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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诸《二年律令·秩律》中唯一记载的“低级武职官”即上文中与“发弩”并列的“士吏”，正是“屯卒”的基层管理岗，说得现代点，就是“军法官”或“军政官”，所以，西汉简牍可见，无论是边境的屯戍，还是京师的屯兵、出征的屯军，只要是“屯”，都会有“士吏”的设置，他们用“法律”为军队服务。 另见曹操《孙子略解·作战篇》：
也就是说，打车战，5乘战车即为1队，队官为“仆射”，10乘战车则为1官，官长为“卒长”，每10乘战车，还要配备2名将吏，实际上就是“士吏”，因为卒长级别就安排上“将军”，实在有点高配，不过，这段制度描述也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即，“仆射”和“卒长”，均为“车士”的“军官”，而非普通的“屯卒”。 以上的编制名称与西汉中期的《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简》对照看：
也就是说，步兵中的“官”一级编制，主官叫“五百将”，身份上与“车士”的“卒长”略同，甚至比“卒长”还要低一些，因为《二年律令·秩律》中，“卒长”的秩级为五百石，而“五百将”的长官，“候”的秩级仅为六百石，可见，西周、春秋时代遗留下来的乘车者高贵的观念，仍有所延续，只不过，随着车兵在两汉之际的衰微和消亡，“卒长”这个职务到《后汉书》、《续汉书》记载的汉代兵制中已经消失不见。 再往下的编制，就需要参见《秦律杂抄》的规定：
翻译一下，徒卒不值夜，署君子是管理者，屯长、仆射是管理者，不告，就要负连带责任，如果上值又擅自下岗，则所有人罚二甲。 官吏不当在军中取食，反供应军粮的，全部涉案人罚二甲，如果不是官吏犯此法，则要罚戍两年，“徒食”（同行、同食之“徒”）、屯长、仆射知情不报，要罚戍一年，县令、县尉、士吏没有捕获，要罚一甲。军人擅自在供应军粮的县中偷卖口粮，则“同车食”（同行、同食之“屯卒”与“中卒”），也就是一车的十个人（见《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简》：卒各十人一车），与屯长、仆射不告，要一同被罚戍一年，县司空、司空佐史及“士吏”统领者，没有捕获，要罚一甲，邦司空则要连带罚一盾。 从“徒卒不上宿”来看，“徒卒”似乎指的是步兵，但结合《商君书·境内》中的“以徒、校分积尺而攻之，为期”和“命曰校、徒、操，出公”的排序可知，“校、徒”和“操、出公”应并非指四种人群，而是两种人群，即由“校”编组管理的“徒”和由“操”编组管理的“出公”。 因为攻城中“国尉分地”，不可能分配到“徒、校”个人，而只能是用“徒”作业，以“校”为单位划分工作区，所以“分积尺而攻之”，并定下期限。 所以“校”和“操”都是军吏，只不过是管理较低身份军人的军吏，所以才有《商君书·境内》所说的：
从排序上看，“操”的地位最低，“校”的地位还要高一些。 这种划分，也符合《商君书·境内》中以“爵位”划分“卒”与“非卒”的编制，即“徒”与“卒”分属不同的管理序列，所以，才有“署君子”、“屯长”、“仆射”三个主官， “署君子”见于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县司空下属，对发徭营造负连带责任，里耶秦简中也有“卒署”，“署君子”或即为此部门之主官，其角色恰与军中负责攻城工程的“校、徒”雷同，可见，其应为“徒”之基层管理岗位。 “屯长”、“仆射”，应分属步兵、车兵的最低级“责任人”，再向下则为承担不起责任的“什伍”，见《秦律杂抄》：
另见《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简》：
简单翻译就是各部队的识别，通过旗号区分，以“卒”为单位分别图样，在颜色上，“五百将”用旗帜的上部齿的颜色区别，“士吏”以下则用旗帜的下部齿的颜色区别，什以肩章区别，伍以肩章的左右区别，士兵用肩章的尾部颜色区别。 这里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只有“五百将”、“士吏”、“什”、“伍”，而《商君书·境内》的官阶记载则是，“五百主”、“百将”、“屯长”、“伍”，也就是说，“百将”、“屯长”全都没了，归并到了“士吏”下级，而车兵的“仆射”和“什”也没了。 那么，再来看《秦律杂抄》的解释，“不当廪军中而廪者”的罪名，和“军人买（卖）禀禀所及过县”在连带责任处理上，完全是两个逻辑，前者是“令、尉、士吏弗得”，这是个地方治安管理序列，要求的是犯罪分子户籍所在县的惩治，否则如果军队在国外，有人冒领了军粮，哪有属地的“令、尉、士吏”去抓他。 而后者是“县司空、司空佐史、士吏将者弗得”，“邦司空”还要负连带责任，也就是说，属于对过境军队的供应管理，邦司空-县司空系统有直接的责任，而士吏“将者”，则要承担军人的行为管理责任。 更重要的是秦律对“士吏”的惩罚视同“官吏”，采取“罚赀”的方式，而对“徒食”、“同车食”、“屯长”、“仆射”则施以“罚戍”的方式，也就意味着，这些无论是“徒”还是“卒”，或是“中卒”，都还是“民”，不是“吏”。 至于上述文献中涉及的编制矛盾的问题，可见《说文·金部》“鐸”字引《军法》：
《后汉书·宣秉传》注引《军法》：
两伍制和什伍制并存的原因，即前者为车兵编制，后者为步兵编制，一个是“五五编制”，一个是“五二编制”，车兵的“两”就是“辆”，即二十五人为一车，五车为一队，二队为一官，一官共十乘车，共二百五十人，设一“卒长”、二“士吏”，变相以“士吏”统“队”，则“仆射”就被盖过了。 而《商君书·境内篇》里实际上只记载了“五二编制”的步兵，到了《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简》的时代，“屯长”、“百将”都被“士吏”盖过，就像边塞烽燧的候长、燧长一样。 事实上，《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简》、《居延汉简》中的汉代中后期军制都显示出，哪怕步兵，也主要使用“五五编制”，从而让“校”级编制，也就是“尉”指挥的部队，能够具备单独成军的规模，而非商鞅变法时代的附属单位。 “百将、屯长、什长、伍长”，这四个基层职务没有秩禄，只能算作临时军职，事后以爵位酬赏，战时或也以爵位定职，他们也不存在于平时状态下的“养兵”序列，可以说是军功爵制与军事体系少有的交接点，更是“屯”的临时性质最大的表现。 不过，相对于“屯卒”，“中卒”这个一直被单独提醒的兵役人群，即“仆射”上阵管理的“车兵”们，分明要比那些普通的“屯卒”高贵一些，可以用武勇强健的身躯，换取一个“比吏者”的身份。 当然，一个需要补充的知识点就是，“轻车”和“材官”其实是一个作战组合，而不是毫无关联的路人。 据《后汉书·舆服志》记载：
作为一种武器，到东汉时，“轻车”已经被废弃，其作战编组的方式，已经成为上文中引用的历史陈迹，其作战的形式，则只能根据徐广的注释来猜测：
两处记载都表明，这种“轻车”的主要杀伤武器是“弩”，这也为秦始皇陵兵马俑的考古发现所验证，在一号俑坑在第二次发掘的过程中，于一辆战车的前軨上发现并列的鸭兽形的铜钩两件，铜钩的形状与一号铜车马前軨上的一对银钩相同。 此钩名曰弩辄，为人双足的模拟，战车上所用多为蹶张强弩，在战车疾驰的过程中，甲士没有足够的空间双足蹋张，所以利用弩辄代替双脚抵住弩臂，仍为双臂发力，过往也曾在考古中发现，多被误认为“承弓器”，殊不知是“蹶张”、“引强”跨上战车作战的必需品，而从一号铜车马的“立车”实物来看，双马“轻车”空间非常有限，应为御手、材官的双人配置。 所以，“中卒”的本质，正是通过站上“轻车”，用手中的强弩，担任秦军的战术矛头，成为摧折敌寇的主力军。 综上所述，《商君书·境内》记载的秦国出征军队构成，至少应分为三个部分： （1）“兵种诸令”（如发弩、轻车）所统的“中卒”，为武力精选的轻车、材官，是标配的战斗主力中坚，比拟的是春秋时代的甲士； （2）“屯卒”，为普遍发役的士兵，人数最多，也是主要的战斗兵，比拟的是春秋时代的徒兵； （3）“徒、出公”，是邦司空管理下的低爵平民、刑徒和奴隶，负责营造和战场后勤工作。 事实上，“卒”在《商君书·境内》的记载中，就是一种与军功爵位配套的“身份”，爵一级到小夫，就不是“卒”，爵二级以上，才能称为“卒”，但是却没有说明这个“爵一级”和“爵二级”的名称，原本我们所理解的商鞅爵制，第一级“公士”的前面，其实还有先决条件：
翻译过来就是，大军能够在攻城战中斩首八千以上，野战斩首二千以上，则达到奖励标准，从最底层的“军吏”操、校到大将，全部予以赏赐，而“行间之吏”，意思就是参战的“军吏”，才享受后续的“升爵”待遇，重点是什么？ 是“吏”。 而对于绝大多数的秦国平民而言，他们所处的位置，是公卒、士伍。 在岳麓书院藏秦简《戍律》中也有记载：
也就是说，修城墙时，如果徒隶不够，可以使用“公士”、“公卒”、“士伍”，正好契合了《二年律令·户律》中的“爵名”排序，也就是“士爵”之下的“爵名”，恰好符合上述的说法，即第二级爵“公卒”以上称“卒”，第一级爵“士伍”以下包括“庶人”、“司寇”、“隐官”及其他刑徒、官奴，称“徒”、“出公”。 “卒”之上是“士”，所以其起始爵位即“公士”，顶端爵位是“不更”，也就是说，《商君书·境内》“卒”和前人学者根据《二年律令·户律》总结的“士爵”，只差一个“公卒”，“中卒”以“卒”为名，自然应该在这五级爵位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仍有“徒、卒”分称，“署君子”与“屯长、仆射”分掌的情况，也就意味着，《商君书·境内》的这套制度一直到秦统一前后，仍旧保持着运作。 简单总结一下，即： 士：含不更、簪袅、上造、公士 卒：含不更、簪袅、上造、公士、公卒 徒、出公：士伍、庶人、司寇、隐官、徒隶 秦时称“卒”的好处在于范畴广泛，既可容纳“比吏”之“中卒”，又可容纳普通的“屯卒”，以功能命名，还有“乘城卒”、“亭卒”、“更卒”、“戍卒”、“转卒”、“屯卒”等，一个字即可说明其任务区别，制度底层逻辑即“更卒制”的面对不同任务的临时性变通。 正如《汉书·昭帝纪》“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条下如淳的注释：
如淳是三国时曹魏人，他所理解的“正卒”自然是东汉废除的制度，即郡国材官、骑士，他所谓的“古者”，还要在这套体系之前，也就是战国到西汉中期这一段，而“卒更”之说，也可以和汉武帝时代的“南郡卒更簿”互证，翻译过来就是，古时候“正卒”没有常备军的编制，都是让百姓轮番担任，一个月一更，所以称为“卒更”。 结合上文中“毋忧案”可知，“发弩”负责递送“致书”给“屯卒”，那么，县中的“发弩”就在执行“动员屯卒”的行政任务，士吏，则是高于其上的治安警备“官吏”，“卒”和“士”的区别， 可谓一目了然，一个是被管理者、被动员者，一个是管理者。 反观西汉由“卒”到“士”的变迁过程，一方面原因是秦末战争后军功爵泛滥，“大夫爵”尚且普遍批发，“士爵”无以为贵，所以就高不就低；另一方面则在于“中卒（正卒）”规模扩大后对“屯卒”的全面替代，原本基于“更卒制”的“发屯”制度，逐步转变为基于“正卒制”的“发屯”体制，直至东汉时全面覆盖旧制。 见汉代人卫宏在《汉官旧仪》中记载的：
王彦辉在《论秦汉时期的正卒与材官骑士》（刊于《历史研究》2015年第4期）一文中，已经发现了“材官、轻车、骑士”与普通“卒”的绝对不同，并指出“亭长”即“校长”，其属下为求盗、亭父，均为“发弩”角色，也就是由材官中选拔产生，而非退役的材官中产生。 这个说法一部分正确，比如从“发弩”到“负弩”，再到“弩父”的称谓细节变化，说明“发弩”在秦及汉初一直在基层的“亭校长”部下存在，但汉代的“亭长”绝非由秦代的“校长”演变而来，而是由“发弩”直接演变而来。 而卫宏记录的汉代制度，实为西汉中晚期的军事体系，但是其中的一些说法，很有参考价值，比如“太守、都尉、令、长、相、丞、尉会都试”，明显仍保留着对“材官”、“骑士”选拔的遗风，尽管这个时代，只要是个“民”到23岁就已经是“正卒”，而不再像汉高祖时代“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才能做“材官”、“轻车”了。 另外，看“边郡”的设置，实际上是“特殊军事区”，即“置部都尉、千人、司马、候、农都尉，皆不治民，不给卫士”，也就是说，这套“尉—司马—候”以及“尉—司马—千人”的“屯军组织”，不管理“民”，只管理“屯卒”，也就不需要“给卫士”，轮番卫戍京师，可以算作“屯军组织”在西汉中后期的有限残骸。 至于在《二年律令·秩律》中记载序列整齐的县级的发弩啬夫、郡级的发弩令，史书中的记载根本不见其名，甚至在军事相关的汉简记载中，也不见其存在，都说明，“发弩令”、“轻车令”之类的“兵种诸令”在秦国到汉初的演化过程中，已经由统兵的“编制单位”演变为“军政管理岗位”，待到《汉书·百官公卿表》和“尹湾汉简”《东海郡吏员簿》记录的西汉晚期制度，这些官职干脆消失不见，恰是“正卒制”彻底覆盖“中卒制”的显证。 综合以上信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有趣的结论，即《商君书》时代的秦军，与《二年律令》时代的汉军，《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简》、《汉官旧仪》时代的汉军，完全是三种不同的形态，由于《二年律令》的时代上接亡秦，本身就是秦国变法之后150年军事体系变迁的集大成者，更贴近于“秦朝”的军制，其既是商鞅变法后军事体制演变的结果，也是两汉军事体制变革的开端和底板。 《商君书·境内篇》中“将军”统“邦尉”，“邦尉”之下为“诸令”+“二五百主”+“邦司空”各自统属不同兵员的“强中弱”三军，可以视为以“邦”为动员范围的“极限动员”结果。 而到了《二年律令》时代，所承继的“秦制”是秦昭襄王的“內史、十二郡”到秦始皇、秦二世的“內史、四十四郡”统治，其疆域的扩张和人口的增长，让战争不再需要“极限动员”，其“屯军”的组成，也就走向了以“尉”为核心的“日常动员编制”，临时加以“将军”统帅的模式。 其基本特征是： （1）中尉、郡尉、车骑尉、备塞都尉，保持整套的“尉—司马—候（千人）”的“军吏”组织，却只是编制架子，有“吏”无“卒”； （2）“兵种诸令”（如发弩令、轻车令）彻底变成军政管理岗位，也不再以“编制单位”参战； （3）“发弩”平时散置于诸县的“亭部”下，协助治安管理和屯卒动员，“轻车”则散置于诸县的“厩”下，教习“驾驺”和日常迎送，享受“比吏”的“复免”待遇，并可与夏侯婴一样“补为吏”； （4）当战事发生时，以“郡尉”名义“发屯”，辖区内的各县符合条件的“徒、卒”由“发弩”发放“致书”，并抽调地方“中卒”载传入军，与“入屯”的“屯卒”，共同构成“都尉屯”，以“都尉屯”为基本单位进入“屯军”，接受朝廷派遣的“将军”的指挥； （5）边境“屯军”与上述“发屯”程序完全一样，只是朝廷派遣的“将军”相对固定，如在蒙恬在上郡统帅的大军，所接收的陈胜、吴广所属的“将尉”统属的“戍兵”，即由内郡派出的军事编制的“屯卒”或称“屯戍”，而非一般意义上的，以个人为单位的“更戍”。 总而言之，此时的“秦军”，仍保留了“中卒”和“屯卒”的区别，在野战和屯卫编制中，还是以“中卒”为“矛头”，以“屯卒”为主力，但在组织结构上，走出了一种以“邦”为母体，有丝分裂出“郡”，设置“常设武职”却没有“常备军团”（只有“卫卒”、“县卒”的小编制），“发屯”令下才填充兵力，再以中央派遣“将军”组合为更大规模的“屯军”。 注意，由于“秦制”下有“兴日”的概念，“屯卒”进入“屯军”，也属于“兴”，所以，就与“徭日”之间形成抵偿关系，也正因为如此，在上文中的“毋忧案”中，“毋忧”才提出自己属于“复”，不应该被“发屯”，在他的逻辑下，没有“徭”，自然也就没有“役”，这也应该是当时的“常识”。 待到西汉初年，由于对手的变化，“兵种将军”开始出现，“屯军”由以步兵为主，配属车骑的“大兵团”，走向“单一兵种”或“加强特种兵”的“边境野战屯军”，如“材官将军”、“车骑将军”等。 但是，无论是秦国、秦朝，还是西汉初年，整个秦汉帝国真正的“常备武装”，也就是具有完整军队组织架构的部队编制，只有“卫尉—卫尉司马—候—士吏”系统管理的“卫卒”和“县尉—县司马—士吏”系统管理的“县卒”（也称“乘城卒”、“亭卒”，“县司马”一职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此后未见），其规模远远不能称“军”，除此之外，无论是秦朝在北方上郡的长城屯兵，还是南方的五岭之戍，本质上都属于“临时”性质。 在《史记·陈余张耳列传》中记录的武臣对赵人的谋反动员中特别强调：
南、北两个战场的长期性，让秦朝的军事体系面临着持续的挑战，建立在“月更”基础上的人力动员体制，以“內史—郡、县”为单位的人力摄取，遵循“点对点”的人力输送原则，在面对“无事则散”的“短期战事”时，尚可支撑循环；而当战争长期化，同时承担“兵力动员”、“军需供应”和“物资转输”任务的“点对点”，只会双双崩溃，归根结底，“徭戍制”的底层逻辑就是“绝对义务”，并没有预留任何的制度弹性，一旦增加了“屯军”成为长期持续的“新”负担，弹簧必然脆断。 当然，这只是“秦亡”的一个侧面，《秦砖》还会展示更多的侧面，魔鬼真的就隐藏在细节之中。 （本文系刘三解新书《秦砖》之节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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