大学士李鸿章将皇史宬的损失情况向皇帝进行奏报,匮内“樟木内函暨龙袱牙签全行失去”(军机处录副奏折),在对此次损坏丢失的书籍进行修补时,荣禄报请皇帝御览的清单中就有补齐失去樟木内函的花销,“樟木内函共欠三十层,每层成做木料工价并画金云龙,合银十两,共银三百两”(宫中朱批奏折)。可能这是金匮属樟木柜的直接档案依据,但这里所说的“樟木内函”是金匮内贮实录和圣训的屉,而非金匮箱体。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道光皇帝实录、圣训尊藏皇史宬时,监修总裁官祁藻奏称:“拟请将此次清字本金匮,每匮二屉,比上届酌加六套,计用九匮;汉字本金匮,每匮三屉,比上届酌加九套,计用六匮;蒙古字金匮,向系每匮三屉,今仿照清字本金匮,一体改做二屉,比上届酌加三套,计用十匮,通共需用金匮二十五座。”这件档案明确记载了金匮内的实录、圣训,是按屉来存放的,有的每匮用3屉,有的用2屉。故“樟木内函”应是指金匮内的屉,而非指金匮箱体是由樟木制作。

《大清会典》中的记载则与此不同。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七十五内有如下记载,凡尊藏实录金匮,高四尺五寸,广四尺一寸五分,纵二尺二寸,楠木质,裹以铜涂金琢云龙文,内贮格四,及裹均糊以黄缯。由此记载看,皇史宬金匮箱体是用楠木做的,而非樟木。此外,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三十六内还有如下记载,实录匮,康熙十一年(1672年)奏准,每匮长四尺一寸五分,阔二尺二寸,高四尺五分,楠木质,外用铜镀金云龙文叶包镶,内用黄绫糊饰,香杉木格,……匮格均无定数,准该馆来文办造。此处记载也说明金匮内箱体是楠木制作,而且匮内的屉是用杉木,并非樟木和楠木。但大学士李鸿章和荣禄的奏折中,却明确指出金匮内函是樟木,而非杉木,与大清会典的记载不同。

皇史宬贮放清帝实录、圣训的柜子名为“金匮”,制作金匮时会用到黄金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需要的黄金数量还不算少。清代内务府全宗档案中的相关记载,为我们揭示了制造金匮需用黄金的情况。嘉庆十一年(1806年),工部办理尊藏乾隆皇帝实录、圣训金匮,奏称“需用头等赤金一千三百二十六两二钱五分五厘,八成色金五百六十四两四钱八分”,要求由内务府领取。内务府查看广储司银库存贮各色黄金的情况,发现库内并无头等赤金,仅存有八成色金及以下的各色金两。于是向嘉庆皇帝奏报,库存八成色金除照数发给五百六十四两四钱八分外,尚余一千四百九十七两九钱六分九厘,建议以此抵发所需的一千三百二十六两二钱五分五厘头等赤金,得到了嘉庆帝的批准。

前述档案记载表明,制造金匮不仅要用到黄金,还需要高品质和高规格的黄金,而且数量不算少。根据嘉庆时期的皇史宬金匮排架图,贮放乾隆皇帝实录、圣训共用了70座金匮,这说明嘉庆十一年共制作了70座金匮。而且制办这70座金匮,用的全是“八成色金”,故我们可算出制作每座金匮需要的黄金数量。制作此70座金匮,共用八成色金1890.735两,则每座金匮需用黄金达27两之多。按清代16两进制计算,制造此70座金匮共需用黄金118斤之多,则每座金匮需要黄金近1.7斤。由此来看,清代皇史宬金匮确实需要一定数量的黄金来制造,是名副其实的“金匮”。按清代通行的银本位制,将这些黄金折算成银两,数量是多少呢?据清代内务府全宗档案,嘉庆四年(1799年),嘉庆皇帝令内务府将库存各色黄金,除存留备用头等金和七八成金共5000两外,其余各色金3.6万余两交由两淮盐政和苏州织造变价。次年,内务府将变价情况奏报,是按一两金合17两银售变的。因此,成造贮放乾隆皇帝实录和圣训的70座金匮所用1890.735两金,折银共计32142.495两,每座金匮合银459.1785两。

作者单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文章来源:《中国档案》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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