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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军队一直是国家存在的根基，而兵制则是影响军队强弱的决定性因素。《吕氏春秋·节丧》中“以军制立之，然后可”，体现出军事制度的重要性。不过，中国历朝历代的兵制却大不相同，每个朝代都有其特色，而不同朝代间的兵制亦存在优劣之分。 中国最原始的兵制是兵农合一制，即寓兵于农，这种兵制在西周以前就已经诞生，此后的春秋延续了这种兵制。春秋时期的兵农合一，与后世朝代的民兵又有所不同，他们是真正的的“农兵”，就连兵器用的都是农器，真正的兵器都藏在公家，临战时才会授予正式军队。《六韬·龙韬·农器》里就记载：“耒耜者，其行马蒺藜也；马牛车舆者，其营垒蔽橹也；锄耰之具，其矛戟也；蓑薛簦笠者，其甲胄干盾也；镢、锸、斧、锯、杵、臼，其攻城器也……故用兵之具，尽在于人事也。善为国者，取于人事。” 到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部分诸侯国出现全民皆兵制。春秋时期，大部分诸侯国用兵不过数万，一场战役的投入兵力通常不会超过十万，但是战国以后，为了吞并他国，各国穷兵黩武，扩充军队，秦楚皆带甲百万，其他诸侯国也有数十万军队。不过，这种全民皆兵的兵制诞生于特殊时期，它对于国家和百姓的负担极重，只能不停的以战养战，一旦在大规模战役中失败，国家往往会一蹶不振。长平之战中赵国被坑杀四十多万士卒，元气大伤，再也无力与秦国争霸，正是全民皆兵制的弊端所在。 秦朝与西汉时期都主要采取征兵制，即征召义务兵。汉代基本上建立起义务兵制度，但复员制度却很不完备，许多老兵已经白发苍苍却难以复员，出现了汉乐府中所说的“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的现象。征兵制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兵制，尤其是在发生大规模战争时，国家通常都会采取征兵制，大量征兵。这种兵制的动员能力很强，但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旦统治者穷兵黩武，容易造成全民皆兵的现象，极大地加重了百姓负担。尤其是在乱世当中，军阀们为扩充军备，会疯狂抓壮丁以充军队，有时连少年和老翁都不放过。 汉朝的主流是征兵制，但在征兵制下，各个皇帝具体采取的兵制又有所不同。比如汉武帝时期，西汉多次对外用兵，为减轻百姓负担，缓和社会矛盾，汉武帝采取募兵制和谪发制。所谓募兵制就是雇佣兵制度，这种制度在宋朝发扬光大，而谪发制则是指用罪人为兵。其实，汉武帝并不是第一位采取谪发制的人，早在秦朝末年，大将章邯就采取了谪发制，以骊山刑徒为军，用以镇压起义军。 汉朝以后，由于少数民族建立起大量政权，民族间的隔阂令统治者们不敢随意启用非本民族的百姓为军，因而诞生出军户制。所谓军户制，就是把军籍与民籍分开，列入军户籍的人家世代都要出人当兵，而民户则只纳租调赋税，不用服兵役，也不能参军。这种制度的优势在于可以平时生产，战时打仗，不仅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避免妨碍农业生产，而且节省了国家的军费财政开支。不过，军户制也有两个很明显的缺点，一个是军备容易废弛，一旦国家长期没有战事，军队将会丧失战斗力；二是军户制下军队长期被军户把持，军户中的贵族可以控制军队，容易造成藩镇割据。唐朝的安史之乱极其之后长期的割据混战，正是军户制弊端的体现。 到北宋时，统治者为防止藩镇割据的局面再次出现，采取了募兵制。宋朝的募兵制在建国初期发挥出重要作用，它一方面为北宋提供了较好的兵源，另一方面限制了将领的军权，防止五代十国藩镇割据的局面再次发生。可是，到宋真宗以后，宋朝的募兵制弊端集中凸显出来。在灾年时，北宋政府为防止百姓造反，同时扩充军备，将大量的灾民募为士兵。可是，北宋政府募来的兵不是老弱病残，就是泼皮无赖，他们训练松弛，无组织无纪律，战斗力很差，且对北宋的财政负担极重。这导致北宋将大量的财政支出用来养军队，但这支军队战斗力却极差，在面对辽、金、元时败多胜少，最终灭亡。综合来看，北宋的兵制是最为失败的。 至于元朝的兵制，以军户制为主。出自蒙古部族的军队，称之为蒙古军，出自其他部族的，称之为探马赤军。元朝的军队基本上都是为了镇压汉人和南人，他们驻扎在繁荣的城市当中，军饷完全依靠对人民的残酷剥削，这导致元朝的军队腐化非常快速，尤其是上层军官，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明朝采取的是卫所制，这种兵制与军户制大体相同，军户依旧是世袭的。 清代前中期以八旗军和绿营兵为主。总体来讲，清朝前中期发生战事时，对外远征主要用八旗军，镇压内乱则用绿营兵。三藩之乱时，八旗军已经战力下滑，太平天国时期，绿营军也不堪大用，清政府只能依靠地方团练形成的军队，如湘军、淮军等。 对于清朝的军队，许多人都没有好感，尤其是清朝末年，清军的战斗力不堪入目，导致中国遭受列强入侵，丧权辱国。然而，客观地讲，从清朝整体历史来看，清朝的募兵制最为成功。清朝的募兵制使得普通百姓基本上没有兵役负担，保证了农业生产，同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当然，募兵制本身的弊端在清代依旧没有得到消除，军队战斗力差、兵痞横行、士兵吃空饷的现象层出不穷，最终导致军队战斗力变差。 参考资料： 《吕氏春秋·节丧》 《六韬·龙韬·农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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