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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之所以说“元以宽仁失天下”，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元朝在律法和治理上确实比较宽仁，是其灭亡的主因；二是明朝要想避免重蹈覆辙，就不能以宽仁治天下。这也算是朱元璋对元朝灭亡的原因分析。  元朝统治期间的中国社会，确实要比蒙古北迁后和南宋灭亡前要更富足和开放一些。南宋的社会文明，元朝是完全之继承与发展。元朝存在不足百年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朱元璋将其归纳为“元以宽仁而失天下”。 朱元璋在吸取元亡经验教训的同事，他认为“宋元宽纵，今宜肃纪纲”，元朝之所以失去政权，就是“失在纵驰”。因此大明王朝必须要高度集权，且采取严酷的刑法。明朝前期确实做到了，但却是病态充满戾气。 那么，元朝当时的“宽仁”都有哪些？能到什么程度？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元朝实行轻刑思想 《元史》中对元朝施行的刑法评价是，“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缓弛而不知检也”。总体思想是以仁厚为主，而弊端就是太过松弛且无核查。这与朱元璋的评价相差无几，毕竟《元史》是明朝主修的。  元世祖忽必烈在确保地主利益的同时，还降低农民赋税，修建全国道路。为了进一步笼络民心，元朝对南宋时期的刑律进行了删减，有一百多条被删掉。元朝统治期间是慎用死刑的，元世祖时曾有四年无死刑记录。 死刑数量最多的一年有两百七十八例，最低的仅七例。元世祖统治的三十多年间，共有两千五百名罪犯被处死，年平均八十三人。元世祖建立了一套比南宋时期更为稳定的刑法体系，总体上比宋律要更人道与温和。 在律法的执行中，通常都是以罚金来代替刑罚，对于悔罪的犯人准予特赦。蒙古律法规定，当对重罪犯施用酷刑让其招供时，必须要有足够证据。元代的统治者都喜欢表现宽仁慈厚，因此法律和政策的随意性比较大。  元朝在审案时，规定只能对犯人使用杖，不能使用其他酷刑。这个杖也是有规定的，其长度与笞杖之刑所用木杖相同，必须为三尺五寸。《元典章》中规定，受杖时要“臀腿分受，务要数停”，这是人道的体现。 唐宋时对犯人刑讯时，只需问案官员与长官意见一致，便可行刑。而元朝规定必须要衙门官员和首领官员集体表决，对用杖过程要签字画押确认。这一规定是元仁宗时期制定的，但这一律法适用对象不包括强盗在内。 元朝政府对酷刑是大力禁止的，《元典章》规定：如有违犯官吏，重行治罪，似望体皇上恤刑之本意，去酷吏肆虐之余风，天下幸甚。元朝统治者认为，酷刑会让人“不胜楚痛，人不能堪”，各级官府需要大力禁止。  这是元朝“宽仁”在律法方面的体现，这也是朱元璋认为的宽仁的主要方面。 二、元朝实行超低税赋 明朝人认为元朝是“以貉道治天下”，但并未否认元朝轻徭薄赋。元朝统治时期的江南一带，农民所负徭役及赋税都比南宋时期要少。南宋在江南的赋税有七十多种，到元朝时，这七十多种赋税徭役全部未征。 元朝曾对天下的田税进行详细的规定，即上田亩三升，中田二升五合，下二升。而明景泰年间，田税激增到五六斗，甚至收一石的都有。苏州在宋元时期，七年的税赋才征收34.9万斛，而明朝在增加崇明县后达262万石。 自唐宋以来，江南一直就是富裕的鱼米之乡，南宋时亩税为一斗。而到元朝时，亩税不能超过三升，在元统与至元年间，吴中是天下最富的地方。到明朝时，亩税却增加到八斗，农民明显感到非常吃力。  元朝统治的前六、七十年，是天下大治时期，全国轻刑薄赋，很少用兵。百姓都能达到生有所养，死有所葬的程度，也可以说是一段盛世时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元朝频发的天灾人祸，让宽仁政策变成其灭亡的理由。 在元朝统治的中后期，有三十多个冬天异常严寒。在黄河流域，水灾与旱灾比任何时期都要频发，持续不断的瘟疫。在元惠宗时期，饥荒是年年都有，使得大量人口消亡。元末的政府并没有坐视不理，他们试图阻止灾难。 但最终都是车水杯薪，与其说元朝是毁于“宽仁”，倒不如说元朝是被频发的天灾人祸摧毁的。朱元璋将元末农民起义的原因归咎于“元的宽仁”，但事实上“宽仁”并没有什么不对，元以天灾人祸失天下更准确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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