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朱熹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朱熹不仅是一位大哲，诗也写得颇有特色，明代诗论家许学夷称其诗“冲淡者遂为应物（即唐代诗人韦应物），宏大者即成子美（即唐代诗人杜甫）”。清初大学者王夫之尤对他那些清新活泼、情趣盎然的论学七绝赞不绝口。
这首诗由于被选入了启蒙读本《千家诗》而流传极广，但它的本来意思却一向失解。一般《千家诗》注本都认为这是游春踏青的纪实之作，“泗水滨”指的是孔林（即孔子及其后人的墓地）。其实这种解释是不确切的，因为朱熹所处的时代，洙泗之地早已沦陷于金，诗人根本不可能去那里游春“寻芳”。
朱熹另有一首论道绝句：“川源红绿一时新，暮雨朝睛更可人。书册埋头何日了？不如抛却去寻春。”这里的“寻春”与《春日》诗中“寻芳”的意思相同，其实都是“悟道”或“穷理”的形象说法。洙泗曾是孔子的讲学之地，“泗水滨”云云，乃是儒家文化或儒家学说的代称，而非实指地名。
朱熹在哲学上主张“万物一理”，认为独立自足的精神实体“理”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终极本体。但“理一分殊”，“理”外化为具体事物，各有自己不同的形态和规定性。故而要“穷理”，即认识世界的终极本体，必须由“格物”入手；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最后自然豁然贯通，“无往而不见这个理”。此诗便是以艺术的方法，化抽象为具象，来说明“格物穷理”的具体过程。
一、二句写徜徉于知识海洋，不断地“格物”的过程和乐趣：“理”虽是“一”，但这个“一”总是体现在“无边光景”，即具体可见、五彩纷呈的万事万物上不懈地去探索“无边光景”，自会时时有新的心得，这是“识得东风面”，即达到对“理”的理性认识的必经的途径。
三、四句写“寻芳”的收获：不断地从认识具体事物入手，最后必会达到一种“等闲”（犹言“轻易”，“无意中”）便可“识得东风面”的境界；“东风”会带来自然界的“万紫千红”，正犹如“一理”会外化、派生出千姿百态的具体事物。从普遍与特殊的关系说，一、二句说的是“理一分殊”，三、四句说的是“万物一理”；从认识过程来说，一、二句强调的是局部积累，三、四句强调的是豁然贯通。
从本义说，这其实是一首较为典型的“哲理诗”。但朱熹的高妙处在于，他懂得诗之为诗、艺术之为艺术的特点和规律，即便是纯然说理之作，也不使“理过其辞”，而是采用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段。
“隐约其理”，将抽象的哲学道理寓于具体可感、生机勃勃的艺术意境之中，以至于使人读了但觉满眼春光，有如身临和风吹拂的春天的大自然，观赏到“万紫千红”的“无边光景”，不去、也不愿意去理会原诗所要说明的特定的“道”和“理”，只将它作为一般富有理趣的写景之作来体味，来欣赏。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两句诗，今天人们常从它所描写的大地春回将带来万紫千红局面的自然景象，联想到生活前景广阔、事业兴旺发达等社会人生内容，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原诗哲理蕴涵的丰厚和多边性。而它的被广泛传诵，播于人口，正是其艺术上摒去“理障”而出以自然清新风格获得巨大成功的有力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