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与中华五千年文明

dandong819 2019-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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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与空间真是奇妙的组合，当我们仰望星空，看到浩瀚的宇宙，那些一闪一闪的星子，仿佛是天幕上恒久不变的镶嵌。然而，现代科学告诉我们，光年是距离的单位，宇宙深处星星点点射向我们的光线，来自于遥远的过去。原来，时空的穿越，不过是俯仰之间。

考古，同样是这种俯仰之间的学问，由我们亲手开启的时光之门，将我们带回人类历史中每一个不同的瞬间。而距今5000年，就是一个特殊的时间点。

放眼世界，5000年是个文明诞生的大时代。世界上的几大流域，不约而同的孕育出早期文明，比如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那么，5000年的中华文明在哪里？这个问题困扰学界甚久。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文明标准，城市、文字、青铜器……我们逐一比对，中国的古代文明似乎在出现了甲骨文的商代以前，便再难追溯了。

考古学上，我们把文字之前的历史称为“史前”。在中国的史前时代，距今1万年以来，辽阔版图的不同地理单元中，就开始演绎出各具特色的文化序列。考古学上形象地称之为“满天星斗”。然而，中国的史前时代，长久以来被低估了。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以夏商为文明探源的出发点，以黄河文明为中华文明，无形中降低了周围地区那些高规格遗迹遗物的历史地位。比如辽西的红山文化，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晋南的陶寺文化，陕北的石峁遗址……随着探源脚步的迈进，我们才渐渐发现，满天星斗的文化中，有一些已然闪现出文明的火花。“良渚”是其中一个特殊的个案。

大约5300年前的长江下游地区，突然出现了一个尚玉的考古学文化——良渚文化。尽管在它之前，玉器就已广受尊崇，但在此时却到达空前的繁荣。与以往人们喜爱的装饰玉器不同，良渚人的玉器可不仅仅是为了美观的需要。以玉琮为代表，并以钺、璜、璧、冠状饰、三叉形器、牌饰、锥形器、管等组成了玉礼器系统，或象征身份、或象征权力、或象征财富。那些至高无上的人被埋葬在土筑的高台上，配享的玉器种类一应俱全，显示出生前无限的尊贵。礼玉上常见刻绘有“神徽”形象，用以表达良渚人的统一信仰。这些玉器的拥有者是良渚的统治阶级，相信自己是神的化身，行使着神的旨意。他们随葬的玉器种类和数量显示出他们不同的等级和职责范围。我们在余杭的反山、瑶山，常州武进的寺墩，江阴的高城墩，上海的福泉山等遗址中，都发现了极高等级的墓群。这就似乎将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分割成不同的统治中心，呈现出小邦林立的局面。然而，历史偏偏给了余杭一个机会，在反山遗址的周围，越来越多的良渚文化遗址被发现，这种集中分布的遗址群落受到了良好的保护，使得考古工作得以在这片土地上稳步开展。从今天再来回望，这样的工作模式，为良渚文明的确立提供必要的前提。否则，谁会想到零星发现的遗址点，竟然是一个良渚古城，这一王国之都的不同组成部分。

今天，在我们眼前所呈现的，是一个有八个故宫那么大的良渚古城（6.3平方公里）。它有皇城、内城、外城的三重城结构，有宫殿与王陵，有城墙与护城河，有城内的水路交通体系，有手工业的分工，有城外的水利系统，作为国都的规格已绰绰有余。除了文字和青铜器，良渚文化在各个方面均已到达文明国家的要求。其实，只要放开思路，我们会发现，文明的标准不应成为判断一个文化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生硬公式。青铜器在文明社会中承载的礼制规范的意义，在良渚文化中，是体现在玉器上的。而文字是记录语言、传承思想文化的工具，在良渚文化中，虽然尚未发现文字系统，但那些镌刻在玉礼器上的信仰标识，也极大程度地统一着人们的思想，而大型建筑工事所反应出的良渚社会超强的组织管理能力，也透露出当时一定存在着某种与文字相当的讯息传递方式。因此，良渚古城的发现，使良渚文明的确立一锤定音。

如今，良渚考古已经走过了80多个年头。从1936年施昕更先生第一次发现良渚的黑皮陶和石质工具开始，到今天我们将其定义成中国古代第一个进入早期国家的区域文明；从1959年夏鼐先生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学界逐渐开始了解这一文化的种种个性特点，到今天我们对良渚文明进行多领域、全方位的考古学研究与阐释。良渚的国家形态正在愈发的丰满起来。这一丛书系列，主要是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致力于良渚考古的中青年学者，围绕近年来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集体编纂而成，内涵信息量极其庞大。其中，包含有公众希望了解到的良渚古城遗址的方方面面、良渚考古的历程、良渚时期古环境与动植物信息、代表了良渚文明最高等级墓地的反山王陵、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良渚高等级玉器、供应日常所需林林总总的良渚陶器……还有专门将良渚置于世界文明古国之林的中外文明比对，以及从媒体人角度看待良渚的妙趣横生的系列报道汇编。相信这套丛书会激起读者对良渚文明的兴趣，从而启发更多的人探索我们的历史。

可能很多人不禁要问，良渚文明和中华文明是什么样的关系。因为，在近现代教育的观念里，我们是华夏儿女，是炎黄子孙，我们不知道有一个“良渚”。其实，这不难理解。我们观念里的文明，是夏商以降、周秦汉唐传续至今的、在黄河流域建立政权的国家文明，是大一统的中华文明。考古学界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的就是了解最初的文明是怎样的形态。因此，我们不该对最初的文明社会有过多的预设。在5000年的节点上，我们发现了良渚文明，是一种区域性的文明。由此推及其他的区域，辽西可能存在红山文明，长江中游可能存在石家河文明，只是因为考古发现的局限，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些文明形态是否真实。良渚文明在距今4300年后，渐渐没落了，但文明的因素却随着良渚玉器得到了有序的传承，影响力遍及九州。由此可见，区域性的文明实有全局性的影响力。

人类的迁徙、交往，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从未间断。不同规模、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人口流动，造成了文化与文化间的碰撞、交流与融合。区域性的文明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目前来看，良渚文明是我们所能确证的最早文明，在这之后的一千多年，陶寺、石峁、二里头的相继繁荣，使得区域文明的重心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在这个持续的过程中，礼制规范、等级社会模式、城市架构等等文明因素，不断地传承、交汇，直至夏商。其实，夏商两支文化也是不同地区各自演进发展所至，夏商的更替，其实也是两个区域性文明的轮流坐庄，只是此时的区域遍及更大的范围，此时的文明正在逐鹿中原。真正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要从秦朝算起。这样看来，从良渚到商周，正是中华文明从区域性文明向大一统逐步汇聚的一个连续不断地过程，万万不可割裂。

2019年5月于良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