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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甲骨文发现120周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于10月22日展出“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这是国博一次举办以甲骨文为主题的专题展，也是首次向公众大规模展示馆藏甲骨。站在这穿越四千多年的文物面前，我们不能忘记那些发现、介绍、研究甲骨文的前辈学者，正是他们薪火相传的努力，才向世界讲述了这种古老文字的故事……谈及甲骨文，大部分人会想到河南安阳小屯的殷墟遗址。确实，这是“甲骨”曾沉睡数千年的地方，但说到“甲骨文”的发现，那就要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锡拉胡同说起了。 ▍ 王懿荣自尽后，其子将其父所藏“龙骨”出售给了刘鹗，此后数年间刘鹗收集了5000多片甲骨，并编纂《铁云藏龟》，如果说王懿荣是甲骨文的发现者，那么，编纂出《铁云藏龟》的刘鹗则是甲骨文研究的开拓者，真正让甲骨从单纯的文物收藏，变成研究古文字的重要资料。 王懿荣身故以后，其次子王崇烈（字汉辅）为偿债务，将父亲所藏大部分“龙骨”出售给刘鹗。刘鹗，原名孟鹏，号老残，同样出身官宦世家，同样博学广闻，更是嗜古成痴之人，所藏古董虽有残缺，仍十分珍爱，遂命名书斋为“抱残守缺斋”。购得王懿荣旧藏后，刘鹗更花了大力气收藏甲骨，委托古董商乃至派出自己的儿子到各地购买，数年之间已收集了5000多片。这些甲骨质地不一，有的比较脆弱、难以保存，刘鹗便决定将这些文字拓下来，不仅能够保存资料，也能让更多人看到。好友罗振玉在看到这些拓片后大为惊叹，提出希望将拓片编印成书，刘鹗欣然同意。1903年，刘鹗从自己的甲骨收藏中精选墨拓了1058片，以石印本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著作《铁云藏龟》（共6册），罗振玉、吴昌绶均为该书撰写了序文。如果说王懿荣是甲骨文的发现者，那么，编纂出《铁云藏龟》的刘鹗则是甲骨文研究的开拓者，真正让甲骨从单纯的文物收藏，变成研究古文字的重要资料。 刚发现甲骨文时，大部分人更注重甲骨的古董价值，也就是对其时代和产地更感兴趣。零散的甲骨藏品，也难以让人琢磨出这种古老文字的读法规则。《铁云藏龟》的出版，让许多精研文字语言的学者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其中就包括晚清朴学大家、“清末三先生”之一的孙诒让。1904年，孙诒让撰写了第一部甲骨研究著作《契文举例》，将甲骨文分为日月、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国、典礼、文字、杂例等十篇，成为系统研究甲骨文字的第一人。 促使《铁云藏龟》面世的罗振玉，凭借其扎实的朴学考据基础与古碑研究经验，也成为了重要的甲骨文研究者，后人所言“甲骨四堂”的头一位。所谓“甲骨四堂”，分别指的是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因四人字号中均有“堂”字而得名，这一说法最早源自陈子展。1914年，罗振玉出版《殷虚书契考释》，标志着甲骨文进入了考释时期。他由“由许书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穷其蕃变，渐得指归”，相对于孙诒让的相互比较，罗振玉用了更为简捷的逆推法，从《说文解字》的字形倒推到金文以至甲骨文。他最早释读了一些殷商先王先妣的名号，并反过来用卜辞证实《说文解字》存在的讹误。《说文解字》一书以秦小篆为主，秦小篆基本来自战国大篆，而战国大篆又往往与商周文字一脉相承，是《说文解字》是沟通古今文字的重要桥梁。罗振玉共释读571字，占今天所释读全部甲骨文的四分之一多。不过，章太炎并不同意罗振玉的说法，其主要原因是《说文解字》与甲骨文的冲突。 ▍ 1914年，罗振玉出版《殷虚书契考释》，标志着甲骨文进入了考释时期。左图即为王宾中丁·王往逐兕涂朱卜骨刻辞（正面）珂罗版照片。（供图：肖伊绯） ▍土方征涂朱卜骨刻辞珂罗版照片及罗振玉书序，原载《殷虚书契菁华》，此即董作宾1959年台北所书“甲骨文”条幅所据原图。（供图：肖伊绯） 1917年，王国维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甲骨文又进入一个新的史料时期。王国维在《毛公鼎考释序》提到：“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也就是说，王国维的方法已不偏重于单纯的文字考证，而是将文字放在具体历史语言环境里，结合所有辞例释读甲骨文字。 ▍ 毛公鼎及铭文拓本 举例而言，王国维发现甲骨卜辞中有一个经常被祭祀的“高祖”。这个“高祖”的名号像人首手足之形。王国维联想到《说文解字》戈部一个“夒”字，此字“贪兽也，一曰母猴，似人从页，已止戈其手足”；并联系到西周金文毛公鼎中的“羞”字与克鼎的“柔”字，此两字与“夒”也字形相似，因古音同部而互相假借。如此，王国维认为“夒”与这个“高祖”的名号，从商代甲骨文到周代金文再到秦代小篆均一脉相承，故将其释为“高祖夒”。 那么，“高祖夒”能对应哪位商王呢？王国维先生认为“夒”被称“高祖”，与被称为“高祖乙”的商汤齐名，所以应该也是最显赫的先祖，从音来推测，大概就是《史记·殷本纪》的殷商先王帝喾；那么《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皇甫谧曰“帝喾名夋”，正是“夒”之讹误；故《山海经》的帝俊，也应当就是帝喾。郭璞注《大荒西经》曰：“俊宜为喾，余皆以为帝舜之假借。”而《祭法》“殷人禘喾”在《鲁语》作“殷人禘舜”，所以帝舜也是帝喾。 从数量上看，王国维释读出的文字仅有10来个，远不如孙诒让、罗振玉，但其释读成果却具有非凡的史学价值，大大地推动了商代史的研究。此外，他还提出了“联系正名与考史，以纸上史料与卜辞相印证”一说，即有名的“二重证据法”。 大半甲骨文仍未被考释出来 1928年，董作宾开始主持小屯殷墟考古，并于1933年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甲骨文断代的十项标准，并将甲骨文分为五期。他的主要功力不在于新文字释读，而是将已释读文字甲骨分期断代。 唐兰所说“雪堂（罗振玉）导夫先路，观堂（王国维）继以考史，彦堂（董作宾）区其时代，鼎堂（郭沫若）发其辞例”，正是对民国时期四位甲骨文研究大家学术成就的概括，但真正将考释甲骨文字的理论系统化的，还要数后继的唐兰与于省吾。唐兰则是首位把甲骨文字纳入到古文字学领域的学者，他在《甲骨文字释读》中总结出辨明古文字形体的四种方法，即对照法或比较法、推勘法、偏旁分析法与历史考证法。1935年，唐兰写作《古文字学导论》，建立了与传统“六书说”不同的“三书说”，即象形、象意、形声。1949年，唐兰根据其古文字研究成果出版《中国文字学》。除了唐兰之外，于省吾对甲骨文字理论方法也有较大贡献，在1979年的《甲骨文字释林》中，提出不少文字形旁互用乃至语法现象的归纳，并揭示出了“独体象形字”“原始指事字”，相较唐兰的“三书说”又更进了一大步。他们各自都释读了数十个字。在他们之后，张政烺、裘锡圭也各自释读了数十个字。 ▍ 土方征涂朱卜骨刻辞，董作宾摹写，1959年书于台北。时至今日，出土的大半甲骨文仍未被辨识出来。（供图：肖伊绯） 时至今日，甲骨上的3500个文字，也只有过半数被考释出来，而不少地名、人名、族名之类的专名，则难以释读。另外，对于已考释出来的文字，含义理解也存在一定争议。这表明甲骨文研究工作仍然方兴未艾，需要更多有志之士前赴后继地进行下去。 监制：吴勇 编辑：白杏珏 （本文首发于《北京晚报》10月31日37版及“北京日报”客户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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