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氏文通》的出版与版本溯源

《马氏文通》是我国第一部有关汉语语法的学术著作，开创了中国语法学的先河。作者马建忠（1845—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人，清末著名外交官与学者。《马氏文通》是马建忠参照拉丁语法体系，同时参照中国关于虚字的一些说法，经过长期的整理、搜集创建的一套汉语语法体系。全书共十卷，由介绍术语始，依次论述各类实词和虚词，最后一卷论句读，汉语语法的基本内容均包括在内。从此，汉语语法与世界接轨，该书的价值被学术界公认。

《马氏文通》作为商务印书馆早期第三种出版物（前两种为《华英初阶》《华英进阶》），原书扉页印有“光绪二十四年孟冬商务印书馆排印　翻刻必究”字样。光绪二十四年孟冬，即1898年11月，距离商务印书馆创办只有一年多，当时商务还只是一家以代客印刷、出售铅字铜模、代售印刷机械为主要业务的小印刷厂，在《马氏文通》前后出版的都是英语教科书或参考书，出版《马氏文通》这种学术专著确实显得有些突兀。那么，书中有没有关于出版情况的记载呢？《马氏文通》有两篇序，一篇撰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九日（1898年4月9日），一篇撰于同年九月初九日（1898年10月23日），后一篇正是写于出书前不久，两篇序论述的都是写作意图与语文学的问题，没有涉及出版。接着，作者有篇“上册付印题记”，提到了出书，文字不长，抄录如下：

《文通》之作，其用意具详前后两序并凡例矣。一时草创，未暇审定，本不敢出以问世。友人见者，皆谓此书能抉前人作文之奥，开后人琢句之门，非洞悉中西文词者不辨。人苟能玩索而有得焉，不独读中书者可以引通西文，即读西书者亦易于引通中文，而中西行文之道，不难豁然贯通矣。怂恿就梓，得六卷，而论实字已全。其论虚字，论句读，且俟续印。建忠自记。

作者说的“友人”与“怂恿就梓”者是谁呢？值得考究。像马建忠这样身份的学者，不可能找刚创办一年多的小印刷作坊出书。虽然都在上海，但他是天主教徒，与基督徒夏瑞芳等商务创办人不一定有来往。这就需要一个中介人，既是马建忠的友人，又与这小印刷作坊有关系。张元济虽然在1897年时就与马建忠有交往，1898年秋也正好刚被“革职永不叙用”而来到上海，但与夏瑞芳等还没有接触，不可能是张元济推荐的书稿。排除张元济之后，屈指数来非维新人士汪康年莫属。

商务创办人之一高凤池在《本馆创业史》中说：1898年馆址迁至北京路后，夏瑞芳“所做的事情，上自总经理下至出店，都由一身兼办，月薪24元。那时生活程度虽较低，但仍不够用。瑞芳先生因为出去兜揽印刷生意之便，曾兼为一家保险公司担任掮客。”（《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4页）那时代表商务对外打交道的都是夏瑞芳，且交往极广。夏瑞芳在汪康年主编的《中外日报》接连发广告，又代印汪主持的《昌言报》，二人必然熟悉，汪的兄弟汪诒年后来还到商务任职，恐怕不是偶然的。特别是《昌言报》，从第三期开始印至第十期，正是戊戌那一年夏秋之间。《昌言报》出至第十期，陷入了危机。一方面，因报款不能按时收回，资金链断裂，导致各派报处更有理由拖欠报款，报馆出现财务危机；另一方面，《昌言报》刊登了反对慈禧政变的文章，受到保守势力的攻击。刊物在资金与政治两方面的压力之下，无法继续出版，昌言报馆只能在《中外日报》刊登告白，敦促派报处快缴欠款，甚至靠贱卖积压书刊维持运转。《昌言报》仅出十期就此终刊。在这种情况下，汪康年介绍《马氏文通》给商务印行，弥补其停印《昌言报》的损失不是不可能的。

然而，作者与商务印书馆在版权上似另有约定，因此首次刊登于1899年1月24日《中外日报》的该书广告，与当时商务其他出版物或招徕印刷的广告明显不同。广告中有该书内容介绍，有价格，有寄售地点，却没有商务印书馆出版或印行的署名，请看：

《马氏文通》出书

马眉叔观察所著《文通》一书，以西学解中文，郭筠仙侍郎称为西人致曲之学。读是书玩索有得，于中西行文之道不难。一旦贯通，实中国未有之书。有志中西学者，不可不家置一编也。兹已出书，每部价洋八角。寄售上海千顷堂、慎记书庄、格致书室、格致新报馆。

这条广告在《中外日报》上连续刊登了两个多月，没有改动过文字。当时有个人出书托书店代售因而不标出版者的习惯，但《马氏文通》不是个人出书，明明书上印有“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广告却避开了，令人费解。

上述广告没有注明“上下册（部）”，应该指的是《马氏文通》上部。据记载，该书上部（前六卷）于1898年刊行，两册，下部（后四卷）于1899年刊行，也是两册，都是线装本，铅字排印。甲辰年十二月（1905年1月），商务出版了《马氏文通》上下册平装本，版权页印有“初版”字样，成为以后商务各版本《马氏文通》的母本。该书在学界受到欢迎后，市面上很快出现了翻印本，现在我们还能见到一种书名为《校正马氏文通》的翻印本，封面题签鲍廷光，扉页版记曰“光绪壬寅秋月上海文林石印”，线装八册，内容一模一样，只是改排印为石印。不排除当时另有其他翻印本或盗版本。于是，商务印书馆借其他书版权遭侵提出交涉的机会，在1904年7月18日《时报》上刊登“赏格”，一起悬赏揭发侵权者。

赏格

访闻近来有人将本馆发行严又陵先生所译之《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及本馆保有专印权之《马氏文通》三书，私自翻印，实于本馆利权大为有碍。特悬赏格，募人侦缉，如有能查获实在证据交送本馆者，每一种书酬洋一百元，通风报信因而缉获者，每一种书酬洋五十元。

         上海棋盘街商务印书馆启

“上海文林石印”版《校正马氏文通》，即属于“私自翻印”范畴。“赏格”将严译二书称为“本馆发行”，而将《马氏文通》冠以“本馆保有专印权”加以区别。笔者以为，这也是1899年1月《中外日报》所刊《马氏文通》广告中没有商务印书馆署名的原因所在。“专印权”与正式版权应该有所区别。当时作者与商务或许就是这样约定的。随着作者的去世，版权由马氏家属继承，甲辰年十二月初版的《马氏文通》版权页印有“此书有著作权，翻印必究”的字样。在商务的书目中，该书虽已被列为“中学堂用书”或“文典”类书籍，但还是跟别的书有所区别。张元济1919年4月12日的日记“编译”栏有一条关于《马氏文通》版权的重要记载：“叔良来言，马眉叔之子马幼眉来言，《马氏文通》租约尚有两年，愿将版权让给本馆，或售与他人，酌行赔偿。当查契约系民国二年所定，共十五年，为期尚远，现可不谈。当将契约打出一分，交叔良转付一阅。”（《张元济全集》第7卷第53页）由此可以进一步证实，《马氏文通》由“专印权”到“租约”15年，再到租约到期有个过程。商务印书馆为保障作者权益，严格履行契约，从夏瑞芳就开始，好传统为张元济发扬光大。

甲辰年上下册版《马氏文通》到1927年1月出至19版，1932年9月出版国难后1版，1933年10月出版国难后2版，后还有《万有文库》六册版等，一直畅销不衰。顺便一提，《商务印书馆120年大事记（1897—2017）》中的“1898年”部分记有“出版马建忠《马氏文通》（木刻本）”一条，年份不错，但明明是铅字排印，何来“木刻本”呢？不知依据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