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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文人，崇尚高雅，讲究品味，长于绘事，对于书房的陈设布置格外重视，皆讲究书房的高雅别致，布局格调独具匠心，他们把书房变成了一个兼及修身、怡情和养生的美好天地，把书斋文化推向高峰。 其中，文房清玩者，形微身盈，小型大器，于文房读书、写字、作画，实用又解闷，以纤悉毕具的细节，将书斋文化的雅气、雅趣、雅境发展到极致。曹昭《格古要论》、高濂《遵生八笺》、文震亨《长物志》等著作对文房清玩皆有详细论及。 仇英的《临宋人画轴》就展示了一个并不奢华的明代文人书房，家具陈设，案头文房，意境别致。 一个文人，坐于在榻上，脚下有脚踏，床上有靠几，身体被安放的舒适放松；背后独扇的山水插屏是《汀洲芦雁图》，案上书卷琴棋整齐有序，室内有缸花有茶炉，有童子站在榻旁，手持注子向盏中注酒，一派轻松怡然。仿若主人一起身，即可携琴访友，烹茶待客。 《弘历是一是二图轴》中，乾隆帝坐在一个罗汉床上，身后屏风上的《汀洲芦雁图》换作了一幅“四王”风格的山水，靠几换成了如意，纱罩下饮茶用的托盏，变成了玉璧和青铜觚。 《弘历是一是二图轴》与《宋人临画轴》中的空间布局相仿，精雅与舒适，是永恒的主旋律。精雅，是书斋主人审美取向营造出的场；舒适，是书斋主人对空间的身体感受。 相似的布局，却是不同的风格，这源于陈设细节、案头文玩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前朝文士风流逸趣的书房，与清代堂皇富丽的宫廷书斋的不同，是书斋主人对审美及生活品质不同追求的具体体现。 古代文人对书房之物的追求极尽精巧灵性，这些文玩不仅实用，而且大都别致精美，气韵清雅。 《长物志》将宣德炉列为首位，曰“文房诸器，宣炉为首”。君子佩玉，文人博古，铜炉取玉之温润，谦谦和悦；常置案头，焚香一柱，秉烛夜读，红袖添香，是文房清玩之雅器。 菖蒲与兰一样是性灵之物，因简而洁，因俗而雅，有出尘之致，正合文人宁静致远的秉性，而且特别适合摆放在室内，尤其适合满是书卷、文房、雅器的书斋，成为案头清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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