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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清人的辽金“正统观” ——以辽宋金“三史分修”“各与正统”问题讨论为中心

2019-11-05  Tomsp360l...
内容提要:元人确立辽宋金“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三史分修方案,承认了辽金的“正统性”;明朝曾有人依据“夏尊夷卑”观念,对这一正统体系提出挑战;到了清朝,虽然也有人对这一正统体系存在不同看法,但基本上已成定论。有人认为“清朝统治者从北方民族王朝立场转向中国大一统王朝立场之后,最终也否定了辽金正统”,“从一个侧面彰显了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但其实,清朝统治者无论是在坚持北方民族王朝立场阶段还是从北方民族王朝立场转向中国大一统王朝立场之后,都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这从乾隆皇帝并没有“抑辽金”,允许四库馆臣在编修《四库全书》时持辽宋金“各与正统”的观点,以及钦定了包括《辽史》和《金史》在内的中国正史“二十二史”、“二十三史”和“二十四史”等方面就能体现出来。实际上,清人认为,三史分修,已成定论。“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始终未被颠覆。这说明逐渐强化“华夷之辨”,按照“尊夏贱夷”思想区分正统和非正统,并非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而逐渐淡化“华夷之辨”,倡导“华夷一家”,才是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

无图,蒙古人暂代
   
  宋辽金对峙时期,宋人自称“中国”、自称“正统”,辽人和金人也自称“中国”、自称“正统”。元人自从议修辽宋金三史之始,就围绕着辽宋金的“正统”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辩,直至元朝末年,才由脱脱最后拍板确立了辽宋金“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①的修史方案,承认了辽金的正统地位。三史修成以后,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有关辽宋金“正统”问题成为人们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
  有人认为,“明代士人普遍否认辽金正统”,“彻底颠覆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清朝统治者从北方民族王朝立场转向中国大一统王朝立场之后,最终也否定了辽金正统”,“从一个侧面彰显了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恐怕与史实相去甚远。实际情况是,明清时期,有关辽金“正统”问题,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关于明人是否“颠覆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问题,笔者已撰成《“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在明代未被颠覆》一文②,进行了质疑和辨析。这里仅就清人的辽金“正统”观问题,谈点不成熟的看法。

  刘浦江在《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一文中指出,清朝前期,有意提高辽金王朝的历史地位,顺治二年(1645),增祀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于历代帝王庙;康熙六十一年(1722),又增祀辽太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及金太宗、章宗、宣宗等于帝王庙,“欲伪宋而正辽金”,但“到了乾隆时代,清朝统治者的正统观念已经发生蜕变”。这位学者引用乾隆《命馆臣录存杨维桢〈正统辨〉谕》及《题〈大金德运图说〉》诗序等文中有关“宋虽南迁,正统自宜归之宋,至元而宋始亡,辽金固未可当正统也”等论述,认为“清朝统治者从北方民族王朝立场转向中国大一统王朝立场之后,最终也否定了辽金正统。”其实,这位学者所说清朝前期有意提高辽金历史地位之时,并未“伪宋”,因为他们在增祀辽金皇帝于帝王庙之时就已经在帝王庙中崇祀宋太祖等宋朝皇帝,并将曹彬、潘美、韩世忠、张浚、岳飞等宋朝大臣列为配享功臣等,说明清朝初期增祀辽金帝王只是在承认宋朝历史地位的同时,也承认辽金的历史地位而已。到了乾隆时期,不但未将辽金皇帝移出历代帝王庙,又在崇祀金太祖等帝王庙的基础上增祀金哀宗于帝王庙,为何反倒变成“否定辽金正统”了呢!实际上,乾隆皇帝在录存杨维桢《正统辨》以及《题〈大金德运图说〉》诗序时虽然说过“辽金未可当正统”的话,但在其他场合以及有关事件中,他又表达了许多与此不相一致的思想认识,其主流思想仍然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
一、乾隆皇帝并没有“抑辽金”

  有人在引用金毓黻先生谓《四库全书》将《宋史质》和《宋史新编》列入存目,乃是因为这两部书“尊宋统、抑辽金,大触清廷之忌,意甚显然”之后,称“清高宗同样也是‘尊宋统、抑辽金’的”③。实际上,金毓黻先生所说并没有错,相反,这位学者所说清高宗也是“抑辽金”的,倒是与史实相去甚远。

  乾隆在《命馆臣录存杨维桢〈正统辨〉谕》中虽然说过“尊宋统”的话,但他同时也说了宋曾“称臣称侄于金”的话,并未回避南宋曾经向金称臣称侄、地位低于宋朝的历史事实,并对一些汉儒鄙视辽金十分不满。

  据史书记载,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在如何修撰《四库全书》的有关批示中即对以前各史在翻译少数民族语言之时如“书回部者,每加犬作”等使用侮辱少数民族语言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谓那些“见小无识之徒,欲以音义之优劣,强为分别轩轾,实不值一噱”④。对四库馆臣有关“两宋屈于强邻,日就削弱,一时秉笔之人,既不能决胜于边圉,又不能运筹于帷幄,遂译以秽语,泄其怨心,实有乖纪载之体”⑤等论述表示赞同,因命馆臣在编修《四库全书》时将这些有辱少数民族的语言全部厘正。乾隆在此之前下令重订“辽金元史国语解”⑥等也有此意。不知这些论述是否存有“抑辽金”之处?

  乾隆四十二年(1777),乾隆又对修撰《四库全书》的馆臣们批示:“前此批阅《通鉴辑览》,以石晋父事辽国,而宋徽、钦之于金,亦称臣称侄。旧史于两国构兵,皆书‘入寇’,于义未协,因命用列国互伐之例书‘侵’,以正其误。”乾隆反对旧史有关辽金对中原用兵“皆书‘入寇’”的书法,主张“用列国互伐之例书‘侵’”,无疑是将辽宋金等各国均视为“列国”,认为辽宋金之间的用兵属于“列国互伐”,就是主张对这些政权应该同等看待,不应该歧视辽金的意思,乾隆说他这样做是“一秉至公,非于辽金有所偏向”⑦。乾隆在这里所主张的“厘正书法”,与旧史之书法相比,应该是提高了辽金的历史地位,不知如何表现出了“抑辽金”的思想倾向?

  乾隆四十七年(1782),乾隆皇帝在命皇子及军机大臣订正《通鉴纲目续编》时又说:“朕披阅《御批通鉴纲目续编》,内《周礼发明》、张时泰《广义》,于辽金元事,多有议论偏谬,及肆行诋毁者。《通鉴》一书,关系前代治乱兴衰之迹,至《纲目》祖述麟经,笔削惟严,为万世公道所在,不可稍涉偏私。试问孔子《春秋》内,有一语如《发明》、《广义》之肆口谩骂所云乎。”“若司马光、朱子,义例森严,亦不过欲辨明正统,未有肆行谩骂者。”对汉儒在《通鉴纲目续编》一书中鄙视辽金、使用谩骂性语言对辽金元肆意诋毁的作法表示了强烈不满。接着,乾隆又说:“至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因地而名,与江南河北,山左关右何异?孟子云: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此无可讳,亦不必讳。但以中外过为轩轾,逞其一偏之见,妄肆讥讪”,“桀犬之吠,固属无当”,“至史笔系千秋论定,岂可骋私臆而废正道乎”,“如宋徽、钦之称臣称侄于金,以致陵夷南渡,不久宗社为墟,即使史官记载,曲为掩饰,亦何补耶!”对史官使用谩骂性语言记叙辽金等少数民族事迹以及掩饰宋朝向金称臣称侄之事表示强烈不满。因下令“所有《通鉴纲目续编》一书,其辽金元三朝人名地名,本应按照新定正史,一体更正。至《发明》、《广义》内三朝时事不可更易外,其议论诋毁之处,著交诸皇子及军机大臣量为删润,以符孔子《春秋》体例”⑧。乾隆在这里所表达的主要思想是反对歧视辽金等少数民族的思想,反对在史书中对辽金等少数民族使用谩骂性质的语言,反对史官掩饰宋朝向金称臣称侄、地位低于辽金之事,不知这里有没有“抑辽金”的意思?

  元人所修《辽史》、《金史》与《宋史》并列,已为华夷之辨思想严重的汉儒所不容,但乾隆皇帝在其为重刊《金史》所作序文中认为“元托克托(脱脱)等之承修《金史》”,仍然存有“妄毁金朝”之事,并认为“妄毁金朝”是“狃于私智小见”⑨。这哪里是在“抑辽金”,分明是在抬高辽金的历史地位!

  可见,乾隆一直反对歧视辽金等少数民族,反对在史书中对辽金等少数民族使用谩骂性质的语言,并在编修《四库全书》时令四库馆臣对旧史书中有关歧视和谩骂辽金等少数民族的语言进行删改。同时强调,删改史书只是厘正辱骂诋毁辽金等少数民族的用语和“译其国语之讹误者”,“至于其国制度之理乱,君臣之得失,未尝一字易”。他认为“盖史者信也,所以传万世,垂法戒,彼其时之史,或已不能保其必信数百年之后,无庸为之修饰”⑩。也就是说,乾隆主张除了谩骂诋毁辽金等少数民族的用语和“译其国语之讹误者”需要改正之外,一个字都不能改。这种“厘正书法”的作法,虽然不符合有关古籍整理之原则,却符合对待各少数民族平等看待的思想,甚至与我们国家于20世纪50年代颁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批示》的思想相一致。不但能够说明乾隆并没有“抑辽金”的思想,还能说明乾隆运用对待辽金等少数民族应该一视同仁的思想去编修《四库全书》并没有什么不妥,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四库全书》的版本不好,甚至认为引用《四库全书》就是治学不严谨,等等。其实,乾隆修《四库全书》反对对辽金等少数民族使用谩骂诋毁性的语言并不是错误,应该是其优点才对,只要我们引用《四库全书》的版本与其他版本的史实没有出入,就不应该视为治学不严谨的问题。

  乾隆没有“抑辽金”的思想不仅表现在他主持编修《四库全书》时的一系列批示之中,还表现在其他相关著作以及乾隆所作的诗文之中。大约是在乾隆主持编修《四库全书》时读过南宋倪思所撰《重明节馆伴语录》(11)之后,作了一首《题倪思重明节馆伴语录》的七言律诗,诗曰:

  重明馆伴纪倪思,序语无非饰强词,
  称侄却思称彼虏,畏人反诩畏吾仪。
  岂诚强屈弱伸也,祇以言游利啖之,
  南渡偷安颜特腆,千秋殷鉴慎哉斯。(12)

  《重明节馆伴语录》是南宋倪思于绍熙二年(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馆办金使贺宋光宗生辰“重明节”时所作,文中称金为“虏”,称金使为“虏使”。《序》语则是倪思于嘉定十二年(1219)补作,称“义理所在,强者屈而弱者伸,则威力有所不行”(13)。当时,金宋已由“君臣之国”改为“叔侄之国”,到倪思为其《语录》作序时又改为“伯侄之国”,即宋朝皇帝要称金朝皇帝为“叔”为“伯”,很明显,南宋的地位一直低于金朝。乾隆在其所作诗文“称侄却思称彼虏”之后加注称:“宋高宗致书金朝自称为侄(14),而倪思此书称金为虏,外附于人以求免祸,而私逞其诋谩,自欺欺人,不顾后世之非笑,亦何益哉!”认为宋人本来向金称臣称侄,却在私下用轻蔑之语称金为“虏”,实属“自欺欺人”之举。又于“岂诚强屈弱伸也”之后加注称“时宋人甚畏金人,而此录所载,转自夸金使之畏宋,且如射之一事,金俗所尚,彼东南文弱之人,岂能相胜,顾盛称与使较射屡中,多见其不知量,而其自序乃云,‘强者屈而弱者伸’,不亦深可笑乎!”认为,当时的宋人甚畏金人,可倪思却自夸金人畏宋,实属可笑。又对《语录》中所载宋人陪同金使赴玉津园宴射,宋人屡中而金人多不中的记载持怀疑态度。今传倪思《重明节馆伴语录》,只有金使屡射不中之记载,没有金使“畏宋”的相关记录,或许乾隆所据版本不同,也未可知。乾隆说倪思自夸金使畏宋当是诗中所表达“畏人反诩畏吾仪”的意思,也就是说,宋人认为他们在政治、军事上畏金,但在礼仪和文化方面则是金人畏宋,他们认为金人仰慕宋文化并寄希望于全盘汉化,唯恐不及,恐怕这就是倪思所说“强者屈而弱者伸”的真实用意。这种思想应该说代表了当时许多宋人的思想,但从乾隆所作诗篇中可以看出,乾隆并不同意这种“强者屈而弱者伸”的思想认识,对宋人“畏人反诩畏吾仪”的妄自尊大思想进行了嘲讽。应该说,乾隆在这里不仅表达了他认为当时金人政治军事实力超过南宋、地位高于南宋的思想,也表达了少数民族文化也有可取之处、不必走全盘汉化道路的思想认识。这从乾隆的相关记述中也能看出来。比如,他曾多次说过“所谓礼不忘其本也,自北魏始有易服之说,至辽金元诸君,浮慕好名,一再世辄改衣冠,尽失其淳朴素风,传之未久,国势寖溺,洊及沦胥。盖变本忘先,而隐患中之”(15)。“北魏辽金以及有元,凡改汉衣冠者,无不一再世而亡”(16),“前代北魏、辽、金、元,初亦循乎国俗。后因惑于浮议,改汉衣冠,祭用衮冕,一再传而失国祚”(17)等话,无疑表达了他认为少数民族在学习汉文化的同时,不应该将自己的诸如尚武等优秀文化以及各有优点的服饰文化全部丢掉的思想,这正是乾隆提倡“国语骑射”政策的思想根源,充分说明,乾隆“从北方民族王朝立场转向中国大一统王朝立场之后”,其文化选择并非是只选择单一的汉文化,而是主张保留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并没有全部否定辽金等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意思。

  总之,我们从乾隆所作《题倪思重明节馆伴语录》等诗篇中,一点也看不出乾隆具有鄙视辽金等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抑辽金”思想,反而看出他具有认为当时金朝地位高于宋朝,并对偷安一域的宋朝仍然妄自尊大进行了嘲讽的思想。  
二、编修《四库全书》持辽宋金“各与正统”的观点

  乾隆在编写《四库全书》时虽说过“正统在宋”的话,但又允许四库馆臣在编修《四库全书》时持辽宋金“各与正统”的观点。

  四库馆臣在编修《四库全书》时,认为《辍耕录》所载元末杨维桢撰写的以宋为正统“排斥辽金”的《宋辽金正统辨》“持论纰缪”,上书乾隆皇帝,请求删除。乾隆皇帝特作《命馆臣录存杨维桢正统辨》一文,赞成以宋为正统,谕令四库馆臣,“不但《辍耕录》中,所载杨维桢之《正统辨》,不必删除,即杨维桢文集内,亦当补录是篇”(18)。这里,乾隆皇帝已经明确说了正统在宋的话,照理说,四库馆臣在编写《四库全书》时就应该按照乾隆的指示,以宋为正统,但事实并非如此,四库馆臣仍持辽宋金“各与正统”的观点。

  明朝有一些士人,对元人所确立的辽宋金“三史分修”的“三史正统体系”十分不满,编写了一系列“颠覆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的著作。四库馆臣在编修《四库全书》时,对这些著作表示强烈不满。

  如四库馆臣为明王洙《宋史质》作提要称:“是编因宋史而重修之,自以臆见,别创义例。大旨欲以明继宋,非惟辽金两朝,皆列于外国。即元一代年号,亦尽削之。而于宋益王之末,即以明太祖之高祖,追称德祖元皇帝者承宋统。”“至正十一年(1351),即以为明之元年。且于瀛国公降元以后,岁岁书帝在某地云云。仿《春秋》书公在乾侯,《纲目》书帝在房州之例。荒唐悖谬,缕指难穷,自有史籍以来,未有病狂丧心如此人者。其书可焚,其版可斧。”(19)对以宋为正统的《宋史质》一书大加挞伐。清末刘声木在其《苌楚斋续笔》中也说:“此等议论识见,实千古所罕见罕闻,不谓王洙竟公然以之改削史书,刊行于世。”(20)说明不仅四库馆臣赞成辽宋金“各与正统”的观点,其余清人也多赞成这种观点。

  四库馆臣又为明柯维骐《宋史新编》作提要称:“脱脱等作宋史,其最无理者,莫过于道学儒林之分传。其最有理者,莫过于本纪终瀛国公,而不录二王。及辽金两朝,各自为史,而不用岛夷、索虏互相附录之例。”“辽起滑盐,金兴肃慎,并受天明命,跨有中原,必似元经帝魏,尽黜南朝,固属一偏。若夫南北分史,则李延寿之例,虽朱子生于南宋,其作《通鉴纲目》,亦沿其旧轨,未以为非。元人三史并修,诚定论也。而维骐强援蜀汉,增以景炎祥兴,又以辽金二朝,置之外国,与西夏高丽同列,又岂公论乎?”(21)

  又为明王思义《宋史纂要》作提要称:“以辽、金史附宋之后,等诸《晋书》之载刘、石,尤南北史臣互相诟厉之见,非公论也。”(22)

  又为元末明初周闻孙(即周以立,周叙之父)所撰《鳌溪文集》作提要称:“自晋以来,南北史并传。朱子作《纲目》,亦南北朝分注。闻孙必尊宋比蜀汉,而抑辽金,不得比北魏。不知辽金各自立国,与曹氏孙氏以汉之臣子,乘时篡窃不同,闻孙所执,殊为偏驳。”(23)

  又为元王恽《秋涧集》作提要称王恽在《玉堂嘉话》中“论辽金不当为载记,尤为平允”(24)。

  又为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作提要称:“书中纪事,既兼及辽金两朝,当时南北分疆,未能统一,自当称宋辽金三史纪事,方于体例无乖,乃专用宋史标名,殊涉偏见。”(25)
  可见,四库馆臣在编修《四库全书》时一直持辽宋金“各与正统”的观点,称“元人三史并修,诚定论也”。并认为强调以宋为正统“而抑辽金”“非公论也”。

  乾隆皇帝已经说了“正统在宋”的话,四库馆臣为何还敢在编修《四库全书》时持辽宋金“各与正统”的观点,并强调辽宋金“各与正统”,已成定论。是不是四库馆臣胆大包天,敢于抗旨,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我们一时搞不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搞清楚的,那就是乾隆在编写《四库全书》时,曾强调“有关大一统之义者,均经朕亲加订正,颁示天下”(26)。说不定,四库馆臣在编修《四库全书》时持辽宋金“各与正统”的观点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保留下来的有关辽宋金“三史分修”、“各与正统”、“已成定论”的话,是经过乾隆皇帝默许或审议通过的。如果这一推论能够成立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说,乾隆皇帝并不反对辽宋金“各与正统”的观点,这从乾隆并未“抑辽金”以及钦定中国正史“二十二史”、“二十三史”、“二十四史”也能看出来。  

三、清朝的主流正统观念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

  乾隆时期形成的中国正史“二十二史”、“二十三史”、“二十四史”之中,都包括《辽史》和《金史》,说明清朝的主流正统观念仍然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

  有关辽金正统地位的争论,主要围绕辽宋金三史编修问题展开。元人承认辽金的正统地位,是从确立辽宋金“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时正式开始,明朝有人反对辽金正统地位也是反对辽宋金三史分修的“正统体系”,主张编成一部包括辽宋金三国史事的《宋史》。清人对辽宋金“三史分修”“各与正统”问题也存在分歧意见。由明入清的一些汉人,仍然坚持“华夷之辨”“夏尊夷卑”的思想观念,反对辽宋金“三史分修”“各与正统”。如黄宗羲曾主张“改撰宋史,置辽金元于四夷列传”(27)。但更多的人并不反对辽宋金“三史分修”的正统体系。乾隆皇帝说过“正统在宋”的话,也是针对杨维桢有关三史编修问题的《正统辨》时所作出的批示,照理说,乾隆皇帝如果同意杨维桢的“正统”思想,就应该赞成杨维桢有关合辽宋金三国史事为一史的主张,将辽宋金三国史事修成一部《宋史》,“彻底颠覆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然而,事实的发展并非如此,乾隆皇帝不但没有按照杨维桢的意思,开馆置局,重新编写出一部合辽宋金三国史事为一史的《宋史》,相反,倒承认明人所确立的包括《辽史》和《金史》在内的中国正史“二十一史”,又在明人确立的中国正史“二十一史”的基础上,钦定了包括《辽史》和《金史》在内的中国正史“二十二史”、“二十三史”和“二十四史”,说明乾隆并不反对辽宋金“三史分修”“各与正统”的修史体例,仍然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

  据史书记载,清朝初年,在《明史》正式修成之前,一直沿用包括《辽史》、《金史》在内的中国正史“二十一史”之称,曾根据社会需要,重新刊刻“监本二十一史”,并“将十三经、二十一史诸书,购买颁发,交与各该学教官接管收储,令士子熟习讲贯”(28)。

  乾隆即位之后,也曾根据协办大学士三泰奏请,下令“颁发十三经、二十一史各一部于各省会府学中,令督抚刊印,分给府州县学”(29)。乾隆十二年(1747),重新刊刻的“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刻成”,乾隆又亲为《重刻二十一史》作序称:“朕既命校刊《十三经注疏》定本,复念史为经翼,监本亦日渐残阙,并敕校讐,以广刊布,其办讹别异,是正为多。卷末考证,一视诸经之例。”又说:“《明史》先经告竣,合之为二十二史,焕乎册府之大观矣。”(30)乾隆刊刻“二十一史”并颁发各级各类学校,又在明人所定包括《辽史》和《金史》在内的中国正史“二十一史”的基础之上,加上清修《明史》,钦定为“二十二史”,说明乾隆赞成元人辽宋金三史分修以及明人所确定的包括《辽史》和《金史》在内的“二十一史”之说,说明乾隆根本没有否认辽宋金“各与正统”的思想和认识。

  不仅中国正史“二十二史”由乾隆钦定,“二十三史”、“二十四史”也由乾隆钦定,但有二说。赵翼《廿二史劄记》称,宋太祖开宝六年(973),薛居正等奉诏修《旧五代史》,其后,欧阳修私撰《五代史记》,“二史并行于世。至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诏止用欧史,于是薛史渐湮。惟前明《永乐大典》多载其遗文,然已割裂淆乱,非薛史篇第之旧。恭逢我皇上开四库馆,命诸臣就《永乐大典》中甄录排纂,其缺逸者,则采宋人书中之征引薛史者补之。于是薛史复为完书,仍得列于正史,遂成二十三史之数”(31)。即认为,在“二十二史”的基础之上,再加上《旧五代史》以成“二十三史”。

  然四库馆臣在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则称:“正史之名,见于隋志,至宋而定,著十有七。明刊监版,合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有一。皇上钦定《明史》,又诏增《旧唐书》为二十有三。近搜罗四库,薛居正《旧五代史》,得裒集成编,钦禀睿裁,与欧阳修书并列,共为二十有四。今并从官本校录,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32)即认为,经过乾隆皇帝批准,在“二十二史”之中增入《旧唐书》以成“二十三史”,再增入《旧五代史》以成“二十四史”,与赵翼所说以《旧五代史》为“二十三史”之说不同。

  赵慎畛《榆巢杂识》称:“宋开宝中,诏修《五代史》,卢多逊诸人同修,宰相薛居正监修。书成,凡五十卷(当为一百五十卷)。其后欧阳修别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藏于家。修殁后,官为刊印,与薛史并行。当时以薛史为旧史,欧史为新史。至金章宗泰和时,始诏学官专用欧阳史,于是薛史遂微。元、明以来,传本渐就湮没。我朝修《四库全书》,词臣于《永乐大典》各韵所引甄录条系,得十之八九,复采《册府元龟》、《太平御览》、《通鉴考异》、《五代会要》诸书,以补其缺,卷帙悉符原书。允馆臣请,仿刘昫《旧唐书》之例,列于《二十三史》,刊布学宫。”(33)《清史稿·邵晋涵传》亦称,邵晋涵“在史馆时,见《永乐大典》采薛居正《五代史》,乃荟萃编次,得十之八九,复采《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诸书,以补其缺。并参考《通鉴长编》诸史及宋人说部、碑碣,辨证条系,悉符原书一百五十卷之数。书成,呈御览,馆臣请仿刘昫《旧唐书》之例列于廿三史,刊布学宫,诏从之”(34)。二书均称将《旧五代史》列于“二十三史”,似乎“二十二史”加上《旧五代史》为“二十三史”,但他们又说,列《旧五代史》于“二十三史”是仿照列刘昫《旧唐书》为正史之例,又似先已列《旧唐书》为正史,之后才有仿照《旧唐书》之例列《旧五代史》于正史之事,如此,则是“二十二史”加上《旧唐书》为“二十三史”,再加上《旧五代史》为“二十四史”,所说与四库馆臣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所说相一致。

  不管是以《旧唐书》还是以《旧五代史》为“二十三史”或“二十四史”之数,在乾隆所钦定的“二十二史”、“二十三史”和“二十四史”之中都包含有《辽史》和《金史》。

  明代一些士人试图否定辽金的正统地位,就是不满意元人有关辽宋金三史分修的修史体例,试图重新修成一部以宋为正统的《宋史》,实际上就是不满意将《辽史》和《金史》列入正史之中。乾隆皇帝所钦定的“二十二史”、“二十三史”和“二十四史”都没有将《辽史》和《金史》从正史中移除,也没有仿照增列《旧唐书》、《旧五代史》于正史之例,将明人柯维骐编写的否定辽金正统的《宋史新编》等书增列于正史,也没有令四库馆臣重新开馆再重新撰成一部以宋为正统的《宋史》并列于正史之中,完全可以说明乾隆皇帝并不反对辽宋金三史分修“各与正统”的正统观,并没有否定辽金正统地位的意思。

  乾隆虽然说过“正统在宋不在辽金”的话,但他的所作所为又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无疑是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之中。乾隆并非无知之辈,在他身上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矛盾现象呢?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据史书记载,乾隆四十二年(1777),在批阅《通鉴辑览》反对“旧史于两国(宋辽、宋金)构兵,皆书入寇”时强调“朕之厘正书法,一秉至公,非于辽金有所偏向”(35)。乾隆四十七年(1782),命皇子及军机大臣订正《通鉴纲目续编》有关谩骂辽金等少数民族用语时,称:“谕存杨维桢《正统辨》,使天下后世,晓然于春秋之义,实为大公至正,无一毫偏倚之见。”(36)“明使后世臆说之徒,谓本朝于历代帝王,未免区分南北,意存轩轾,甚失皇祖降谕之本意也。”(37)一再强调“一秉至公”、“大公至正”、“无一毫偏倚”等等,将其谕存杨维桢《正统辨》之时所说的“正统在宋不在辽金”之语的用意说得很明白了。

  原来,建立清朝的满族与建立金朝的女真人有一定关联,明人即认为建立后金的女真以及后来建立清朝的满族“为金余孽”(38),当清军攻取辽东之后,曾“惑于形家谬说,疑金代陵寝与本朝王气相关,将房山县金陵拆毁”(39)。努尔哈赤也说过“我本大金之裔”(40),又说“昔大辽帝欲杀忠顺安分之人,故我金汗兴师征辽”,“昔汝等之赵徽宗、赵钦宗二皇帝亦为我金汗所掳”(41),等等。皇太极时,崔应时在上书中也说:“今大金之后天聪皇帝出师而御世,是为英明皇帝。”(42)乾隆也说过“金源即满洲也”(43)。如同后来清人为了避开汉人对金人的仇恨而避讳人们称他们为金朝女真人后裔一样,乾隆也害怕人们说他偏向辽金,心存疑忌,因而说了“正统在宋不在辽金”的话,以表现他具有“大公至正,无一毫偏倚之见”(44),对待各族一视同仁的思想。这就是他所说“正统在宋不在辽金”的真实用意,并非是不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
  当然,乾隆说“正统在宋不在辽金”的话,也有承认汉族是中国主体民族以及汉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居于主体地位的意思,但他在承认汉族和汉文化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中居于主体地位的同时,并没有否定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华文化形成和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其文化选择并非是仅仅选择汉文化之一元文化,而是选择了包括少数文化在内的多元文化。实际上,他反对汉儒过分强调“华夷之辨”,过分强调“夏尊夷卑”,而主张淡化“华夷之辨”,他所说的“正统在宋不在辽金”的话,也有笼络汉人以及提醒满族等少数民族不必斤斤计较所谓正统问题以致影响满汉合作的用意,并没有否定辽宋金“各与正统”的意思,而是在承认宋朝是正统王朝的基础上也承认辽金是正统王朝的意思。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清朝统治者自始至终,并没有人提出“颠覆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的重修宋史的建议,一直认为“元人三史并修,诚定论也”。并非是“清朝统治者从北方民族王朝立场转向中国大一统王朝立场之后,最终也否定了辽金正统”,而是清朝统治者无论是在坚持北方民族王朝立场阶段还是从北方民族王朝立场转向中国大一统王朝立场之后,都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乾隆皇帝并没有“抑辽金”的思想,他允许四库馆臣在编修《四库全书》时持辽宋金“各与正统”的观点,并钦定了包括《辽史》和《金史》在内的中国正史“二十二史”、“二十三史”和“二十四史”,说明清朝统治者从北方民族王朝立场转向中国大一统王朝立场之后,“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亦未被颠覆,辽金的正统地位并未被否定。说明清朝统治者如同其他王朝的统治者一样,在其建立起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政权之后,十分注意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不主张强化“华夷之辨”、“尊夏贱夷”,而主张淡化“华夷之辨”,因此对那些“华夷之辨”思想严重的士人试图通过强调“华夷之辨”“尊夏贱夷”而否定辽金正统地位的作法不予支持,说明强调“华夷之辨”并通过强调“尊夏贱夷”去区别正统和非正统,逐渐强化华夏的尊贵地位,贬低“夷狄”地位,并非是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而主张逐渐淡化华夷之辨,强调华夷一家、华夷一体,主张华夷互相吸收,逐渐否定单一的汉文化选择而强调多元文化选择,才是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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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权衡撰,任崇岳签证:《庚申外史签证》卷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4页。
  ②赵永春:《“宋辽金三史正统体系”在明代未被颠覆》,《学术月刊》2012年第6期。
  ③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2期。
  ④《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983,乾隆四十年五月甲子条,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21页。
  ⑤(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47《史部·编年类·御定通鉴纲目三编》,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31页。
  ⑥《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898,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戊寅条,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099页。
  ⑦《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034,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丙午条,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863页。
  ⑧《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168,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条,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666—667页。
  ⑨《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987,乾隆四十年七月癸酉条,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77页。
  ⑩《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154,乾隆四十七年四月辛巳条,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465页。
  (11)倪思《重明节馆伴语录》仅存于《永乐大典》之中,乾隆朝编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但未收入四库全书,仅列入《四库全书总目》杂史类存目之中。
  (12)《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七·御制诗四集》卷13《题倪思〈重明节馆伴语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76年版,第450页。
  (13)赵永春编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18页。
  (14)宋高宗自继位以来就表示愿意向金称臣以便与金人达成和议,到皇统和议(绍兴十一年和议)时,金宋正式确立为“君臣之国”,宋高宗致书金朝皆称“臣”而非称“侄”。
  (15)《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919,乾隆三十七年十月癸未条,第320页。
  (16)《皇朝文献通考》卷222《经籍考·钦定皇朝礼器图式》乾隆御制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489,乾隆六十年十月己亥条,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927页。
  (18)《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142,乾隆四十六年十月甲申条,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308—309页。
  (19)(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0《史部·别史类存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54页。
  (20)(清)刘声木《苌楚斋续笔》卷5《明王洙〈宋史质〉》,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50页。
  (21)(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0《史部·别史类存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54—455页。
  (22)(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5《史部·史钞类存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81页。
  (23)(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74《集部·别集类存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46页。
  (24)(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66《集部·别集类》,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33页。
  (25)(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49《史部·纪事本末类》,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39页。
  (26)《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051《翰林院·职掌·纂修书史》,光绪朝重修本,第124页。
  (27)黄宗羲:《留书·史》,载《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28)《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88《礼部·学校·颁行书籍》,光绪朝重修本,第120页。
  (29)《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4,乾隆元年三月丁未条,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405页。
  (30)《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86,乾隆十二年三月丙申条,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729页。
  (31)赵翼《廿二史劄记》卷21《五代史·薛居正五代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51页。
  (32)(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45《史部·正史类》序,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97页。
  (33)(清)赵慎畛撰,徐怀宝点校《榆巢杂识》下卷《旧五代史》,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31—232页。
  (34)《清史稿》卷481《儒林二·邵晋涵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210页。
  (35)《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034,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丙午条,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863页。
  (36)《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168,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条,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666页。
  (37)《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210,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乙卯条,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219页。
  (38)(明)李东阳等纂,申时行等重修《大明会典》卷107《礼部·朝贡·东北夷》,文海出版社影印万历刊本,第1606页。
  (39)《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435《礼部·中祀·帝王陵寝修葺陵庙》,光绪朝重修本,第134页。
  (40)《后金檄明万历皇帝文》,载《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95页。
  (4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太祖朝)第20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86页。
  (42)《崔应时上书请进兵》,载孔昭明《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四辑第二五五种《满洲秘档选辑》,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版,第74页。
  (43)《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95,乾隆十二年七月丙午条,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863页。
  (44)《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168,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条,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6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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