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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碑刻是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真实坚固的图文珍宝，它集历史、文化、文学、书法、镌刻、设计艺术于一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介绍二十世纪前期发现于山东济宁地区的东汉山阳金乡周掾祠堂画像碑。从规制，历史背景、碑记与画像内容等方面探究此碑所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及其书法、美术方面的文化艺术价值。 关键词：东汉碑刻，画像石，祠堂碑记，周掾 汉故山阳金乡周掾祠堂画像碑，立于东汉光和四年（公元123年）。二十世纪前期出土于山东济宁地区，碑身高112.5厘米，宽37.5厘米，厚29.5厘米，碑左侧有纹饰，右侧无纹，碑正有458字（其中4字残沥，1字不释）碑文，碑背无纹饰与文字。作为稀见的古代艺术遗存，此碑具有较大的历史文献与书法艺术、美术等方面的学术研究价值。其价值与《武梁祠石阙铭》《芗他君石柱题记》《许安国祠堂画像石题记》等相当，并独具特色。本文拟从以下七个方面对此画像碑记加以初步探究。 一、碑额 碑额方顶，题名下无穿孔，在穿孔的位置用线刻画了一个小圆圈表示。碑身内容分为三段。上段为碑额题名及左右吉语，中段为碑文，下段为吉祥寓意画像。 碑额： 其中碑额高15厘米，宽32.5厘米。纵向等分为三部分，中间部分高14厘米，宽10厘米，分两列界格，内容为碑名，隶书，阴刻： 汉故山阳金乡周掾祠堂。 共10字，每列5字，整齐排列，与一般汉碑碑额题名以篆书书写，并加以规整美化的风格不同，此碑碑额题名乃自然书写，不作装饰性处理，字形与笔法风格类似《礼器碑》。 题名左右两边列两幅小型阳刻浅浮雕带阴线画像，以题名为中心的对称关系，面积相等，高15厘米，宽10厘米。内容为汉代流行的阴阳题材。 两组宽带曲波纹紧贴题名两侧外缘，占据了画面的左侧，层叠贯通，上小下大，势如喷泉。 有两条鱼紧随波纹的动势与空隙，自上而下，游弋戏水，姿态矫健，刻画生动。鱼尾接近上方小曲波纹，鱼身作S形顺势而下，紧绕下方大曲波纹，两条鱼脊背都贯穿一条阴刻细线，增强其动感。左为阳，右为阴。为了区别阴阳，使左图中的阳鱼头藏于画像左下方大曲波文下，动态与浪头相合；右图中的阴鱼头偏于画像左下方大曲波文下，动态与浪头相离。 整个大曲波文和鱼身鱼头构成了画面下半部。 占据整个画面上方大部分面积的是两个大圆形，左阴右阳，左图圆形象征太阳，圆内自上而下纵向阴刻隶书“左阳遂”三字吉语，右图圆形象征月亮，圆内自上而下纵向阴刻隶书“右富贵”三字吉语，字形与大小、风格都与中部的题名相当。 吉语“左阳遂”，阳遂，一作阳燧，是古时利用日光取火的铜镜凹面铜镜。引申为清畅通达之意，在《周礼·秋官》有记载：“司桓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此中“夫遂”，汉郑玄注:“夫遂，阳遂也。”王充《论衡·率性》：“阳遂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炼五石，铸以为器，磨砺生光，仰以向日，则火来至。” “左阳遂”，“右富贵”也大量出现在两汉的砖瓦陶器上，作为一种常用吉语，流行于宫廷与民间。其意义类似于“天下大明”、“长乐富贵”等等。更重要的是反映出汉代阴阳思想的深入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层面，阴阳观念是汉代人日常生活的逻辑，思维和信仰的出发点，精神的归属。倒不是说汉代人人都是哲学家，具有阴阳对立统一的思想，能像王充一样思考的人毕竟是少数。正因为社会大众的普遍迷信阴阳鬼神、谶纬之说，王充才会去反思，然而他也没有否定天地阴阳思维模式的合理性。阴阳的观念可以是哲学，也可以是迷信，只是各个层次的人心理的追求有差异，各取所需罢了。汉代人是踏踏实实的相信鬼神和灵魂的存在。对于失去亲人的人们来说，阴阳观念之于他们的理解便是希望阴间灵魂真实存在。之所以不避风寒，市石名山，精心刻画，建祠立碑是着实希望死者在阴间的灵魂能够享用，甚或真心希望死者复生时可以用到这些美好的规制，碑文记载： 为掾立祠堂。市石名山，连车载之，不辟风寒，使师周调兄弟为治刻画，人马异行，三重光带，皆有文章，上瓦、云气、禽狩，悉皆备具以成之，后若掾复生，连车载瓦，逢掾可致。 二、碑文内容及解释 碑身中段是此碑的主体部分，高44厘米，宽37.5厘米。阴刻细线界格，线条平直劲利，十分严整，纵15列，横22行，共计330个空格。单个界格高2厘米，宽2.5厘米，没有丝毫的误差。但是文字并没有严格按照界格写入，由于碑文字数超出了界格的数目，以致将最后一列界格一分为二，缩小字形，刻写了两行文字，并且顺势延伸到碑身下半部分的画像左缘外侧。碑文为阴刻，隶书。释文如下： 汉故山阳金乡周掾祠堂 惟念家掾，字少豪，结偅好学，有文武。养育资财，孝弟慈思，父母仁义，四邻敬重，乡里行成。于内表具贤士，乡里官侍所称举。父子宦于金乡，有义理，尽敬官簿，历诸曹掾、史掾。子男孟，贼捕掾，游激亭长。孟家□为人可利㕣，君自行逐捕到魏郡，来还道中被辟气，著床。掾为卜问，医药共尽，夫妻没亡，悲哀。遣选备具，掾感伤心，后三年，所被病著床，积有日，久消加剧，魂魄非扬远身，命在展烛忽绝，长归寞寞，奈何命有终始，不可追还，以立表示后生。 夫人惟念周掾体位中值,少小承事,门户政敦,致有訾财,父子相承事，言语有威。二男四女，各以成家。为孟儿客子娶妻，不相成就，后为娶会谢氏子女不蒙氏登。子孙别离，恨不尽子道，前后连逢衰央，卜问解奏，不为知闻，抢地哭天，涕泣交彦，祖葬十物备具，持伏三年。竭力尽中,为掾立祠堂。市石名山，连车载之，不辟风寒。使师周调兄弟为治刻画，人马异行，三重光带，皆有文章，上瓦、云气、禽狩，悉皆备具以成之，后若掾复生，连车载瓦，逢掾可致。 夫人嫁娶皆乡里四姓，大女夫朱车，弟女夫成仲，弟女夫魏由，小女夫伯客，孟子女字姜，夫魏辅，车军。客子嗛苦用心，为妪市石负道，不辟冰寒，若子乌异也。□牧诸偅，四海士来入堂中。但愿食无□□之寿万年。 光和四年太岁辛酉十二月成，此中□马、禽狩，皆食太仓，饮江河。 此类祠堂碑记文章在过去已出版的金石或文学著作中罕有著录，近年出土频率与保护的手段都高于以往，所以好之者记载详备并且研究深入，本文可名为《汉周掾祠堂碑记》，简称《周掾碑》。其中具有汉代独特的文化意味，既有官方文辞的典雅规范，也有民间文学的俚俗简朴，还有不少令人费解的古奥之辞，现就笔者所识作一些通俗的解释如下： 汉故山阳金乡周掾祠堂 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封梁王武之子刘定为山阳王，分梁国东部数县置山阳国。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山阳国除为郡。 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省爰戚，置金乡。属兖州山阳郡管辖。今属济宁市。 墓主周掾，属地方小官吏，不见于史籍。山东济宁周氏宗族大概与周公旦有关，后世孔孟继之而出，此地人物受儒家文化影响甚深远，加之经济发达，以致后世厚葬成风，民间流行建祠立碑。 以上十字为隶书碑额。 惟念家掾，字少豪，结偅好学，有文武。养育资财，孝弟慈思，父母仁义，四邻敬重，乡里行成，于内表具贤士，乡里官侍所称举。 以上介绍碑主的基本生平概况。 父子宦于金乡，有义理，尽敬官簿，历诸曹掾、史掾。 曹掾、史掾都是汉代地方低级官吏，史掾比曹掾职位高。掾， 原为佐助的意思，后为副官佐或官署属员的通称，如掾史、掾吏、掾属、掾佐等。对于周掾周孟父子来说 子男孟，贼捕掾，游激亭长。 周掾之子周孟做了武职贼捕掾和游激亭长，是乡里主捕盗贼的官员。碑中游激二字为异体字，与游徼、游击通。 孟家□为人可利㕣，君自行逐捕到魏郡，来还道中被辟气，著床。掾为卜问，医药共尽，夫妻没亡，悲哀。 魏郡：西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置魏郡，辖十八县。东汉时，辖十五县，郡治在邺，属冀州。辖境相当今河北大名、磁县、涉县、武安、临漳、肥乡、魏县、丘县、成安、广平、馆陶及山东冠县。 被辟气：感染瘟疫。《资治通鉴》第五十八卷汉纪五十孝灵皇帝中光和年条下记载：光和二年（179年）“春，大疫。”光和五年（182年）“二月，大疫。” 遣选备具，掾感伤心，后三年，所被病著床，积有日，久消加剧，魂魄非扬远身，命在展烛忽绝，长归寞寞，奈何命有终始，不可追还，以立表示后生。 “非”通“飞”。这段说明立表（碑）的缘由。这段文字骈散结合，颇具《汉书》、《后汉书》的文风，也与后世隋唐墓志骈散结合的行文习惯及文风相似。 夫人惟念周掾体位中值,少小承事,门户政敦,致有訾财,父子相承事，言语有威。 “訾”通“资”。周掾夫人提议和主持建祠立碑之事，此处叙述了周掾父子的家世、德行。 二男四女，各以成家。为孟儿客子娶妻，不相成就，后为娶会谢氏子女、不蒙氏登。 交代周掾后代的状况。按不蒙氏，为西羌复姓，一作夫蒙，著名的《光武将军产碑》题名夫蒙者有29人，如：功曹夫蒙进、主簿夫蒙大祁等。《元和姓纂》卷十：“不蒙，音梦，西羌人。”《魏书》中之《恩悻王遇传》载王遇“与雷、党、不蒙，俱为羌中强族。” 汉代以后夫蒙氏在全国分布范围较广，后变为蒙氏与马氏。 子孙别离，恨不尽子道。前后连逢衰央，卜问解奏，不为知闻，抢地哭天，涕泣交彦，祖葬，十物备具，持伏三年。 “卜问解奏，不为知闻。”《芗他君石柱题记》作：“卜问奏解，不为有差。”“解奏”意为解除的趋势，“奏解”意为趋向解除。“不为知闻”意为所祷告卜问的神灵未得知闻，未显回生之功，最终病人亡故。“不为有差”意为未得痊愈。差通瘥，痊愈之意。彦即颜。 “祖葬，十物备具，持伏三年。”葬于祖茔，一应丧用卤簿俱全，守孝三年成礼。 竭力尽中,为掾立祠堂。市石名山，连车载之，不辟风寒。使师周调兄弟为治刻画，人马异行，三重光带，皆有文章，上瓦、云气、禽狩，悉皆备具以成之，后若掾复生，连车载瓦，逢掾可致。 这段说明建立祠堂的艰难过程，豪华的规格，全面的设置以及祠堂的功用，说明这些设置为的是如果祠主复活，这些设置便可为其所用。 此处还说明了刻画装饰祠堂的画师、刻工姓名，是周调兄弟做的。“三重光带”说明刻画的画像分为上中下三层，横向延伸的图像，名为光带。文章即纹饰，即其时代流行的神仙题材的各种图像。 夫人嫁娶皆乡里四姓，大女夫朱车，弟女夫成仲，弟女夫魏由，小女夫伯客，孟子女字姜，夫魏辅，车军。 周掾父子去世后，由周掾夫人主持家务。为四个女儿及孙女（即周孟之女）都找到了好人家出嫁了。 客子嗛苦用心，为妪市石负道，不辟冰寒，若子乌异也。 前文交代周掾生二子四女，客子应是周掾的二子，周孟的弟弟。助其母修造祠堂，不遗余力，与长子周孟无异。嗛通艰。 □牧诸偅，四海士来入堂中。但愿食无□,□之寿万年。 这句是汉代祠堂、墓室画像题记常用的套话。表现出汉代山东地方人的豪爽与仁爱之风乃至慈悲之情。 光和四年太岁辛酉十二月成，此中□马、禽狩，皆食太仓，饮江河。 光和四年即公元181年，为东汉灵帝年号。后句也是汉代祠堂、墓室画像题记惯用的套话。 以上文辞对于研究东汉时期的社会风俗，政治状况、经济思想等方面，文中有些语词和修辞与《汉书》、《后汉书》中的文辞、文风相似，甚至于个别词语相与吻合，或对于古典文学和历史研究也有裨益。 三、 碑刻文字补缀之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碑额的右侧刻有8个字：“连车载瓦，逢掾可致。”初读如横空出世，不知所云，及至读过碑文，才明白这是碑文正文的最后一句。由于书写计算失误，或书丹较随意，写的比预计的大了些，以致碑文界格内不能容纳全文，才将剩余的碑文补写于碑额右侧这个最恰当的地方。合并上文，补全如下： “祖葬十物备具，持伏三年。竭力尽中,为掾立祠堂。市石名山，连车载之，不辟风寒。使师周调兄弟为治刻画，人马异行，三重光带，皆有文章，上瓦、云气、禽狩，悉皆备具以成之，后若掾复生，连车载瓦，逢掾可致。”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碑身下部的画像左侧边缘，写着写着写不下了，只能灵活处理，使得其所。此处补了10个字，其中有2字残损不存： “但愿食无□□之寿万年。” 但这并非文章的结尾。随后又发现在碑身中段刻写碑文的第一行也在界格之外，内容如下： “光和四年太岁辛酉十二月成，此中□马、禽狩，皆食太仓，饮江河。” 因起头是年号，所以空出两格以示尊崇，结尾与碑文下端平齐，初读则以为是文章首句，但总觉得有脱节之感，当读过《許安國祠堂畫像石題記》与《芗他君石柱题记》两篇文章，再参照其他当时此类文章的行文习惯，才知道这也是一处补文，应该是全文最后一句。以上两句是补了又补，补中有补。合并上文，补全全文最后两句如下： “□牧诸偅，四海士来入堂中。但愿食无□□之寿万年。 光和四年太岁辛酉十二月成，此中□马、禽狩，皆食太仓，饮江河。” 故在释文时，排除三处补文的“故障”，按照正确行文的习惯将三处补文作调整后释出。 汉代是个十分讲究秩序的时代，不仅在政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方面表现突出，在文学上流行结构严整对称的汉赋，建筑也讲究严格的中心对称布局，碑版有界格。总之汉代官方造物是工循尺度，事有理法，处处讲规矩，少有打破规范而能成立的事。而从《周掾碑》画像中可以看出民间工匠的随机应变的机巧和小心翼翼突破规范的可爱之处，他们的突破在于把差错和纰漏变成合理和完整。巧妙的是，这三处补文在视觉形式上正好形成旋转对称的构成形式，无损于全碑整体的美感，而是平添了一分灵活机动的气息。可见在艺术创作中规范是为了达到完美，但为了追求完美，有时是需要打破规范，因地制宜，创造更适宜的形式。 四、碑文记事及相关历史问题 此碑记述碑主周掾及其子周孟同在地方为官，而先后患病亡故，周掾夫人及周孟之子为他们立祠堂，树碑纪念的事。 1、碑主身世及官职问题 此碑出土于山东济宁地区，属于周孔文化的发源地。 据《鲁世家年表》记载：“乙卯周武王十三年封周公于曲阜国曰鲁。”又据《元圣裔周氏族谱》记载：“周氏世系，始祖周文王第四子，武王同父之弟，讳‘周公旦’也，佐武王定天下，肇封于鲁，未就封，留相王室食邑歧周，后相成王位，冢宰建官立政，制礼作乐。”后来在曲阜诞生了孔子。 碑主姓周名掾，可以看出其家庭秉承着西周以来的儒文化，对他的期望是进仕做官，自幼结伴好学，从文习武，期望身有豪气，建功立业，成为英豪，取字少豪，也反映出其人的追求。有孝弟仁义的德行，且能与家族共用资财，这在当时重视儒家伦理道德的社会背景下是最受人尊重的做法。正如高达观先生在《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一书中所认为：中国家族社会的特性就在于它的宗法精神，包括孝、悌、贞、顺、同居共财，尊嫡立嗣，尊卑男女名分，家长权威及家族仪式。这些精神完全是儒家所倡导的。那么周掾父子被举荐入官府做些辅助性的工作是顺理成章的事。 关于周掾父子得官之途径，碑文中并没有直截了当、肯定的说周掾是以举孝廉而得官，只说因为德行才具兼优，得到“乡里官侍”的举荐： “养育资财，孝弟慈思，父母仁义，四邻敬重，乡里行成，于内表具贤士，乡里官侍所称举。” 此中“表具贤士”当是有将有才德的平民由官府提拔或向官府推荐任用为小吏的事，当然不如州郡长官举孝廉的级别高以及更加正式和光荣。 汉代察举孝廉，例为岁举，即郡国每一年都要向中央推荐人才，并有人数的限定。汉武帝以后，察举一途成为入仕的正途，举孝廉亦成为一种政治待遇和权力。但鉴于各郡国人口多少不同而名额相同造成的不公平，故至东汉和帝永元之际，又改以人口为标准，人口满二十万每年举孝廉一人，满四十万每年举孝廉两人，以此推之；人口不满二十万，每两年举孝廉一人；人口不满十万，每三年举孝廉一人。 又两汉的察举与考试是相辅而行、相互为用的。察举加考试，是汉代选官制度中的两个重要步骤。察举之后，是否选得其人，还要经过考试，而后才能量才录用。郡国岁举的孝廉，要到京师之后，还要依其科目与被举人的学艺不同，由公府分别加以考试。孝廉考试的内容是“诸生试家法（指所学某一经学大师的经说），文吏课笺奏”。之后还要经过复试才任命官职。显然，碑主父子并未经过这些程序，固非举孝廉得官。 又汉代被举人的资历，大多为州郡属吏或通晓经书的儒生（诸生）。而碑主周掾“结偅好学，有文武养育”而已，未达到被举孝廉的条件。再者孝廉的举荐人为州郡的长官，而碑主父子乃为“乡里官侍所称举”，故不应该是举孝廉。再者，依被举孝廉后的任用升迁情况来看，在中央以郎署为主，再迁为尚书、侍御史、侍中、中郎将等官；在地方的则为令、长、丞，再可迁为太守、刺史。碑主得官“历诸曹掾、史掾。”并未按制授为令、长、丞等官职。 按东汉衙署分曹办事。各曹有掾与史，掾为长而史次之。掾史由主官自行辟任。辟任后上报者，公府属吏官秩可至四百石或三百石；不上报者，通常为一百石。各地郡守、刺史、州牧可自行任免。碑主周掾及其子周孟大概都属于后者。 关于周掾父子得官之途径既然不是举孝廉，大概和家有资财有关，汉代有“素封”之制，有汉文帝采纳晁错建议允许民人入粟拜爵，汉景帝复修拜爵令，汉武帝又准许平民入财者得补郎，入粟者补官，赀五百万得为常侍郎，即“赀选之制”。作为“举孝廉”制的补充的“素封”、“赀选”之制，在地方是合法合规的，在基层官吏的实际操作中恐怕也是可以按照“举孝廉”与“素封”、“赀选”之制双重标准而降低标准，只要能满足官府工作的实际需要，是可以灵活机动处理的，碑文中记载： “周掾体位中值,少小承事,门户政敦,致有訾财,父子相承事，言语有威。” 2、汉代平民家族建祠堂立碑之事 祠堂的涌现与家庙、神庙有着极大关联，封建社会是最大的家庙当属帝王们的太庙，其次便是各路诸候、士大夫的宗庙，这是按照《周礼》的规定，一级一级下来，非王公重臣没有资格建家庙。没有家庙，普通庶民只能路祭。 民间祠堂是从西汉开始出现并逐渐兴起的，汉代祠堂是建筑在墓前的祭祠场所，祠堂多为石质，故称石室。根据祠主财力、身份，祠堂建造的规模大小不一，常见的形式有：由基石、左右侧壁、后壁、屋顶和屋脊组成的双开间悬山顶式；由基石、左右侧壁、后壁、屋顶和屋脊组成的双开间悬山顶且后带小龛式；由基石、左右侧壁、后壁、屋顶和屋脊石组成的单开间平顶式；小龛式等四种。祠前通常有供案，有的案上刻画杯盘盛鱼、鸡等生活用具。 一般祠堂都刻画画像，其东西壁和后壁刻画有画像，有历史故事、孝子列女、义士忠臣、歌舞宴饮、百戏杂技、车骑出行、庖厨狩猎、死后升仙、神人鬼怪、祥瑞辟邪和祠主受谒等场景；屋顶刻画有升仙、辟邪和神话场景，具有浓郁的时代特色，显示出厚葬的奢靡之风。 两汉时期，山东济宁地区的政治经济局面比较稳定，几乎没有收到战乱的影响，经济发达，加之儒学兴盛，经学大家与名儒辈出，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巨大。可以说地域经济因素，儒学所重视的伦理纲常，忠孝节义的思想价值观等导致东汉民间的厚葬之风盛行。以至于“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东汉时期的此类记载已不少见，也可窥见当时人对修筑祠堂之重视。直至后世对此现象也作为典型记载，如《宋书·礼志二》：“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 《后汉书·崔骃附崔寔传》载，崔氏家族因竭力建坟茔、修碑祠而倾其所有，导致家业败落，贫困如洗：“寔父卒，剽卖田宅，起冢茔，立碑颂。葬讫，资产竭尽，因贫困，以酤酿贩鬻为业。(寔)建宁中病卒，家徒四壁立，无从殡殓。” 又如《许安国祠堂题记》所记祠主许安国仅为掾属秩百石，官小位卑，其卒后，父母及三个弟弟“以其余财，造立此堂”，“作治连月，功扶无亟，贾钱二万七千”。 以许安国的家境，耗资二万七千钱，历经数月修造此祠，可能要倾其所有。即便是中家的经济条件，也往往要倾囊而出。如《武梁碑》碑文就记道： “孝子孝孙躬修子道，竭家所有，选择名石南山之阳，擢取妙好，色无斑黄，前设坛墠，后建祠堂，良匠卫改，雕文刻画，罗列成行，摅骋技巧，逶迤有章。” 其石阙铭中记：“造此阙直钱十五万，孙宗作师子，直四万。” 《汉书·贡禹传》记载，当时民间“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后汉书·赵咨传》：“人力单于郦墓，玩好穷于粪土，技巧费于窀穸”。不惜“发屋卖 业”，倾家荡产。王符《潜夫论·浮侈》对此也抨击道：“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糜。主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麋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 碑文记载： “祖葬十物备具，持伏三年。竭力尽中,为掾立祠堂。市石名山，连车载之，不辟风寒。使师周调兄弟为治刻画，人马异行，三重光带，皆有文章，上瓦、云气、禽狩，悉皆备具以成之，后若掾复生，连车载瓦，逢掾可致。” 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周氏祠堂是由一组石质建筑构成，刻画画像，规模应该不小，至于属于那种石室类型，我们不得而知。根据出土的一些祠堂石室的大小规模看，这些祠堂是象征性的建筑明器，还应属于祭祀用器具，类似于墓前享堂，只是体量巨大，家人可以进入其中举行日常祭奠活动，正如《許安國祠堂畫像石題記》所记： “朝奠祭祠，甘珎嗞味嗛设，随时进纳，省定若生时。” 至于外人甚至是“牧马牛羊”等可以进入其中观看刻画和题记，借以宣传祠主家族声望。如《芗他君石柱题记》记载： “唯观者诸君，愿勿贩伤，寿得万年，家富昌。” 《许安国祠堂画像石题记》记载： “唯诸观者，深加哀怜，寿如金石，子孙万年，牧马、牛羊，诸僮皆良家子，来入堂宅。但观耳，无得刻画，令人寿。” 《周掾祠堂碑记》记载： “□牧诸偅，四海士来入堂中。” 但绝不至于像后世的人们可以在里面举行家族中各种盛大活动的祠堂。 此碑是在周氏“祠堂建筑”里面陈设的重器，具备汉代官方碑制的一些特点。碑文所记内容突出了祠主家族三代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仁孝忠贞的家风，以及后代家门兴旺的情况。 五、碑文书法艺术 汉代济宁地区上承周孔文脉，经学繁荣，经济、文化较为发达，一些官僚、地主和儒生重义崇礼，极力颂德，修墓建祠，大兴树碑之风，因而地上地下存有大量的两汉碑刻。济宁地区是中国发现和保存汉代碑刻最多的地区之一，有“天下汉碑半济宁”之说。据统计，目前已知的汉碑刻石藏量多达40种，占到全国汉碑存量的一半以上，其中汉碑21种，刻石19种，主要收藏于济宁汉碑馆、任城王墓、曲阜孔庙、邹城孟庙、嘉祥武氏祠等处，而且不断有新碑被发现。 济宁地区汉代碑刻，碑(刻石)身文字皆为隶书，碑额文字篆、隶书并存。根据其不同面貌可分为经典隶书和通俗隶书两大类型。经典隶书总的特点是端严整肃。笔画波挑明显，蚕头雁尾，婉转精到，结体方正，多取横势，或庄重或飘逸，法度森严，书风严谨，是汉代书法家的精心艺术创作。并且其碑皆为官方树立，而各具风韵，如《景君碑》字形修长，劲健古雅，尚有篆意，；《礼器碑》瘦劲如铁，变化若龙；《史晨碑》笔致流动，以韵见长。《武荣》、《鲁峻》碑，风貌多样，不失官体之法度，而各有奇趣。 通俗隶书总的特点是率意自然，笔画劲直，波挑率意自然，结体多取纵势，以方正为主，书写简练通俗，是汉代民间日常实用的隶书。济宁地区出土的两汉私家刻石多属此类。其风格变化多姿，如西汉的《北陛刻石》古朴粗犷，篆意较浓；《五凤刻石》、《禳盗刻故石》等，皆朴拙典雅，笔画质直，结体方正而无成法。《周掾碑》的书法风格也属于此类。 因为有了包括汉碑和汉简在内的这些实物佐证，才使今人真切地感受和把握中国汉字发展的全貌，从现存的碑刻中清晰地看到：现藏于曲阜孔庙的西汉《北陛刻石》、《五凤刻石》可使我们窥到汉字由篆入隶的发端；现藏于济宁博物馆的《穰盗刻石》（又名金乡西郭庄刻石》）所刻字体是一种古朴的、带有浓厚篆意的古隶；为世人熟知的《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均藏曲阜孔庙）等虽然风格各异，却都是隶书成熟时期的代表，历代被视作学写隶书的典范；新近在济宁市北郊萧王庄发掘的东汉任城孝王墓地宫壁石所刻隶字，向我们展现了区别于正规碑版隶书风格的汉代民间书法的独特风貌，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和艺术水平。 本文所述之《周掾碑》为新近出土的汉代通俗隶书石刻遗迹的代表作，保存完好。此碑立于东汉光和四年（公元123年），上书隶书456字。钟明善教授认为，此碑固然不是由官方名手书丹，不属于汉代一流的书迹，是由当地一般书手书写，与同时代的官制汉碑相比，其体量较小，但保存完好，字口笔画相对清晰完整，更加接近当时日常书写的自然状态，是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也是珍希的汉代书法遗迹。 此碑字形接近《礼器碑》，尤其接近书写较随意的《礼器碑》碑阴。书写时间地点也相近，《周掾碑》早于《礼器碑》33年所立，综合来看，《周掾碑》隶书与《礼器碑》碑阴隶书在伯仲之间，其书法水准不相上下。 《礼器碑》是孔庙中一块重要的官修碑刻，也是汉隶的代表作之一。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又称《修孔子庙器碑》、《韩明府孔子庙碑》等，东汉永寿二年（156）立。碑文记述鲁相韩敕修饰孔庙、增置各种礼器、吏民共同捐资立石以颂其德事。碑侧及碑阴刊刻捐资立石的官吏姓名及钱数。此碑是汉代隶书的重要代表作之一，金石家评价甚高，甚至被誉为汉隶极则。 清王澍在《虚舟题跋》中评此碑说：“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此碑最为奇绝，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 “惟《韩敕》无美不备，以为清超却又遒劲，以为遒劲却又肃括，自有分隶来，莫有超妙如此碑者”。 《周掾碑》碑文字迹清劲质朴，多出纵势，有一种典雅肃穆而又超然爽利的神采。笔画瘦硬刚健，雍容大度，款款而行，收笔转折多处方折直下，笔画多细如发丝而坚挺有力，瘦不露骨，不伤于靡弱，捺画多粗壮，有的粗如刷帚，却又韵格灵动，不显呆板。纵收得体，蓄势稳健，放笔恣肆，一任自然的书写感构成强烈的视觉对比，局部字形和笔画多少带有一些和汉简墨迹很相似，多在收笔重按斩截处与减省连带之处。章法大小疏密皆不经意，有一种自由变化之美。 《周掾碑》隶书总体属于平正端庄、俊挺宽博一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文章内容有悼念的悲伤基调，故书写者神气内敛，时时控制，引而不发，反而衬托出蓄势待发的飞扬恣肆的笔势，细细玩味，韵味无穷。通篇看来自然和谐，质朴典雅，阳刚俊美。其掠美之处在于刻工多以单刀直行，没有严格按照书丹的线条完美体现，致使有些笔画显得单薄细弱，但是不害其文化价值。 《周掾碑》属于新近发现的汉碑珍品，单就其书法艺术价值而言，不在《芗他君祠堂石柱题字》与《安国墓祠题记》之下。《周掾碑》与《武梁祠画像石题记》、《芗他君祠堂石柱题字》、《安国墓祠题记》一道，必将以其独特的史料、文化、艺术价值为更多的人所喜爱，去学习研究。 另外，碑文中还有不少的异体字，可以作为汉隶俗写的参考资料，如“孟”、 “游”、 “激”、“士”、“育”“奈”、“选”、等字。 六、画像内容与装饰艺术 画像位碑身下段，与碑文的开面大小相当，高42厘米，宽32厘米。画面内容为汉代神话传说与世俗生活的结合，有扶桑树，立马、仆人、鸟、巢、雏、猴、挂具、盛储具。 此幅画像给人的整体印象是在一棵枝繁叶茂，飞鸟起落的扶桑树下站立着一匹健硕的马，马前马后各立二位仆人，各有所司动作。画面可分为上下两部分，占据面积大致相等。下部中心是粗壮的扶桑树主干，在画面二分之一处开始分为三叉，在这开始分叉的主干顶端似乎有个树洞，里面刻画了一只正面蹲猴，露出上半身。 三叉树枝以S形向上盘绕，占据了整个画面上半部分，枝条上面互生处繁茂的树叶和花朵，枝叶空隙处刻画了众多适合空隙面积的大小不同的鸟。其中四只鸟已经飞进画面，分布于树冠四角，张着双翅作作向树心鸟巢飞趋之势，或准备着落，飞翔姿态张弛有度。树冠顶部两侧各自侧身伏卧着两只羽毛华丽、拖着长尾的大鸟，也是画面中最大的两只鸟，细看体态左肥右瘦，长尾上面刻画着不同的花纹，似乎在有意区别一雌一雄。树冠周围还有七只鸟从外面飞来，刚刚飞入画面，露出鸟头，鸟身隐没在了画像边框外。有两只鸟藏身树枝上下方，似在寻找蛀虫。鸟身与枝叶互不重叠。 在画面中心树枝S形交叉的地方按照上下的位置关系刻画了两窝鸟巢，里面各有三只雏鸟探出头来，似乎在等大鸟哺育，形态自然传神。 主干分叉出的三条大枝条又分出四条小枝，七条树枝都以S形生长并均匀分布，左右对称排列形成扇形树冠的支撑结构，七条树枝的末梢都是盛开的鲜花，呈扇形二层叠。还应注意的是在主干分叉的其中一枝根部悬挂着一只带盖的竹篮状盛储器具，位于树洞蹲猴的右方，位置略低，不详为何物。我们可以猜测此物的功用大概有几种合理的可能：或是用来盛放喂马的饲料，或是盛放猴子食物的篮子，或是用来盛放鸟食，或是盛放人们享用的饭食，或者用以采集花瓣和树叶，或者就是一只蜂房。 这幅画像枝繁叶茂，群鸟起落，有人有马有猴等等，乍看起来比较杂乱，但细细看来，却有着严格的骨骼结构与规整的外轮廓，比例适合、尺度恰当，点、线、面分明，黑白对比强烈，体现出强烈的节奏、韵律之美。 综合树上刻画的猴、鸟以及树本身的这些特征说明，此画像所表现的树是一棵扶桑树。 各种树是汉代画像石中的一大题材，人们往往根据当时流行神仙之说来判断画像表现的是哪个神话内容，附会最多的往往是月中桂树，蟾宫折桂象征着加官进爵，有人认为是“射侯射爵”，等等不一而足，笔者认为，对于此类问题，要区别对待，据图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因为我们熟悉的连理树、若木、摇钱树、羲和、扶桑、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几个神话传说就一概而论此类题材都和这有关而不进行深入研究，也不能因为和林格尔汉壁画墓中射鸟图旁边的铭文“立官桂树”就得出此类树都是桂树的结论。 汉代迷信，神仙思想流行，同时儒家伦理秩序、社会政治、经济、地域文化、物主的个人和家庭等因素，还有我们尚未了解的古人的生活中的事等等，都是我们分析判断问题时要考虑的对象。如此说来，对于周掾祠堂画像的内容与题材，我们就有必要再进行一番详究。 1、射侯射爵 对于此类图像，这种说法最为普遍，射侯射爵是两周以来形成的射礼的组成部分，射礼作为嘉礼的一种,是古代礼制的重要内容,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射礼融合了射猎生产活动，秩序与规范、典雅与力量等美的意味和尊贤崇德德儒家传统思想, 兼有祭祀和德育的功能，在《仪礼》中有明确的记载，它被历史传续,其中也有世俗化的变迁。把汉代所有的鸟树猴组成的图像做如此单一的解释还是欠妥，因为民间美术具备综合的、多变的和多元的意象特征，面对古代的图像遗存，应该说所有我们现在能想到的、能猜到的和能证明的解释都不能完全涵盖图像形成的当时的意蕴。 2、猴、鸟与西王母 汉代神仙之说与追求长生不老的思想很流行，托名班固所作的《汉武帝内传》中记载西王母降临汉宫，武帝从之受长生不老之术。可见西王母在汉代人的心目中无疑是位身份显赫的神仙。《山海经》记载了诸多关于西王母的神话传说，经过后世学者的考察研究，现在我们明白西王母的原型乃是猿猴之类，这是个在学术界充满争议的问题，即华夏民族猴祖与鸟祖的母题，容我们稍加梳理才能了解本画像中的猴和鸟到底何意。 古人对猴和鸟的认识和观念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最初大概是生殖崇拜。可能是人们崇拜猴子和鸟的强大的生殖能力和生存所需的矫健的身手和轻捷飞腾的本领。 其次是祖先崇拜。华夏古人确没有把自己与自然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他们最崇拜的动物是猴、猪与鸟，此三者一开始具有了祖先和源出的地位，成了“敬天法祖”的直接对象。从西戎、古羌的以与乌鹊杂处的猴类为祖，到炎黄二帝，以鸷鸟为图腾的少昊，以凤为图腾的舜，以及尊禺(禹)为祖的夏，以夔为高祖的商，以燕子为图腾的秦，等等，是一个新的图腾不断形成分化、而源图腾崇拜逐渐异化的过程。一幅华夏文明起源图卷，就是由猴、猪、乌的活动形迹贯穿起来的。从红山文化到商周青铜器出土了大量的猴和鸟及鸟喙猴人结合的造型，这种结合也可以看做是猴祖观念、鸟祖（卵生）观念的情景再现，以及灵魂可以互相寄生观念的常见表达方式。 先秦时代，黄帝就已经被中原王朝及各诸侯国统治者尊为“始祖”了，但在古代的各种图像和记录中，黄帝又多是以猿猴的形象出现。《山海经》把黄帝写作“轩猿”。“猿”字从“犬”从“袁”，脱去兽体的“犬”旁就成了“袁”。“袁”义训“元”，有元始之意，可见在无意识之中把“猿”当做祖先和根源的意识孑遗。猻字在古代汉语中指猴子。它也可能是猴祖习俗的产物，或许“孙”的本义就指小猴子。 由于古人认定远古圣贤很长寿，他们也认定猴子很长寿，如《抱朴子》曰：“猿寿五百岁。”这是猴祖观念的一种曲折反映。这也成了后世以猿猴为长寿象征的早期记载。 再次便是神仙崇拜。《山海经》记述最多的动物之一就是猿猴一类。袁珂先生认为在愚公移山的寓言里移山的夸蛾氏属于巨人族，与夸父同为一族。 夸父又名举父，他的原型正是猿猴。《山海经·西山经》称崇吾山：“有兽焉，其状如禺而文臂、豹虎（尾）而善投，名曰举父（或作夸父）。”禺即猿猴，也就是说夸父族的图腾是猿猴。 《山海经》提到世有“羽民国”，国中皆是“不死之民”。并说楚都之荆山上“其神状皆鸟首而人面”，也与此物吻合。屈原《楚辞·远游》：“仍羽人于丹丘（昼夜交替之处）兮，留不死之旧乡。”东汉赵晔著作《吴越春秋》中所述袁公与处女比箭，而后化成白猿离去。晋代王嘉《拾遗记》记述了三国时期被人称为“后圣”的学者周群游岷山采药遇到白猿授书的故事，等等都与神仙有关。 直到汉代，猿猴形象成为一个多元混合的民俗意象符号。 “侯”，是对美猴的称赞，引申为一种美。《诗经》上有“海直且侯”一句，《韩诗》解释说：“侯，美也。”转引为 “公、侯、伯、子、男”中的“侯爵”。又泛指封有爵位的地方君主，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诸侯。至于汉代，社会崇尚建功立业，封侯拜将。于是谐音的作用使“猴”增添了一种吉祥的象征意义，故汉代宠猴、戏猴之风盛行。 在《海内北经》中记载：“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 又在《大荒西经》中记载：“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 又《穆天子传》记载西王母为穆天子的歌吟：“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於鹊与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女。” 综合上述，结合时代背景，在本画像中，我们可以看到与乌鹊杂处、穴居的猿猴无疑就是西王母，既然猴、鸟共祖，那么树上的鸟儿就很好解释了，至于巢中雏鸟，乃是表达子孙繁衍，家族兴旺，生生不息的愿望。 总之，猴文化和鸟文化包容着史前图腾文化的母题，在我国有极其悠久的历史渊源，是各种不同时空文化相混合演变成的一种民间信仰。不论是生殖崇，还是祖先崇拜、神仙崇拜，到了汉代，具有强烈神话色彩和特定指向意义的猴和鸟都成了可以代表祖先和子孙兴旺的具有吉祥寓意的动物。 3、“马上封侯”之“蜂” 对于本幅画像，还有一种民俗的解释，即“马上封（与蜂谐音）侯。” 如果本图是马上封侯的寓意，显然我们在画像上看不见蜂的形象，那么挂在树上的这只篮子便可以附会为汉代的“蜂房”。姑且作为一种牵强附会的假设，有必要对古代养蜂用蜜和蜂房的历史加以梳理说明，以便佐证这个假设。 战国秦汉时代，贵族尤其注重养生，蜂蜜成为养生美容的佳品。 东汉时期人工饲养蜜蜂已经比较普遍。《淮南子·氾论训》首次描述“蜂房”，并指出其大小“不容翰鹄卵”。许慎《说文解字》释“蜜”为“甘饴”。其时对蜂产品的利用已经发展到医药、印染、制烛。《神农本草经》已将石蜜、蜂子、蜜蜡列为医药“上品”，指出蜂蜜有“除百病，和百药”的作用。而且发现蜂子有抗衰老、滋润皮肤的美容功效，若“久服(蜂子)令人光泽好，颜色不老”。 魏晋南北朝时期，张华《博物志》中明确记载山区养蜂者“以木为器”，“以蜜蜡涂器内外令遍，安檐前或庭下”，诱引野蜂“春月作窠生育”的方法。郑缉之在《永嘉地记》 记述了家中人“以蜜涂桶”诱引分蜂群“举群悉至”的技术。这一时期已将移养后的半野生态的蜜蜂诱养到仿制的天然蜂窝或代用的木桶蜂窝中去，逐渐向蜜蜂家养过渡。 看来在注重养生的汉代及其以后，蜂蜜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以上只是作为一种可能的猜想和引申，必不能证明画像中那只树上挂的篮子状盛具就是汉代蜂房。 4、“马上封侯”之“马”与“却走马以粪” 马因其强劲豪迈，轻捷敏锐，平和合群，姿态俊美。自古被人们视为祥瑞。孔子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郑玄注曰：“德者，调良之谓，谓有五御之威仪”，包括性、情、志、威仪。孔子心中的马指才德兼备的英雄。孔子授徒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御术是古代君子必备的基本素质。《战国策》中记载了伯乐相马、千金买骏骨、伯乐一顾等关于马的故事，都是以马喻英雄。蹄尘十丈、风驰电掣，日行千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也是当时社会中士阶层的象征。 本画像中扶桑树下立有一匹体态健硕的马，形象大方简洁，这种以化繁为简的表现手法使得整幅图装饰感较强。有趣的是，马前面站立有一仆人在梳理马前胸的皮毛，马后地面上遗落了三颗（代表一堆）马粪，一仆人弯腰在用专用工具往类似簸箕的盛储器里面钩取马粪。用这种生活化的场景表示对先人的服侍与孝敬之情，也显示出家族财资的富有，事死如事生，在家人的愿望中幽冥世界与现实世界是一致的。 也有人认为拾马粪的图像源自老子《道经德》第四十六章：“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因为同类题材的画像石在陕西米脂、绥德，山东滕县都有发现，看来在汉代是比较流行的一种题材，以此表达天下太平无战事，百姓安居乐业。有的学者认为和“却走马以粪”没关系，或可备为一说。 汉代以至于后世漫长的农耕时代，马在战时是驰骋疆场的战士，平时马成为一种身份和财富的象征，汉武帝爱马成痴，贵族阶层中养马、爱马的风气尤盛。这种风潮体现在现世生活中，多为战斗、出行和田猎。同时，汉代人追求长生不死，在幽冥世界，马也是必不可少的伴侣。基于此种想象，汉代墓葬中充满了升天成仙的画像，而此类画像中也少不了马的倩影。 汉代工匠在具体制作描绘画像石的马时，经常追求马的规范化，比如马头小、细腿、大蹄，精神饱满，体态健壮，充满力感与阳刚美。在汉代大一统社会的历史背景下，这种阳刚大气，刚健雄壮的马形象作为一种范式风靡全国，镌刻在画像砖石上，至今看来犹突显着一种斗志昂扬，积极向上的艺术感染力。 总之，汉画像中的同一物像所表示的意义不是单一的，在本幅画像中，综合树、花、叶、仆、马、鸟、 猴、蜂、其中充满了养育，孝敬，多子孙，家门兴旺的人伦道德和世俗功利观念，这样简单的理解倒是没有问题的。 七、汉祠堂碑所见书家与刻画师姓名 汉代官碑记载书刻者姓名较少见，但在东汉厚葬之风下，民间建祠立碑时，书刻者却受到主家的特别尊敬的对待，为了让师傅欢心，从而干好活，不仅要小心伺候，还要在碑文题记中留下他们的名字。 此类记载所见不少，试举几例。 东汉《芗他君石柱题记》，立于东汉桓帝永兴二年（154年）。1934年出土于山东省东阿县西南铁头山。现藏故宫博物院。石柱上正文10行417字。此件石柱为芗他君祠堂内置放的石柱之一，石柱四面刻有人物、动物画像，前面上半部刻文字，最上刻“东郡阙县东阿西乡堂芗他君石祠堂”，下刻正文，内容记载芗他君事迹以及其子芗无患等为其建立祠堂的原因与经过。柱础为一雕刻精美的神兽。刻石文字书法自然，体现了东汉隶书风貌之一种。文中记载： “堂虽小，经日甚久，取石南山，更逾二年，这今成已。使师操义，山阳瑕丘荣保，画师高平代盛、邵强生等十余人。段钱二万五千。朝莫侍师，不敢失懽心，天恩不谢，父母恩不报。兄弟共处甚于亲在，财力小堂，示有子道，差于路食。唯观者诸君，願勿贩伤，寿得万年，家富昌。” 《武梁祠石阙铭》中记： “建和元年大岁在丁亥三月庚戌、朔四日癸丑，孝子武始公弟绥宗景兴开明使石工孟孚季弟卯造此阙，直钱十五万，孙宗作师子直四万。开明子宣张，仕济阴，年廿五，曹府君察举孝廉，除敦煌长史，被病夭没。苗秀不遂，呜呼哀哉。士女痛伤。” 《许安国祠堂画像石题记》，又名《宋山画像石题记》，1980年岀土于山东嘉祥县螨洞乡宋山村，现存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带题记者有两刻石（第28/29石）。制于永寿三年十二月（公元157年）。刻石铭文记载了墓主的姓名、品德、身世、家世及“募使者工王叔、王坚”于“县西南小山”“连车采石”，“负土成坟”，“造立此堂”，以及“刻画交龙委蛇，猛虎延视，玄猿登高，狮熊嗥戏，众禽群聚”等情况，是研究汉代画像石墓、画像石祠以及永寿二年泰山孙举领导的农民起义的重要参考数据。题记中记载了： “以其余财造立此堂。募使名工高平王叔、王坚、江胡、栾石。连车采石县西南小山阳山。琢砺磨治，规矩施张，褰帷及月，各有文章，调（雕）文刻画，交（蛟）龙委蛇，恩情未及迫褾，有制财币，雾隐藏魂灵，悲痛奈何？涕泣双并，传告后生，勉修孝义，无辱生生。唯诸观者，深加哀怜，寿如金石，子孙万年，牧马、牛羊，诸僮皆良家子，来入堂宅。但观耳，无得刻画，令人寿。” 《周掾碑》记载： “竭力尽中,为掾立祠堂，市石名山，连车载之，不辟风寒，使师周调兄弟为治刻画，人马异行，三重光带，皆有文章，上瓦、云气、禽狩，悉皆备具以成之，后若掾复生，连车载瓦，逢掾可致。” 显然在公元二世纪时期的山东，石工和画师职业普遍而且受人尊重，从业者众多。他们享受到了多数官制碑刻的作者不能实现的理想待遇，他们作为民间工匠名垂青史。 单就这三个碑中就记载了九位师傅的姓名，明确其存在但省略了名字的还有十余人。他们是：操义，山阳瑕丘人荣保，画师高平代盛、邵强生等十余人，高平王叔、王坚、江胡、栾石，周调兄弟。如果对其姓氏、史地详加考证，也可以展现出一幅别样的社会图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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