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记者秘闻（2）】那个山里人家，那个“中国好人”

2019年2月，中央文明办发布2019年1月“中国好人榜”，105位（组）身边好人入选，其中有一个人叫谢红军。

谢红军登上“中国好人榜”，是因为他是一座无名红军烈士墓的第三代“守墓人”。1934年，红军队伍途径湖南省东安县大坳村老山界时，有一名红军战士因伤病牺牲。谢红军的爷爷将红军烈士安葬在离家不远的山腰，并交代后人坚持扫墓守墓。如今80多年过去，年近花甲的谢红军已经按照爷爷和父亲的遗愿，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在深山老村，无怨无悔地守护着红军墓。他说，他会一直守到走不动的那一天。

谢红军？看到这个名字，我突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于是，我翻找出20多年前的那本采访本，找到了1998年5月15日采访谢红军及其一家的记录，并翻找出他们的影像资料，一场完整的采访情景又还原了。

▲二哥当年的采访笔记

看完采访笔记，又看了看我的同事写的报道，其实早在20多年前，我们就把这个山里人家看成了一个善良之家，把谢红军看成了“中国好人”。不过，我们当时采访的重点，可不是他“守护红军墓”的事迹，而是他作为一个无手男人收养两个女弃婴的故事。

1962年农历八月初四，谢红军出生在大山深处的大坳村。他是谢家的第二个儿子，因为爷爷与那个红军烈士的因缘，谢家就把他取名谢红军，希望他继承红军的光荣传统，也希望他得到红军的英魂保佑。山里的孩子从小就懂得吃苦，就知道帮家里干活。因为家境贫困，谢红军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并准备年满18岁后就报名参军。可17岁那年，一场横祸飞来，他与工友到河边去炸鱼，结果双手被炸掉。

没有了双手，谢红军痛不欲生，几度想跳楼自尽。好在父母家人、亲戚朋友、医生护士、好人善人的多方开导、悉心照料，谢红军才放弃了轻生的念头，还在心里下定决心要自立自强，挑起家里的生活重担。

经过几年的艰难努力，没有双手的谢红军，不仅学会了怎样吃饭喝水、怎样生活自理，学会了怎样读书写字，还学会了所有农活。在这个过程中，谢红军吃过的苦、受过的罪、流过的血汗血泪，一家人都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特别是父母，他们除了心痛，还有心忧。

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了、长壮实了，谢家父母又喜又忧，他们常常相互叹息：“我们都老了，红军也该成亲了。要是哪天我们有个三长两短，兄弟姐妹都成家了，红军他一个人怎么过呀？！”但每当父母和亲戚朋友一提起这事，谢红军就笑着摇头：“我现在这个样子，能干的姑娘谁会跟我呀！即便她愿意跟我，我这不是害人家姑娘吗？要是再娶回个傻姑娘，我也没能力好好照顾她，这不同样是害人家吗？”听儿子这么一说，知道儿子其实早已想开了，而且话说得这么通情达理，父母心里舒缓了很多，但仍然放心不下。于是，两位老人动起了其他脑筋。

▲当年二哥同事写的纪实报道及其插图

1991年7月，谢家父母到山外去走亲戚，不想在回来的黄龙镇外的路上，遇到了一群人在围观一个被人遗弃的女婴。两位老人看着可怜的弃婴，听着大家的议论，突然有了一个想法：何不抱回家给红军做女儿，将来也好有个为红军倒茶倒水的身边人？于是，两位老人把弃婴抱回了家，并向村里、镇里报告情况，上了户口，正式成了谢红军的“养女”。从此，谢家多了很多快乐，谢红军的心也比原来开朗了许多。

无独有偶。第二年初夏，谢红军到山外的石安镇去买农药，不想在镇边的桥头又遇到一个被遗弃的女婴。尝到了“当爸”甜蜜滋味的谢红军，二话没说就把女婴抱回了家，并兴冲冲地对父母说：“爸，妈，我又抱回一个！”全家人哭笑不得，又满心欢喜。谢母说，我们大坳这地方从前有一民谣，大坳对小坳，金银十八窖，哪个挖一窖，买得湖南到。红军啊，你倒好，你现在是挖到两窖了，那就把你这两个女儿取名叫“美金”“美银”吧！

于是，美金、美银两姐妹在这个山里人家健康地成长着，一家人贫困并快乐着，谢红军与两个女儿更是相亲相爱，如果不是特意介绍，没有人觉得这两个女孩是谢红军带养的。我们去采访谢家时，是先到山外的学校接上美金、美银，然后由她们姐妹俩带我们进山的。一路上的山景很美，姐妹俩说起家里说起爸爸，一脸的幸福和自豪。

采访完谢家的故事，回到报社后，我一直不知道该怎样来写这个报道。不是怕自己写起来不感人，而是作为“首席记者”，有一个事实我无法回避，也拿捏不准。因为谢红军抱回的第二个女儿，一直没有向有关部门报告，也没有登记户口，算是一个“黑人”。这不仅不符合“计划生育”的政策规定，而且弄不好一报道出去，还会“好心办坏事”，可能会让谢家因此被罚得连屋顶都没有。当时，谢红军抱回美银时，也曾向村里汇报过情况，村干部听后只好叹口气说，反正我们住在这深山老林里，人家一时半会也不知道，就别向上报告了，没户口就没户口，先养大再说。不是说起来吓人，真的，那时的“计划生育”是条谁也不敢碰的高压线，都是“一票否决”的，就连村干部这一说，也要冒风险的。没有双手的谢红军收养两个女弃婴，这个山里人家，这个良善男人，无论怎么说，都值得大写一笔。但面对“计划生育”这根线，我这个“首席记者”也犯难了。好在与我同去采访的同事樊地忠先生，对谢家对谢红军的故事无法释怀，决意要把这个故事写出来。我“提醒”他，对牵涉到“计划生育”那一块的事，作“淡化”处理，或者“装作不知道”。樊先生的文章《一个无手青年和两个弃婴的故事》，写得真切生动、感人至深，同时很好地避免了“那个麻烦”，也把我看得泪流满面。于是，我建议樊先生在我们报纸发表后，还可以向其他报刊投寄发表。

20多年过去，谢红军“那点担心”的事早已得到完满解决，他的两个女儿也早已飞出山窝，在“山外的世界”追逐着美好梦想。只是，那时因为我还有些“多余的担忧”，没能让谢家及其谢红军的故事传得更远更广更有影响力；只是，那时还没有“中国好人榜”的推荐与评选。但是，在我和我的同事的心中，谢红军早已是一个“中国好人”，不仅因为他是“守护红军墓”的“第三代”，更是因为他的善良和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