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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必有家，家必有训。”中国人的家训智慧，自古及今，源远流长。家训，又称家诫、家范、庭训等，指家庭或家族内部父祖辈对子孙后代的垂诫、训示。如果行诸文字，更是被许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在立身、处世、为学等方面拿来作为教育后辈的家庭教育读物。中国家训内容之丰富、涉及面之广博、影响之深刻是世界各国文化所不具备的。 流传至今的家训都属于名人家训，均为历代的优秀之作。从中国家训的历史血脉上看，其核心是围绕着治家教子、修身做人展开，其实质是伦理教育和人格塑造，因此家训在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家训堪称是先人留下的为人处世宝典。 今天，我们已经处在现代社会，我们对中国家训的认知到底有多少呢？中国家训又给了我们哪些人文营养呢？我们今天还需要家训吗？这不仅是一个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问题，更是一个对国人品德、性格和精神的培养与塑造问题。对这些问题，二哥作了一些探讨，分三期与微友分享。你，怎么看呢？ 中国家训历史的简略考察 家训是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一种文化存在。 在我们的日常交往中，如果一个人夸奖另一个人，说他家教好，那可是一种很高的评价，也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 中国人爱家重家，尤其珍爱自家的名誉，而家教正是这种名誉的生动体现。一个人的教育与熏陶，大体来自学校、社会和家庭甚或家族。每一种教育与熏陶都有教科书，家训就是中国人的家教教科书。 或许我们平常没有特别在意，说起家训似乎略略感到有些陌生。其实，稍稍梳理一下历朝历代的家训，我们却发现，很多家训原来似曾相识甚或那样熟悉。而且透过这些家训，我们还能清晰地看到中国家训兴衰沉浮的历史脉络。 先秦时期，是中国家训的“起始期”。周公首开中国家训先河，他的《诫伯禽书》就是先秦家训的代表作之一。我们熟知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句话，赞的是周公勤勉谦恭、求贤若渴的品格，说的却是周公训诫其子伯禽的事。成王要将鲁地封给周公之子伯禽，周公告诫儿子时特意强调：“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周公是周成王之叔，因成王年少即位，他尽心尽力辅政成王，礼遇天下贤能，建立典章制度，被尊为儒学奠基人，是孔子最崇敬的古代圣人之一。周公以自己“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亲身实践，告诫儿子怎样去选贤任能、治国理政，可谓语重心长。 秦汉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家训的“发展期”。秦汉以后，大量有关家训的文本文献开始出现，通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完善，家训中的许多基本概念逐步形成，传统家训开始形成体系。这一时期，许多家训名篇及其演绎的家训故事传为美谈。西汉太史令司马谈的家训《命子迁》成就了其子司马迁的历史巨著《史记》，于是便有了“没有《命子迁》，就没有《史记》”的说法；三国蜀相诸葛亮既有《诫子书》，又有《诫外甥书》，于是这位“智慧化身”的“双诫”也被人们视作他的“家训智慧”；南北朝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是仕宦家训的集大成者，被后人誉为家教典范，广为征引，反复刊刻，有人赞叹“古今家训，以此为祖”。虽然把《颜氏家训》看作是“家训之祖”显然有失准确，但《颜氏家训》确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也标志着中国仕宦家训真正走向了成熟。今天我们时常看到听到的诸如“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与瞑目而无见者也。”等等这些名言警句，都出自《颜氏家训》，可见其影响之大之深之远。 隋唐和宋元时期，是中国家训的“繁荣期”。这一时期，家训在进一步成熟的过程中走向繁荣。韦世康家训、唐太宗的《帝范》与《诫皇族》、欧阳修的《诲学说》与《与十二侄》、包拯家训、朱熹的《家训》、袁采的《袁氏世范》等，百花齐放，各有特色，蔚成了中国家训的壮观景象。在这些家训中，我们最为熟悉的当属包拯家训和《袁氏世范》。北宋时的包拯有“包公”“包青天”之美誉，以刚直不阿、执法如山著称于世，他的家训只有37字，却字字千钧，掷地有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并让其子包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照后世。其人其训，跃然碑上，让人肃然起敬。南宋时的袁采，虽只是个小县令，但他同样以廉明刚直著称于世，而且很重视教化一方。他撰写的《袁氏世范》是中国家训史上与《颜氏家训》相提并论的一部家训著作，被称为“亚训”，传世之后，很快便成为私塾学校的训蒙课本。历代士大夫都十分推崇该书，将它奉为至宝。 明清时期，是中国家训的“鼎盛期”。明清两代撰写家训的风气更浓盛，家训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以往，内容也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领域更为扩大。既有一般的家训，也有专门训诫商贾的家训；作者既有帝王显宦、学究宿儒，也有普通百姓；形式上既有长篇鸿作，也有箴言、歌诀、训词、铭文、碑刻；方式上既有循循善诱的说理激励，也有家规族法的惩罚条文，等等。中国家训的发展历史由此达到顶峰。这一时期的家训代表作有庞尚鹏的《庞氏家训》、袁黄的《训子言》、姚舜牧的《药言》、杨继盛的《杨忠愍公集》、朱柏庐的《朱子家训》、李毓秀的《弟子规》等。这其中的《朱子家训》和《弟子规》，堪称明清家训的扛鼎之作。明末清初理学家、教育家朱柏庐用一生教授乡里的实践撰成《朱子家训》，成为有清一代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教子治家的经典家训。而清初著名学者、教育家李毓秀的《弟子规》虽只有360句、1080个字，却成为广为流传的儿童读本和童蒙读物，几乎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同等影响。 近现代时期，是中国家训的“衰落期”。所谓“盛极而衰”的规律，同样在家训发展史上得到应验。清代后期开始，家训开始走向衰落，不过在衰落的过程中也有几许亮光。譬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一批能够“睁眼看世界”的人，在对家人子弟的教育指导上，在传统家训中也掺进了一点点追求民主与自由的现代因素，但终究因时代所限没能形成大气候。现代以来，家族传统观念逐渐被看成是一种思想和道德桎梏，加上受西方思想和现代文化的冲击，家训文化的影响力已逐渐减弱。 当代中国，是家训文化的“淡化期”。虽然家训仍然广泛存在，普通老百姓没有一天不对自己的子弟训诫的，大到遵纪守法，小到让座洗手，几乎无所不包；一些官员特别是一些高官，偶尔也会将家训放大，弄几个与家人的“约法几章”，定几条规范亲友的“不准不能”。但实质上，这些所谓的家训不过是社会公德、社会共识和法律法规、政策政令等等的重复与具体化，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附会与附庸而已，大多数时候大多数情况下大家并没有太把它当回事。尽管当今许多地方的族谱家谱修得很热闹，家训似乎也有“回潮”迹象，但是，现代社会，现代教育，现代人，要想家训再现昔日辉煌，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家训文化淡化，是历史、时代与社会发展使然，我们大可不必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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