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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景钦口述 我成为深圳首批19名义工之一，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情：因为分配到深圳工作，我成为单位团委工作负责人，在共青团深圳市委的领导下，我们19个人从一部热线电话服务深圳外来务工者开始，慢慢发展并注册成为全国第一家义工组织，到如今已有义工百万之众。 深圳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城市，在深圳做义工的机会是要抢的，成为一名注册义工还得参加培训。我很感恩能够来到深圳，成为深圳义工事业发展的全程参与者和直接见证者，为深圳成为“志愿者之城”做出了贡献，这是一份难得的荣耀。
到深圳的第一天哭了 1985年，我从华南师范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深圳市电子技术学校，来报到的第一天我就哭了。 电子技术学校在岗厦对面，福田区委旧址后面。到深圳之后，我打车去学校，司机以为我说的学校是附近的岗厦小学，就把我直接拉到了那里。岗厦当时又脏又乱，岗厦小学更是简陋，我以为这就是自己要工作的地方，眼泪不由自主流下来了。 其实在得知分配到深圳的时候，我还是很激动的，因为深圳是特区，很多人都很向往，所以毕业之后我背起包袱就出发了，但是万万没想到是到这样一个学校。 因为我是广东人，深圳刚建立经济特区之后，我曾有机会到深圳来。那时候我就知道，深圳到处都在进行建设，尘土飞扬，条件不是很好。但是真到了我要工作的地方，我还是有些不能接受。 下车之后一打听，我才发现是走错地方了，我的学校是不远处的另一个地方。学校刚搬到岗厦不久，出来校门口就是一片水稻田，没有正常的路，坑坑洼洼的。到学校报到之后，我成为一名班主任，班里的学生多是那种不好好学习的捣蛋分子。这些学生经常出去打架，他们的家里都对他们非常失望。怎样让这群学生遵纪守法是一个难题。而刚毕业的我只比他们大3岁左右，遇到这些学生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但是我一直认为人是会变的，所以我一直很努力地教育他们，他们也没有让我失望，两年后这些孩子的成绩几乎成了全校最好的，其他各方面也比较优秀。而我也和这批孩子共同成长，两年后我就被市里评为先进青年教师，慢慢地我也成了学校团委的负责人。
1994年，深圳义工教导残障儿童学裁衣。 一部热线电话起家 那时候我是一个比较活跃的青年教师，共青团深圳市委也知道我。1989年，团市委权益部一位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我，表示团市委正在筹备一个热线电话和一个信箱来为民服务，问我是否愿意参与其中。 当时，深圳的固定电话还很少，要开一部电话不但昂贵，而且要排很久的队，一个单位一般也就两三部电话。因此在我看来，能够接听电话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而且那时候我也年轻，愿意折腾，所以虽然当时连具体做什么我都不了解，我还是当即答应愿意参与这件事。 很快团市委把召集来的10多个人，一起聚到青少年活动中心的一个小小的办公室里，简单开了一个会，介绍了做此事的意图。因为那个年代来深圳的人，大多是孤身一人，有情感问题不知道找谁诉说，而且那时各级部门的服务水平也不如现在，有了困难也不知道找哪里咨询。所以团市委权益部牵头，要开通一条热线为民服务，来帮助这些人；另外还做了一个青少年信箱，接收各界的来信。 我们一共19个人，大家还都有本职工作，所以就每人每个月来值几天班，有空就来把信拿回去拆看、回复等。电话白天是团市委权益部的办公电话，晚上就是我们的服务热线。这19个人有公务员、律师、教师，还有金融从业者，大多是各个行业里的精英阶层。 为了尽快发挥作用，我们印了一张很简单的海报，印上热线电话号码和青少年信箱的地址，哪里人多就去哪里张贴。开始时人不多，真正运作之后，求助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我们除了听他们诉说，还会想办法帮助他们处理事情，尤其是一些欠薪问题。 记得有一次，一个工人在厂里面与主管发生误会，但是主管也不愿意听他解释，并且批评了他。一气之下，他一拳把车间的玻璃窗打破了。结果工厂就要这个工人赔偿玻璃窗，还要扣工资，之后还准备开除他。这个工人心里非常委屈，就打电话给我，诉说他的委屈。之后我就问他：“心里的委屈说了之后，有没有舒服一些了，手上的伤怎么样了？”他说伤没事，最郁闷的是本来是到深圳挣钱的，结果要被厂方扣掉很多钱，希望我们帮忙协调一下。我就找到他们厂的负责人了解情况，花了两个多星期，把事情协调好了。厂方让他把玻璃窗修好，那主管态度不好，冤枉了他，要向他道歉。最后他也没有被开除，也没有被罚款，他很满意，我自己也非常满足，觉得我的付出很值得。 不被理解的“义工” 刚开始的两年，我们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接电话和回信。但随着知名度越来越高，我们19个人就远远不够了，我们开始思考扩充队伍。 1990年4月我们成立了联合会，让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个工作，这是深圳、也是中国内陆第一个义工法人社团。慢慢大家的需求越来越多，热线电话和青少年信箱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了。我们觉得应该为社会做更多的事，就开始做一些专门针对特定人群的工作。 我们的服务项目就开始扩大，比如为老人服务、为残疾人服务等。我们慢慢吸引了媒体的关注，而关注多了，质疑也就来了。 那个年代大家对义工认识还不到位，很多人都说：“哪有这么好的人，这些人就是为了出名。”包括媒体也在问我们，来深圳的人都是为了挣钱，怎么会有人无私奉献。因此，我们对外都不敢说自己是义工。曾经有一个伙伴说：“在单位，千万不要和同事说你去做义工了，那样他们就会说，既然你有时间去做义工，那就在单位多干点活吧。单位有点什么活都会让你去干。”所以最初做义工，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而且我们最开始并不叫义工，而是叫做社会工作者，因此义工联最初的名字是青少年社会工作者联合会。 深圳毗邻香港，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的电视，发现国外很多地方都有义工，我们就认为他们的“义工”，就是“义务工作”的缩写。我们的工作是专门奉献的工作，也应该是义务工作，所以就改名为义务工作者联合会。 其实义务工作和义工并不是一回事。“义务工作”带有强制性，比如依法纳税是公民义务；而义工就是义工，英文是“volunteer”。经过翻阅文献，我发现，在新中国成立前华人社会里就有“义工”这个词，我就喜欢上了这个词。因为“义”是贯穿中国传统道德的主线，有奉献的意思，从此我们就叫义工了。 “红马甲”遍布深圳 1992年，我到团市委工作，那时候大家开始讨论义工工作，以及义工的规范化等问题，这就要涉及到义工的起源，所以开始找最初的19位义工，但是找来找去只有18个，其实我就是第19个。因为我在团市委工作，他们在外面找，自然找不到我了。我是这19名义工里年龄最小的，我的义工编号就是19号。 当时我意识到义工的专业服务很重要，但是动员更多市民加入义工行列，提高整个城市的文明水准也很重要。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提出一个口号“有时间做义工，有困难找义工”。我是学习计算机专业的，开始对义工的专业培训之后，我就办了义工报，分享和传递义工的经验。现在义工联的展览室里，还有很多义工报，都是我做的。 后来深圳的交通开始繁忙起来，交警部门想要义工帮忙劝导市民文明过马路。我们的义工就挂一个服务证，走上各个路口劝导市民。 但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由于义工的标志不是很明显，我们劝导交通的时候，行人不理会我们。有义工阻止行人闯红灯，经常被行人一把推开。一些女义工的手臂甚至被推、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我就想，义工应该有自己的标志、形象，易于识别，而且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这就是后来深圳义工的红马甲。 其实在我们设计红马甲、红帽子之前，共青团中央曾经推出过一款蓝色帽子、白色衬衣的青年志愿者服装。但这套衣服在实际使用中面临两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第一因为帽子都是蓝色的，当一大群义工聚集到一起时，一片蓝色显得特别压抑。第二，深圳天气热，容易出汗，白色衬衣被汗水浸湿之后，就变成透明的了，这对于女义工非常不合适。 所以我们经过讨论决定，设计符合深圳实际的义工服装。于是我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来挑选布料、造型、颜色，最后确定为红色帽子和红色马甲，并把颜色定位为红色中的“玫红色”。刚好我们也有一个口号叫做“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穿上这身衣服，别人就知道你是义工，义工也成为深圳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首部义工法深圳诞生 我在义工联时，学习到很多东西，也处理了很多问题，同时从这种实践中，我认识到义工工作也要立法。义工工作不能是某一个人的想法，而应当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于是我们花了几年时间来推动《深圳义工服务条例》的制定，最终在2005年7月1日正式施行。 最开始时，我们先翻阅了大量国际资料，学习国外法律对义工工作的规定，包括如何规范义工的权利与义务，义工的组织形式等。我们也动员了一些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去提案。 1998年，我们就想把准备好的资料递交人大审议，但在立法过程中，有人建议我们学习国外的爱心银行，比如义工服务了10小时之后，相当于把这10个小时存在银行了，义工老了之后，可以获得被服务10小时的待遇。大家都觉得应该给义工更多的奖励和鼓励，但是我是强烈反对类似的制度的，我觉得这不符合义工的精神，义工应该是无私、不图回报的善行，不能太重视奖励。而且我们制定义工服务条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这种服务通过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最后征求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反复修改了30多稿。2005年2月25日，深圳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2005年3月30日，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推出了这部《深圳市义工服务条例》。 响彻全国的志愿者之城 从事义工工作前5年，我们大概有2000人，一直没有太大突破。大家一直想要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服务，所以没有广泛铺开。但是我觉得做义工应该是拿出一份心，哪里需要义工，义工就在哪里出现。 比如华强北的公交秩序一直是最乱的，我们的义工就到那里组织大家排队。刚开始很多人不理会义工，还说我们多管闲事，义工们就一直劝解，不管乘客如何嘲讽，我们不卑不亢。行人现在已经养成了排队的习惯。城市的文明不是空降的，就是这样一点一滴推动起来的。 1994年，我们开了第一届义工大会，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厉有为亲自来给义工鼓劲儿，对义工进行大力表彰和肯定，让义工们非常振奋。一直以来，深圳市领导非常重视义工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厉有为。厉有为退休后，我们有一个服务的个案通过媒体曝光了，他听说之后，让他太太把钱捐给我们，我们拿到钱之后才知道捐助人是厉有为的太太。 所以深圳义工有今天的发展，离不开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当然我们优秀义工的坚持也非常重要，比如丛飞、张建忠等。这是深圳义工发展壮大到现在百万义工的规模最重要的原因。 在深圳义工或者说志愿者的发展史上，2011年深圳主办大运会是一个不能忽略的节点。大运会开始时，我是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后来大运会志愿者的指挥部就设在活动中心，我就参与到这活动中来了。起初，我负责的是接待香港来的志愿者。但是随着工作的铺开，志愿者工作从宣传推广到招募、策划等，任务越来越重，团市委就要求我加入到这个团队中来。 当时深圳各界都非常重视大运会的志愿服务工作，时任深圳市委副书记王穗明甚至细心到连志愿者服装的布料、线头等细节都非常严格细致地把关。 我的工作是带动深圳的大学生志愿者，做好大运会的服务工作。当时我就提出要设置U站，即“U station”，为大运会提供高规格、一站式的服务。U站从装修到形象设计，我们都非常认真地去做。 我负责的其中一个重点工作是开幕式和闭幕式，为了完美做好这项工作，我们演练了很多天，每天的工作强度都非常大，这种情况下，如何让自己一直保持好的状态很重要，所以我们平常任何一次活动，包括吃饭都要让大家保持良好的姿态。 在整个大运会进行过程中，深圳志愿者展现出来的形象，令全社会刮目相看。大运会之后，深圳正式提出延续大运会的精彩，建设“志愿者之城”。 热爱义工不需要理由 我一直和大家说，要享受做义工的感觉，虽然有时候结局不是很完美，比如我们在医院的临终关怀项目。我们很努力地给他们筹集资金，做服务，但很多时候仍然不能延续他们的生命。相处很长时间之后，他们终究要走，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们就非常难过。 有些人甚至临终前给我打电话，说就想见我一面。我就拉着他的手，和他们聊天，感受着他的手从温暖到冰冷。这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我自己很多时候也走不出来，要靠药物来维持。 我们一个义工兄弟——张建忠得了癌症，送他走时，我问他这辈子有什么遗憾，他说这辈子没有遗憾了，唯一一点就是他得了病来不及回报帮助他的人。“我这辈子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加入义工，这让我觉得我的人生特别有价值，我觉得非常光荣。我控制不了我生命的长短，但是我可以控制我生命的质量。”说完这些话，他就睁着眼睛走了，我心里非常难受。还有丛飞，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最后也走了。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尽管义工的工作延续不了人生命的时间，但是能够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感受生命的美好，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就我自己而言，虽然我做过很多事，获得了很多荣誉，但是我还是觉得自己做义工做得不够好，我也没有做够，我很热爱义工的工作。 能够在改革开放早期参与到特区的建设，开拓特区的义工事业，这是我最幸运的事情，我很满足也很享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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