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涌泉：作者、编辑的配合，是大型古籍整理图书出彩的关键

10月20日，第二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颁奖典礼在宋云彬先生的故乡浙江海宁隆重举行。浙江大学教授张涌泉先生主编、审订的《敦煌经部文献合集》获本届古籍整理奖图书奖。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

今天，我有幸站在“宋云彬古籍整理图书奖”的领奖台上，感到非常荣幸。

宋云彬先生是我敬仰的乡贤前辈，也是我国著名的文史学者。宋先生在中华书局任职期间，参与并事实上主持了二十四史特别是《史记》《后汉书》的点校工作，为这套史学名著走向普通大众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今天，我们仍能在他的日记和中华书局的档案中，看到他当年日以继夜超负荷工作的情景（1959年4月16日日记：“日记中断了两个多月，其原因为标点《史记》工作紧张，每夜工作到十点钟左右，筋疲力竭，无兴趣写日记了。”）。他工作细致严谨，一丝不苟，有时为了一个标点的改动、一个异体字的规范，也多方咨询推敲，或登门求教，或书信往还，决不轻易放过，让人感动感慨。作为这项文化普及工程的受益者，特别是作为宋先生家乡的晚辈后学，能有幸获得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古籍整理图书奖”，这是无比崇高的学术荣誉，我感到无上光荣。

借这个机会，我想向中华书局表示我的敬意。一部优秀的古籍整理图书的出版，不但需要好作者，也需要有好编辑，需要慧眼识珠的出版家。由于受我的几个老师的影响，我和中华书局有非常好的合作关系，跟书局的很多编辑甚至领导都有很密切的交往。中华书局的编辑、领导有个特点，他们不少人本身就是学者，属于学者型编辑和出版家，他们经常参加各类学术会议，了解学术动态；加上中华书局主办的《文史》《文史知识》影响很大，有很庞大的作者群。所以中华书局的编辑和作者的互动很密切。我的多部书稿，就是中华书局编辑看中后向局里推荐出版的。中华书局九十周年庆典时，我曾在《光明日报》发过一篇题为“我和中华书局一起获奖”的命题作文（这个题目据说是时任副总编辑顾青定的），就是谈自己和中华书局亲密的合作关系。这次获奖的著作《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更可以说是我们双方合作的典范。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属于我主编的《敦煌文献合集》的第一编。《敦煌文献合集》拟在系统调查搜集的基础上，把除翻译佛经以外的所有汉文敦煌文献汇为一编，并充分吸收海内外学术界近一百年来的研究成果，对这些写卷进行了详尽的校录、比勘、考订；全书按传统的四部分类法整理编排；整理工作包括定名、解题、录文、校勘等项；目的是为学术界提供一部校录精确、查阅方便的敦煌文献的排印本，成为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估计全书总字数将达五千万左右。

这部书规模浩大，而我当时刚刚从北京大学博士后出站回到杭州大学任教，毛头小伙一个，名不见经传，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竟敢不自量力提出如此庞大的敦煌文献整理工程，现在想想，都感到有点后怕。这个编撰计划刚提出来时，我联系了很多出版社，包括上海、杭州、四川的一些出版社，但到处碰壁。最后还是中华书局的编辑看中了，提前跟我们签订了出版合同，免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让我们可以放心地做下去。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正式编撰之初，编辑就提前介入，在我们提交样稿的基础上，我们一起商定了完善的体例，包括整理的方式，底本参校本的择取原则，用字的繁简，甚至包括版式、字号、字体等等细节问题，都已经事先商量设计好了，从而保证了全书体例的严密和完善。这部书排版难度很大。我曾在该书的后记中说，这部书堪称是“世界上造字最多的书稿（仅《王一》一篇，造字就达6736个，加上约有五分之一的造字需要返工，该篇实际造字约在八千个左右）”，“排版之难可登吉尼斯”。为避免来回折腾，2004年书稿交稿审定后，出版社又破例同意这部书就近在杭州排版。所以这部书的排版是在我办公室附近的浙江大学出版社排版公司进行的，录入员造字时，有时我们就坐在旁边，告诉她应该怎么造，保证所造的字不走样。需要时，我们就把责编请到杭州来，在宾馆里集中时间审读，一起商量解决排版中碰到的一些问题。正因为我们双方配合很默契，这部书后期的排版很顺利，排版质量也比较高。

总之，作者、编辑的配合，是一部大型古籍整理图书能够出彩的关键。承蒙评委和读者厚爱，《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曾先后评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入选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这次又荣获宋云彬古籍整理图书奖，这些荣誉的取得，既是我们作者团队努力的结果，更是作者与编辑合作配合的结果，荣誉也应该属于编辑，属于中华书局。所以借这个机会，我既要向中华书局的老前辈宋云彬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也要向中华书局的历任领导和编辑朋友表示由衷的谢意！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