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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者大家，一生需要关起门来下多少功夫，才能在”书法”这件事中获得世人眼中典范式的成就？ 2005年，启功先生过世后，家人开始悉心整理先生的遗物。 在先生床底下，发现了整整两个大箱子。 完完全全，都是金石碑帖、法书影本。 一册册翻开，大量都有先生亲笔书写的记录、考订、研判、心得，密密麻麻，细致入微。     鉴定家傅熹年先生，见过其中不少。 他说，特殊时期抄家的时候，有人专门来给启功先生的书架贴上了封条，碑帖也动不了了，因此，他们聊天一度只能“空谈”，但这其实又保护了启先生的“宝贝”，其他人就动不了这些东西了。 王靖宪先生记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每到小乘巷启功先生寓所，总能见到先生伏案临写各种碑帖。除了经常临写的隋智永《千字文》和唐人写经外，还从头至尾临写过肃府本《淳化阁帖》。薄薄的皮纸，淡淡的墨色，字迹很有精神。 从青年到晚年，这些金石碑帖、法书影本就是启功先生的日常。天天翻，日日看。启先生将它们作为临习、研究的重要资料，搜罗一辈子，珍藏一辈子，也研究了一辈子。 其中有不少碑帖，对习书之人尤有温度，如启先生旧藏明代精拓《张猛龙碑》，正是许多人案头临习的版本。还有许多曾在先生生前授课录像当中多有出现；先生所著《论书绝句百首》《古代字体论稿》等著作中所用碑帖之插图多出于此；先生撰写论文、题跋之内容皆从中而得。 而此刻，放在一起，它们就像是启功先生一生的功课，亦是留给后人最珍重的一课——启先生对碑帖的研究和他的书法艺术成就密不可分，这批金石碑帖、法书影本是启先生一生心血的结晶，是先生书学思想的来源，是成就先生的基石，更是一部详尽的中国书法史，意义极其重要非凡。  启功在日本三井文库鉴赏宋拓本     2017年秋天，中国嘉德艺术中心大厦落成，第一个重要展览便是“启功先生旧藏金石碑帖展”。 展览轰动京城内外，很多年龄高迈的老先生由学生搀着扶着，抵达了现场。 嘉德古籍部负责人宋皓女士对一句观众的话印象尤为深刻。 “启功先生的这批碑帖和题跋本，是中国传统文人札记的绝唱，启功先生之后，再也见不到了。” “这话说的很悲观，但我表示同意。”
《启功先生旧藏金石碑帖》首发式 2019年秋，文物出版社将《启功先生旧藏金石碑帖》整理编辑出版，收录启功先生收藏全部金石碑帖319种。在嘉德艺术中心的首发式上，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总裁胡妍妍女士说，希望以此让后代学者们进行综合深入的研究，从启先生身上汲取更多营养，也继续受教。 而同时，启功先生旧藏金石碑帖将以更完整的面貌再次亮相中国嘉德2019年秋拍预展，并将以一个标的的形式被整体拍卖—— “启功先生旧藏金石碑帖及法书影本672种”，包括320种金石碑帖拓本与352种法书影本，上自先秦金石，下迄近代碑刻， 共581册841张并2卷，附出版物37册。 其中，有先生题签、题封、题字、批校、过录、题跋者，总计212种（另先生题标影本10种，未计在内）。 如此庞大的一个体量，整体上拍而不拆散，正是因为，关于它们的归宿和未来，启功先生的家人与嘉德，有理想中的期待。 拍卖前，启功先生家属发表重要声明： 此次释出部分，除去2018年嘉德秋拍曾拍出影本30册以外，另有极个别家属用于自存留念。此672种为启功先生旧藏金石碑帖及法书影本之全部，今后不再有单册释出。 也就是说，他们做好了全部准备，希望将先生的珍藏尽可能完整地交给理想中的接收者。 那会是谁？ 宋皓数次公开表示期待： “启功先生旧藏金石碑帖及法书影本672种”，就是一个完整的馆藏，一部详尽的中国书法史，我们非常希望它被未来的藏家仍以一个完整的馆藏形式呈现。 这一定也是所有敬爱启功先生的人的心愿。 我们都在共同期待。 ▼
1. 没有谁，比这些金石碑帖、法书影本更熟悉那位作为学者、鉴定家和书法家的启功。 启功先生的寻觅与珍藏，开始得很早。 有些心仪的本子，一等就是数年。 其中许多碑帖，更是陪伴了他数十年之久，时不时拿出来翻翻、看看、临习、考证，一一记录。 如唐柳公权书《玄秘塔碑》元明间拓本—— 1965年，启功五十四岁时初得此本，整整三十年间，反复临习。1995年，启功八十四岁（八十三周岁）时再度题跋，提到自己目力渐渐衰退，比这更小的字，得要戴眼镜才能看了。 启先生还说，自己临这本帖最勤，十年内临了十余本，然而“学业无恒”，有所荒废，如今老了重新用功，以补年轻时之过。 这也是他八十岁以后临的第一通帖。 他如此钟爱此册，以为其“超字未损”，拓的时代可追溯至明初，甚至与宋拓相比都毫不逊色。 ▼
《隋龙藏寺碑》明拓本—— 题跋中，启先生记录道 “临此碑一通竟历数日”，那日临毕时，已是午夜，于是“快然题记”。 ▼ 启功 题签、批校、题跋 隋龙藏寺碑 明拓本
这些金石碑帖法书影本中，有不少珍稀之本，先生也经历长久寻寻觅觅才得之，成此规模不易，无疑是先生一生的心血。 故宫博物院退休专家金运昌先生，曾讲述过当年启功先生获得《魏张猛龙碑并额并阴》（明拓传世最精本）的来龙去脉。 启功先生等了很多年，一直想得到一件《张猛龙碑》的好拓本，但直到快五十岁时，才终于如愿以偿。 ▼ 启功 题跋 魏张猛龙碑并额并阴 明拓本
这是目前所见拓工最好、最清晰的张猛龙碑，称得上是启功先生的最爱，也是他最为著名的藏本，许多书法爱好者都临过这一版本。启功先生在《论书绝句》里提到，“出墨无端又入杨，前摹松雪后香光。如今只爱张神冏，一剂强心健骨方”，足见珍爱。 “1961年，启功先生在琉璃厂的碑帖店（估计是庆云堂）发现了这本明拓本。”可以想见他有多么惊喜，“但此时的启功，母亲去世，和夫人过得苦巴巴的，头上又带着顶’帽子’，生活很不容易。于是，和店家反复商榷，来回跑了一年多，反复交涉，才终于达成协议——用七种家藏善拓，与店家换这件《张猛龙碑》。” 拿回家后，他亲手用炭末醮白芨水以响拓之法补配了几处残缺，凡是加盖了图章的，都是他亲自勾摹敷墨的，补的结果也相当完美。 启功先生很得意，在帖后写道，这点小毛病他不在乎，就算现在有人拿完好的与他换，他也不换。就好比那蔡邕从火里救出的“焦尾琴”，虽尾焦，音色极佳。 遇到懂碑帖的客人来访，启功最爱拿这件出来考试，问：哪里是我描的？大家看不出来，他便哈哈大笑。 启功先生的满足得意之情，亦溢于纸端。 他感慨，若是这本子的书家、刻工、裱工、藏家知道了，定会欣然大笑，因为他们又得到一位异代知己：“启功启元伯也”！（启功先生，字元白，也作元伯）
2. 那么，作为一代大家，启先生为什么珍藏这些？它藏了一辈子的金石碑帖法书影本，又究竟珍贵在哪儿？ 我们来细细看，启先生的眼光与选择。 其中有几个最广为人知的本子，可以用举世无双来形容——即便是博物馆、图书馆公藏，也无出其右者。 比如，极为稀见的《吴皇象书急就章》（明拓传世最旧松江本）、《明真赏斋帖》（明拓传世最精火前本）、《魏张猛龙碑并额并阴》（明拓传世最精本）、《清八大山人法帖》（清初期拓传世孤本），传拓年代早且拓工精良，超越公家收藏。 从版本来说，这四个本子也是最值得细细介绍的。 先来看明拓传世最旧松江本《吴皇象书急就章》。 《急就章》是汉朝人书写的章草作品，宋代有人刻石，但已亡佚。明朝正统年间的人在上海松江刻石立碑，这本就是最初的拓本，也是目前国内传世所见现存最早、最清晰的拓本，未见超越于此。 ▼ 
启功先生很珍视此本，未作跋语，仅题一签，并广邀当时名家题咏。 马衡跋语中据“礐”字，定此本为初拓，极为中肯。 你可以注意到，其中也有康生的题跋。 通过对这个本子与其他数本急就章的研究与对比，启功先生写成了著名的《急就章传本考》，并留下大量题跋。 康生跋明拓传世最旧松江本《吴皇象书急就章》 明拓传世最精火前本《明真赏斋帖》—— 火前本传世者有故宫博物院本、上海图书馆本等，论传拓，此本可称第一。启功先生得此本于1978年冬天，并根据明确的火前火后本和辽博的万岁通天帖对比，1988年写出了《唐摹万岁通天帖考》。 ▼
再是上文提到的明拓传世最精本《魏张猛龙碑并额并阴》—— 此碑传世明拓本，所谓“盖魏”二字之间不连者，皆为浓墨，掩其笔画，难见波折变化。今原碑“盖魏”之间，石花渐凸，知此碑几经剜磨，遂失原貌。 此本蝉翼淡墨，字口分明，又贵在传拓年代早，堪称最为精善者。 启功先生于此碑最为珍视，一生衷爱，跋语另纸精楷誊写，装于册尾。其作书，得力于赵、董，又参此之劲挺风韵。
启功题跋魏张猛龙碑并额并阴 明拓本 清初期拓传世孤本《八大山人法帖》—— 仅此一件，公私所藏皆未见。 八大山人书法与黄庭坚、董其昌有渊源关系，启功先生为探求其奥秘，曾临《荷上花歌帖》，用于揣摩。先生作《论书绝句百首》第八十四首：“钟王逐鹿定何如，此是人间未见书。异代会心吾不忝，参天两地一朱驴。” 此本为李孟东于上世纪70年代赠先生。册首有李氏题签，黄苗子、王方宇曾作文考证其书写年代，为研究八大书法重要资料， 先生极为珍视。 启功先生为这些珍本所做的题跋，早已通过《启功丛稿》和他的研究为大家所熟知。但当先生的墨迹呈现在眼前，才懂能换得“功力”二字的，绝不只是智力、学养、经验与识见，更是最最珍贵的——时间。 ▼
启功先生旧藏金石碑帖中，还有大量较为稀见之本，临池有益，考史有助，读者悦目愉心。在启功先生的收藏与研究过程中，耗费大量心血。 比如（明拓原装本）《唐虞世南书孔子庙堂碑（存西安本、城武本两种）》。 这两册珍贵之处在于传拓时间基本等同，又为原装，未见有两册合装越于此者。启功先生喜唐碑，尤重虞欧。 虞书庙堂的李宗瀚藏唐原石宋拓本，现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启功先生还曾于1989年赴日本鉴赏，校其原石、重刻补配情况。 有意思的是，这个本子正是启功先生于1999年10月26日在中国嘉德春拍古籍善本专场购得，此为第548号拍品，当时启先生已八十七岁高龄，可见于永兴书法之珍爱。启功先生当时的购买发票也依然还在。 此外，还有同一内容，先生藏多种或较优版本，为研究法书提供极好的佐证资料。 如《唐怀素书自叙帖》、《唐钟绍京书灵飞经》、《宋蔡卞书达摩面壁之庵》、《宋王升书千字文》、《清世祖顺治帝书敬佛》。 金石碑帖外，还有法书影本，共352种，含清晚期至民国、近现代之珂罗版、金属版、石印本。近代碑帖法书影印本，先生几乎全部购藏。 民国时期，珂罗版之价格，高于一般拓本，特别是一些私人印刷本，印量之稀，传世可谓“墨林星凤”。这些私印本，是藏家精心制版，印刷优良，每种一般在百册左右，基本为藏家分赠好友，对外出售者不多。 如罗振玉私印本，其委托日本小林写真所制版，有些种类因册薄（每册定价薄厚一致），又不为人重视，印量极为稀少。
罗氏法书碑帖私印本其中传世稀见的，如《王居士砖塔铭》线订本，再如《汉晋墨影》——传世所见多残缺，启功先生所存者为全本。 这些虽是印本，但稀见与昂贵程度，超乎想象。 上世纪九十年代，启功先生曾托友人购得罗氏所印《百爵斋藏历代名人法书》三册，当时发票还在，定价为4000元，价格之高可以想见。 而当年的启功先生，又是如何节衣缩食一本一本购买研究的？ 难怪常有人感慨：启功先生，就是我们身边的古人。 3. 启先生侄孙章正先生曾编就《启功先生金石碑帖纪事》。启先生对金石碑帖的见地，亦来得很早。1935年，23岁时，他便作《论书绝句》二十首，内容多涉及对碑帖法书的见解。34岁时，已作文《〈急就章〉传本考》初稿。 启功先生收藏碑帖法书，简单而言，一为研究；二为临摹——因为他既是学者，也是书家。 王靖宪先生曾提到，有人认为先生重法帖，不重碑刻，其实不然。启功先生对汉魏六朝碑刻有广泛的爱好和收藏。启功先生临摹碑帖，也有很明确的目的。 这一点的前提，是启功先生对碑刻书法有自己的见解。比如，北朝碑刻，先生取体势、结构、行笔与当时墨迹能相印证者，如《龙门二十品》。而对于自康有为立“卑唐”说之后学习书法者和碑帖收藏者视唐碑如败履的观念，启功先生也不以然。 先生八十余岁时，为了增强书法的骨力，仍不断临写唐柳公权《玄秘塔碑》和宋黄庭坚草书《廉颇蔺相如列传》，广泛吸取营养，充实自己。 所以，版本之外，启功先生的珍藏带着自己为学者和书家的独特眼光。尽管他没有雄厚的资财，但有心，有眼力，收藏的都是有观赏或者研究价值的东西，他的书学思想、书法艺术风格和研究成果，都从中生发而来。
▲ 在西安碑明崇祯帝赐杨嗣昌行军诗碑前，记录朱由检花押写法 比如说，选择拓本时，启先生偏好精良的淡墨拓本。他认为，拓的淡，精神好，清晰，曾戏言：“看着清楚明白。” 先生反复临习的《玄秘塔碑》便是淡墨，《张猛龙碑》也是淡墨。 而《汉石门颂》《汉杨淮表纪》《魏石门铭》，此三本也皆为淡墨。 我们知道，摩崖拓本因地势险要，依当时时代风尚，多作浓墨，但浓墨拓本多有掉墨、掩字口之情况，可以说十之八九皆此种拓本。而启先生凭借自己的慧眼，能集藏如此精良摩崖拓本，与他的审美观念密不可分。 以清中期拓本《魏王远书石门铭》为例—— 按照习惯思维，摩崖传世拓本总是老的字多的更胜，此旧拓本，首行“此”字尚存，上世纪五十年代，一册明拓《魏石门铭》浓墨本，定价在八十元左右。而淡墨精拓本，虽无此字，定价亦与此相同，可见存世之稀。 启功先生珍藏的该淡墨本，便无“此”字，但字口之精彩，却是绝无仅有的。这正是因为先生择选碑帖，以传拓精良为首要。碑虽为摩崖，然此本墨色浅淡，笔划清晰，也因此为他所珍视。 ▼
这一点，给许多人思考和启发。收藏金石碑帖究竟该以何为胜？启功先生购藏碑帖正是为研究临习之所需，从中窥得古人用笔之诀，而绝无投资之念。 所以，在这些珍藏里，我们还能看到启功先生深厚、朴素却合用的选择。 章正曾在《启功先生的金石因缘》中提到：“启功先生的题跋中曾经说，碑帖界大致分为两派，他重的是实践派，而不是考释派，考释派是以一笔字的多寡论帖的优劣，比如某帖的某字，如果笔迹不缺，便是好的，启先生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所拓之字肥粗、清晰，能够临习，能够受用于自己，这才是他喜爱的，故我在整理家中的碑帖时，发现先生所藏拓本极为精良，都是能够用于学习的。” 同一碑刻，启先生还常收藏多种形式的拓本，或整纸，或册页，旧拓、新拓皆有，他的目的正在于校勘碑刻之变化。 如《唐柳公权书玄秘塔碑》，先生收藏有元明间未剜拓本，又收藏清晚期拓剜后本。两者相校，前者传拓年代早，笔画锋芒略退，是柳书真面，后者传拓年代晚，笔画光洁，看似精神，却并非诚悬原味。启先生正是通过比较二者关系，为自己汲取书学之丰富营养。 启功先生还极为重视同一书家不同碑刻、法帖的集藏，如宋四家、明人法书等。汉唐碑刻集藏较易，而宋以后之碑帖，因不为人所重，传拓无多，收藏绝非易事。
唐柳公权书《玄秘塔碑》元明间拓本 局部 4. 上世纪70年代，沙孟海先生对几位弟子的忠告曾广为人知，对于学问对于书法的重要性，沙先生正是以启先生为例的：“书法界主张不一，无所折中，但如启功先生有学问基础，一致推崇，颠扑不破。” 所以，为什么，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的七位专家里，就数启功先生最懂碑帖？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连起先生是徐邦达先生的弟子，1979年，经徐先生介绍，开始向启功先生求教碑帖，他曾有一场讲座专门讲“启功先生与金石碑帖”。 王先生谈到，在中国文物界，碑帖鉴定家远少于古书画鉴定家，因为金石碑帖非常之难，从书法艺术到摹写传拓技术，再到综合的文史知识，都须有积累。 “若是研究书法却不懂得碑帖，实际上等于一条腿走路。” 而启功先生不仅可以随口说出一般碑帖鉴定家死记硬背的所谓“考据”，相关的金石文献、书画著录、校碑考帖书籍也非常熟悉，而且经史子集，凡相关于中国古代文史方面的知识亦惊人地丰富。他深谙古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又精通历代书法，凡名家墨迹、碑帖摹刻之优劣、鉴藏流传之经过，皆了然于胸。 所以，启功先生在碑帖研究和鉴定上自是游刃有余。
王连起先生曾提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某地发现了一部宋代名帖‘潭帖’，被推荐到文物出版社出版。启功先生一看，即指出其伪：‘潭帖’刻于北宋仁宗庆历年间，不可能刻有宋徽宗、南宋高宗的题和画押。” 启先生在碑帖鉴定中运用的方法，也和市面上所流行的方法大相径庭。 “这些方法实际上是原来古玩行用的办法，就是背考据，背《校碑随笔》。一个碑，初拓时什么字完好，宋拓保留多少字，南宋拓、元朝拓、明朝拓又怎么样——在背这些个东西。这些固然重要，但是，作伪的人也能做得出来。”王连起说。这种死板的方法到了“帖”上，愈发失效。真正研究碑帖的高手，“通过帖，可以断定原刻的是墨迹上石还是帖翻帖，墨迹上石是真迹还是伪迹”。在碑帖学界仅两人，一是启功曾早年求教过的张伯英先生，还有一位，就是启功。 《启功先生旧藏金石碑帖》编委孟宪钧先生在首发式上说，碑帖研究，大体有几条路子： 而启功先生于以上三者皆精，且能融会贯通，突破前人，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 启功 题签 介扶、启功 题跋 唐欧阳询书皇甫诞碑 明拓本
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 、《启功先生旧藏金石碑帖》编委仲威说，如果说安思远的金石碑帖收藏体现了一个高度，那么启功先生的金石碑帖收藏则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宽度。 他尤其指出，启功先生能够收藏这么多当时好的珂罗版影印本，能够达到这个规模，是很少很少的，而且他在影印本上不厌其烦地作研究，做题跋， 可见，在他心目当中碑帖的影印本和拓本是差距不大的，凡是能够研究的都能够作为他的取法标准。 启功先生既像金石学家般着眼于文字内容、资料价值，又如书法创作者、研究者般懂得鉴赏，在意书法的高下、刻拓的精粗、字迹留存的多少和清晰程度。 如今，称得上深研金石碑帖者已少之又少，如启先生这般“活书柜”的高度，更是难以企及。 ▼
5. 对更多敬爱启先生的人而言，最珍贵的无疑是那些充满温度的启先生的题跋与手迹，可见启先生的所思所想、甚至喜怒悲欢。 每一件、种种细节，不仅见他的眼光与功力，也留着他的亲笔与温度：亲自粘装成册、题签、或长或短的题跋——从书法的优劣、传本的来历、名实的真伪，到摹、临、刻、拓等种种问题。 672种启功先生旧藏金石碑帖及法书影本中，有先生题签、题封、题字、批校、过录、题跋者，总计212种（另先生题标影本10种，未计在内）。 在王连起先生看来，启功先生的题跋尤为珍贵。 “以先生的慧眼，先生的学识，先生对书法的理解和对碑帖的精鉴，这些碑帖（包括影印本）一经先生题跋，即可使人领略到其书法的妙处，了解了版本的优劣，增添了鉴赏甚至考据方面的知识，可谓点铁成金。” 启功先生学识深厚，题跋多不作稿；为他人题跋，皆不过夜，当日题毕，每成篇章。 陈振濂说：在启功先生的这批收藏里，我们看到了他题了很多学问的考释，每个本子的比较，这类东西是启功先生那一代文人、学者的常态，但是到了今天，我们的学者和书家们，要把碑帖里各种的学问提取出来，还要有能力变成题跋文字，绝大多数的人已经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了。这种长跋，本身做文章就已经很费劲了，还要在后面成匹配的优美的书法。 “由此来看启功先生，真的是到现在找不到第二个人。”
而启先生在影印本上书写的墨迹，也常常一挥而就，所谓“心手双畅”，体现了启功先生书法的最佳水平。特别是启先生的小楷，作品未见，仅见题跋，弥足珍贵。 352种影本题跋中，内含启功先生题签、题字、批校、题跋本63种（另启功先生题标10种，未计算在内），更可见启功先生稀见的各种书体存世。 比方《刘熊碑》，扉页上八个不同的刘熊碑的签。 陈振濂感慨：”我觉得启先生应该是在琢磨刘熊碑的字型怎么样才好，这完全就是一种日常书写，信手而至。他在珍贵的拓本后面写的很工整，要体现出他的功力、学问，但是在这里，他几乎是游戏。我看到八个不同的刘熊碑的签，甚至还有一些篆书，因为启功先生是不写篆书的，他如果要写，一定是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这么珍贵的资料，有这么八个签，这一部珂罗版刘熊碑就价值连城。” ▼ 启功 各体书题字、题跋 汉刘熊碑 民国间有正书局石印本
启先生的这批珍藏中，还留下了大量名人题跋，包括翁大年、费念慈、潘祖荫、周季木、姚华、陈汉第、张珩、容庚、马衡、叶恭绰、康生、郑世芬、林志钧、黄孝纾、黄君坦、谢稚柳、于省吾、溥雪斋、刘铁云、姚鹏图、李孟东、章钰、张效彬、邵章、郭则沄、许修直、葛成修、裴景福、陈运彰、沙孟海、钱玄同、顾颉刚、傅大卣、徐石雪、溥雪斋等题签、题跋、题赠多种。 6. 在陈振濂看来，启功先生的这批碑帖和他的题跋可以连成一条线，完全可以贯穿成一部中国书法史。 2002年，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法书全集》，邀请启功先生担任主编。先生几乎对所有法帖了然于胸，对择选目录不假思索，将法帖名称，所藏地点一一列出。 但正是珍藏了“一部中国书法史”的启功先生，却首选公藏，公无藏者，再选私人藏品。 最后，启先生仅选自藏《吴皇象书急就章》（明拓传世最旧松江本，公藏无出其右）。而他自藏的《明真赏斋帖》（明拓传世最精火前本，先生择选故宫博物院藏本）、《清八大山人法帖》（清初期拓传世孤本）皆未选取。 如果你问，什么是大家？ 为什么，大家都那么敬爱启功先生？ 答案不言自明。 想到初学碑帖时，读启功先生的书，学问那么深厚的启先生，文章却都亲切简明，短短一文便将大问题讲得明明白白。 就像他讲，什么是“碑”，什么是“帖”——在上世纪80年代录制的一系列关于书法碑帖的教学普及视频里，启先生走访实地带着大家看碑帖，句句都是大白话。 重忆先生的课，先生的文，回到这些带着先生温度的故纸。 读到《唐柳公权书玄秘塔碑并额》上，先生留下的，“今距得此册时已三十周岁，目力渐衰，小于此字则须用眼镜矣。” 想到他所教给我们的，留下的，都生长于这些。 而它们，从先生青年到晚年，多少个夜晚与他一起度过，又几乎整整陪伴了他一生。 诚如陈振濂先生所言： 启先生是当时硕果仅存的一个有古人风范的人，他的学识和言行举止，都足以成为我们学习的楷范。我们今天在谈他的人生，谈的都是那个时代的老辈是怎么做人、做学问。 此刻，真幸运，启功先生的珍藏，用先生自己的话说：“几十年中，经过多少次的折腾，竟没有离开过我。” 而下一刻，也不会分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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