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新：山左有布衣

Niuyulu1949 2019-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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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离开了世间，若还有人记得，就没有消失。所以，艺术家、作家、诗人即便生前痛苦，也是幸运的。作品可以让他们活得时间更长，甚至永生。

比如李白，一千多年后，依然有人读他的诗，唐朝的欢喜和惆怅，骄傲与悲伤，云朵一样飘着，风吹散，又聚起来。

比如王希孟和张择端，各自活在一幅长卷里，尽管无人知晓他们的模样，但提起王希孟，仿佛就应该穿着青绿色的袍服，隐匿在群山之中；而张择端，一直藏在在繁华汴河边上，注视着熙熙攘攘的人们出神，面无表情。

对于创作者来说，一生都是孤独的。即使“多买胭脂画牡丹”，以博时人眼球，内心亦无比孤独。更有些人，作品只属于未来。比如梵高，尸骨已寒，才有人从色彩中感受到他割去耳朵的痛楚。再比如顾闳中，千年后，人们才认识到《韩熙载夜宴图》的惊人。然而，对于创作本人来说，“这盛世是否如他所愿”？

不知徐培基先生当年是否考虑过这个问题。作为少年成名的画家，或许，在画坛，甚至在书画史上，他本应享有更大的名望。要知道，他是俞剑华的得意弟子，又经黄宾虹、张大千、潘天寿等大师的言传身教，原本可以留下更多的经典作品，可惜，岁月未留给他充足的时间，却给了他过多的磨难。

一百一十年前，徐培基出生在山东潍县东关苟家巷。这片已经变成钢筋水泥的街区，曾是老潍县著名的“九街十八巷”之一。当时的潍县繁华富庶，织布印染业极其发达，被称为“江北漂染基地”。

徐家经营的是“天裕号”染坊，从“大染坊”中走出的徐培基，在这方郑板桥曾做过知县的水土，对美术有着天然的热爱。

从小学开始，徐培基就跟老师学画，蔬果兰竹和四书五经一起陪伴了他的童年。中学他考到济南，在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毕业后考入山东大学。

可以说，这之前的徐培基是一名被命运眷顾的少年，从未经历坎坷，前景无限光明。若照此顺利发展下去，徐培基的人生可能如骏马驰骋于平原，快意舒坦，绝不会出现后来的悬崖深谷了。

在山东大学不到一年，日军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对于雄心壮志北伐的蒋介石来说，“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但他也只能在日记中写下“雪耻”。然对于徐培基而言，他的读书生涯要中断了，因为山东大学暂时停办，他只好辍学回家。

回到潍县的徐培基，暂时做一名小学老师。他一定是不甘的，但他没有想到，自己在济南的这些年，和一位先生结下的深厚画缘，会再次改变他的命运。

1929年春天，徐培基收到一封来自上海的信。给他写信的，就是他在中学时的山水画老师俞剑华先生。

俞剑华，济南人，是中国近现代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美术教育家、国画家。尤其在美术史论上，冠绝百年。

他从北京高等师范手工图画专修科毕业后，曾在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教书，诸多学生中，他发现了天资超迈，又勤苦力学的徐培基。在俞先生影响下，徐培基对山水的向往和期盼在心里生了根。

1929年，徐朗西、汪亚尘、黄宾虹等人在上海筹建新华艺术大学，后改称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俞剑华被聘去，任国画系主任。一到那里，他就力邀徐培基来考。于是，徐培基不远千里，南下相从，当年八月，徐培基进入上海新华艺专国画系。

那时的上海新华艺专，是让人神往的艺术高地，今人忆起，只能仰望。音乐上，培养了聂耳等学生。美术上更是人才荟萃，光是先后执教的老师，就能撑起多半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黄宾虹、徐悲鸿、潘天寿、丰子恺、张大千……毕业时，徐培基以国画系第一届毕业生第一名的身份留校任教，兼师范部辅导主任。

中国山水画的兴起，和晋人衣冠南渡有关。江南的不一样的风景，对北方人来说，是一种新鲜的刺激，从而迸发出灵感的火花。对擅画山水的徐培基来说，从山东，到上海，也经历了大幅度的跳跃。

那时的上海繁华无限，可谓“花满堵，酒满瓯，十里绮罗外滩烟”，但徐培基眼中并无这些。立志丹青的他，一身布衣布鞋，并自取别号“山左布衣”。山左，即山东也，是不忘的家乡。在他的家乡潍县，地势平延，多冈阜，无山水之胜，而江南山水天然如画，徐培基跳进了一幅幅巨大的画卷里。

在上海时，徐培基常随俞剑华先生出游写生，雁荡山、天台山、龙虎山、江郎山等名山大川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也进入了他们的水墨之中。那时的徐培基二十多岁，这名山川一样挺拔俊秀的青年，在写生时，或许会想起一位山东老乡的诗句：我看青山多妩媚，料想青山看我应如是。

2015年深秋，我邀请徐培基的孙女黎洵女士到徽州讲写生，黎洵坚持要去登黄山。后来我想，或是因为徐先生。当年，他和俞剑华、于希宁去黄山，沉浸于莲花峰的山色，不觉已天黑，把早已下山的俞、于二位急坏了，以为他遇上了劫匪，山下高呼半天，方才听到黑透了的山谷中，传来徐培基的回声。

对山的痴爱，让徐培基吃过不少苦头。比如有一次，他独登天目山，实在精疲力竭，水尽粮绝，又离峰顶可休憩的寺院甚远，“跬步难行。遍顾无可食之物，乃捡路旁游人遗弃之枯橘皮嚼之，匍匐久之始抵寺。”

在一座座山中艰难写生的徐培基，让人想起清代画家石涛，如他所云：“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

徐培基亦是与山川互相脱胎的人。

让他身陷囹圄，亦是因为山。1937年七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山西佛光寺考察古建的那个月，徐培基也去了山西，孤身一人，到北岳恒山写生。在山西浑源，他被误认为是画地形图的奸细，带着脚镣坐牢一月。后经多方努力保释，方获自由。

那是他最后一次到远处写生，之前，他自刻印章一枚：“一生好入名山游”。之后，他又自刻了一枚印章“浑源一月囚”。

彼时，上海也已回不去了。全面抗战爆发，新华艺专毁于日军的炮火中，徐培基的数千册藏书、画册付之一炬，只有二十余本纪游册免遭一劫，这些册页还留有于右任、张大千、黄宾虹、俞剑华等著名书画大师的序跋。

曾和徐培基同游的黄炎培为他题诗云：

一行袱被过泉唐，座有徐熙笔亦香。

不分舟车饱風雨，卻从山水悟文章。

二十九岁的徐培基回到家乡潍县，接手家里已经不景气了的染坊，又被推举为东关镇立油坊沟小学校长、县里中学筹委会校长等。

艺术家天性敏感，在动荡的年代，往往最易受伤。抗战期间，徐培基被日本宪兵队怀疑是“锄奸队”成员，抓起来，关了近一个月才保释。日军投降后，他又被国民党昌潍专署以“汉奸罪”逮捕，押到济南监狱，直到济南解放，才回到已改名为潍坊特别市的潍县。

1949年，徐培基四十岁。因牢狱之灾，徐培基的身体伤了元气，各种病痛从此缠绕着他，也让他放弃了许多离家工作的机会。在潍坊，他教书、画画，培养儿女，长女金蕙、长子金堤均继其家学，并自出新意，步入了翰墨丹青之路。

老师没有忘记他。1954年六月，俞剑华先生来北方考察，到潍坊，住在徐家两日，叮嘱徐培基：“保其本、固其气，量力而为，不与青年争强”。

这番话语重心长。

1959年，人民大会堂在北京即将落成，山东省副省长李宇超组织山东艺术家搞山东厅的装饰工作，设两个国画创作组：一组设在济南李公祠，由赫保真、王小古、黑伯龙、弭菊田、岳祥书、关友声等人参加创作；一组设在北京米市大街北方饭店，由颜地、郭传璋、徐培基、郭味蕖、陈维信、张彦青等人参加创作。在这个组，徐培基分工创作巨幅画图——大明湖。

徐培基挥毫泼墨时，耳畔，或许回荡着元代画家赵孟頫的诗句：

泺水发源天下无，平地涌出白玉壶。

谷虚久恐元气泄，岁旱不愁东海枯。

云雾润蒸华不注，波涛声震大明湖。

时来泉上濯尘土，冰雪满怀清兴孤。

这幅画完成后，回到潍坊，徐培基就病重入院，休养二年多，恢复后，才继续创作。

对于一名画家来说，这时徐培基其实是最好的年龄。青涩已褪去，僵化尚未发生。他有很多话要对这个世界说，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手中的笔，眼前的纸，旁边的墨。

美术界同仁对徐培基亦是大加赞赏。从画到人。画家谭英林说过，在山东艺专就读其间，他周末去黑伯龙先生家开小灶，黑老谈及潍县画家，说：“世界上如果说有完人的话，植生（徐培基字）先生就是完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在经历过国民党以及日寇残害之后，还会有劫难等待着他。

1966年，文革爆发了，徐培基被批斗，关牛棚，游街，他一次次晕倒，被送医院抢救，又一次次承受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家被抄了，全部图书资料、名人字画、个人作品，拉走了几车。后来只退还了几件。其中，有十余本纪游册，已严重残损，但还是极其珍贵。

1969年，徐培基病逝。遗物中，有一张他亲手所制的《中国山脉分布表》，将我国的主要山脉，依其在中国版图的方位逐一开列，这张表，用的是“潍坊文攻武卫指挥部通告”的反面。

他一生对山的爱，在这张简陋的图表上画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