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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古城申遗成功的背后,是一场几代考古人长达83年的接力!

 传统文化管窥 2019-11-08

2019年7月6日,

在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

由中国提交的

“良渚古城遗址”项目,

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意味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终于得到了国际承认。

而此前,

国际学术界曾长期认为,

中华文明仅始于

距今3500年左右的殷商时期。

良渚古城,堪称

“中国5000年文明第一证”

“中华第一城”。

而在这些荣光背后,

不太为人所知的是,

为揭开“良渚文化”的神秘面纱,

几代中国考古人,

进行了一场长达83年的接力!


1936年,25岁的浙江青年施昕更受杭州古荡遗址试掘的启发,开始在自己的家乡杭县良渚镇一带开展考古发掘工作,他先后三次在良渚六处地点进行试掘,发现了大量石器、陶片、陶器等,由此拉开了良渚考古的序幕。

到1938年,施昕更著《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印行出版,“第一次准确无误地向学术界展示了长江下游的史前文化”,也奠定了其“良渚文化发现人”的学术地位。

施昕更在良渚的考古工作,得到了当时中国考古学界的重视与支持。梁思永董作宾等大家还专程前往试掘地点。不过,由于时代的局限,良渚遗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被归入了龙山文化。

直到1959年, 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夏鼐,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

几乎与施昕更在良渚展开考古工作同时,湖州人慎微之也开始了对“良渚文化”另一重镇——钱山漾遗址的探索。正是在其发现和研究的基础上,从1956年到2008年的50多年间,浙江考古工作者对钱山漾遗址进行了总共四次发掘。
“钱山漾文化”的发现,使环太湖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更趋完整。尤其是1958年出土的那块小小的黄褐色丝织绢片,经鉴定是用4700年前的家蚕丝编织而成的。钱山漾因此成为中国丝绸文化的发源地。

1973年,南京博物院对苏州草鞋山遗址进行发掘,第一次发现了良渚文化大墓,出土了大量璧、琮等玉器,使此前长期被视为“汉玉”的良渚古玉,恢复了原本的历史面貌。

1977年对张陵山遗址的发掘,再次证实了这一事实。

1982年,南京博物院在清理武进寺墩的一座墓葬时,发现随葬玉器120多件,其中有大量的玉琮和玉璧;同年,上海博物馆在青浦福泉山也发现了随葬大量玉器的墓葬,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重视。

南京博物院研究员汪遵国根据这两批资料,提出了“玉敛葬”的问题,并指出良渚文化对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可能有重要贡献。

上世纪80年代,上海考古工作者在位于青浦区重固镇的福泉山遗址,发现了人工堆筑的高台墓地,被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称为“中国的土建金字塔”。

1986年,良渚文化考古迎来石破天惊的重大突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余杭反山西部660平方米的发掘中,共清理良渚文化大墓11座,出土大量随葬品;翌年对余杭瑶山墓地的抢救性发掘,又有重要收获。

单就玉器而言,反山瑶山出土的玉器数量,超过了全国以往历次发掘所得良渚古玉的总和。尤其是许多新品种新花纹,堪称良渚玉器一次空前的大发现。玉与玉文化研究,开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研究领域中一门崭新的课题。有学者提出,在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中国是否经历过一个独特的“玉器时代”?

从1986年至2006年的二十年中,良渚文化考古新发现研究新成果层出不穷。浙江余杭反山瑶山汇观山桐乡普安桥、新地里、姚家山遂昌好川、海盐仙坛庙江苏新沂花厅、昆山赵陵山、江阴高城墩、无锡邱承墩等遗址的发掘相继取得重要收获。

2006年以来,位于浙江余姚瓶窑镇大观山村的“良渚古城”,随着近十几年来的大规模勘探调查和发掘工作,逐渐露出了全貌。良渚古城遗址由良渚古城核心区(莫角山宫殿区位于古城的正中心)水利系统祭坛墓地和外围郊区等部分组成,占地总面积达100平方公里,规模极其宏大。

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认为,良渚古城遗址在国内独一无二,其意义与价值堪比殷墟,是中国同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市,可称为“中华第一城”。

当地时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随着大会主席的落锤,中国提交的“良渚古城遗址”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增至55处,成为拥有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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