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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33-1935（香港）
1932年年底，华法公司结束，达理会计师辞掉我。中法学堂有一个前届的同学（姓名忘了）在无线电报局（在沙逊大厦）做事，经他介绍投考他们机关。投考并不公开的，我去考后录取了。但同一时间达理会计师事务所通知我要介绍我到香港法国邮船公司当会计。考虑下，我决定去香港，因为香港我未去过，感到新鲜，决定莫如去一个时期再回上海。于是1933年年初我到了香港。
香港邮船公司中国职员都是广东人，只是一个上海人，蔡国纲（1942年在广州湾见过面后即不知所在），是震旦大学生。经他介绍短期寄住在一个商务印书馆的工头家（上海人），后来住在一个姓刘的家里（在科达公司做职员，上海人），当时香港上海人很少，我不会说广东话，所以很寂寞，邻居他们经常打麻雀，而我对此道不感兴趣。星期天只有逛街看电影。我那时也想给香港报纸写文章，但很快发现香港文化落后，副刊都是言情小说，而且大都包办，所以没有写成。我住了六个月感到太苦闷，辞职返沪。但邮船公司经理不让走，给我加了薪，就留了下来。其间1935年我曾回上海一次，住了十天光景，看望老母、亲友，并在上海谋事，但未获如愿又回香港。
1937年抗战爆发，我母亲住在上海南市，避入租界，我即请求她到香港住。1938年我爱人由浙江到香港与我结婚，从此就定居在香港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于1942年4月离港。自1933年到1941年12月，我的职业始终是法国邮船公司，但我的活动远远超此范围，尤其是欧战发生后，邮船公司生意清淡，我的社会活动更加增多。但是1935年从事新文学运动以前，我在香港（即1933年起）是没有任何活动，也极少朋友（不懂广东话，抗战前香港外省人不多）。过着单身汉的生活，假时看电影、游泳、也跳舞。我那一时期的朋友除上述外，有
时宜新
当时在上海银行，现在上海公私合营银行秘书室，上海民盟市支部委员。
郭宜新
当时在一家英商木材行工作，现仍在香港经商。（这两个人同我年龄仿佛，而且都是独子，所以互相以兄弟相得，我为老大，郭为老二，时为老三。）
张
琨
当时香港中国电报局，现在北京邮电部，我跟他学的游泳，1935-1936年有八个月寄居他家。
汤葆甫
当时招商局港局职员，已死三四年。
张有石
当时在百代唱片公司港店经理，现在香港。
没有一个做文化工作的，也没有一个与政治有关的朋友。初到香港时，我曾两次进医院，一次为割治痔瘘，一次则因游泳引起肺炎，两次患病相隔不久，住医院又没有朋友来探望，精神沮丧竟想自杀。这时法国修女（我住的是法国医院，天主教办的）常来闲谈、讲道，要我信仰上帝，我本来是教会学校学生，头脑里已有不少上帝观念，处在异乡孤丁丁，又生病而消沉厌世情况下宗教对我起了若干慰藉作用，我答应病愈受洗礼。但病愈我就不想入教了，修女则坚持，我也马马虎虎领洗了。我的代父就是医院一个职员姓陈（忘其名）圣名为Jean(让.即约翰），赐我圣名为Jean
Baptiu(让.巴底斯特），洗礼神父是意大利籍，名Page（巴及）,但是我受洗礼本是勉强，所以洗礼后应领圣体等仪节，我没再去，从此以后未再进教堂，至于代父我过去一次。我以后也没生病要进医院，所以此事就算结束。
总之，自1933年年初到香港到1935年我的生活很平凡，人地生疏，朋友稀少，没有任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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