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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很多喜欢历史的读者经常会看到，老外不承认我们的夏朝或者不认同我国古代商王朝以前的文明等一系列言论。真的是这样么？为什么史书有文献记载却不承认夏朝，否定者所持依据是什么？我们首先看一看国外的专家及其著作是怎么评价的。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由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撰写的《中国史》是怎么对夏王朝评价的： “如果认为将夏的时代整个抹杀亦无妨的话，却又没那么简单，这是因为夏朝的首都安邑在今山西省西南端，此处有著名的盐池生产着食盐，大概自太古以来，该地就已经成为经济上的一个中心。在接着的殷王朝兴盛以前，这一带就已经有一个富裕的都市国家称为夏，其记忆历经殷而传至周，这是十分容易理解的。” 原籍为中国台湾省的当代著名的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在《中国青铜时代》中也有关于二里头文化的论述； “国家政治阶段即中国古史上的三代，以考古学上的二里头类型文化和其同时尚未发现尚未充分了解的类似文化为最早，这个文化便是文献历史中的夏代。这阶段聚落与聚落之间形成比较复杂的、固定性的网状结合关系。其统制的首领地位成为个别宗族的独占，同时有一个比较永久性的统制机构，包括使用武力压制的机构。” 由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英国汉学家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其中是这么写的； “当十多年前开始计划编写《剑桥中国史》时，本来当然打算从中国历史的最早时期写起。但是，在我们着手写这部丛书的几年时期中，我们不论对中国史前史的知识，或是对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大部分时期的知识，都因大量的考古发现而发生了变化；这些发现始于 20 世纪20年代，而自70年代以来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势头。这一大批新材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史的看法，而且至今还没有对这些新的证据和传统的文字记载作出任何普遍公认的综合。” 于此相同的是《哈佛中国史》的作者几乎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他们在编写中国史时都是从秦汉这两个大一统帝国政体的建立开始。作为两部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历史教材，编者在编写的过程中还是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从大一统的秦汉两朝开始记述，从而巧妙的避开了核心争论的深水区。这不仅体现了学术的严谨性，而且也便于内容的角度的编写。 当然也有学者以文字的证据发现不足而怀疑商朝以前的文明。其中著名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就在其《中国大历史》这样写到；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考古学家用碳14放射性技术，断定中国新石器时代之遗址最初出现于公元前4000年，或者还要早。可是以文字记载的历史，却不能追溯到那么远。关于“夏朝”的传说虽多，也仍没有考古的实证确断他的存在。” 无独有偶，牛津大学教授塞缪尔·E·芬纳 在其著作《统治史》中也有类似的论述： “在有组织政治活动方面，中国是一个相对的迟到者——商王朝（这个原始帝国是模糊不清楚的）开始的政治活动之时，苏美尔和埃及的政治体系已经存在了1500年之久。中国历史始于商朝原因有三：他们拥有文字；能够铸造青铜器；他们修建了城镇并居住在其中。” 很显然黄仁宇教授和芬纳教授都是认可文字是衡量国家文明的硬性标准。这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以及格林丹尼尔的《最初的文明 :文明起源的考古学》所定义的文明前提条件是相符的。目前西方关于文明定义的主流认识也是这样的，即文明达成的三个条件：一是要有文字，而且文字要有一定的成熟性，无文字则不具备判定其为文明的基本资格，二是要有容量为5000人以上的城市，三是要有复杂的礼仪建筑。即便条件再放松一些，那也是第二条和第三条至少要符合一条。 我们先不讨论文字是否是衡量国家文明的硬性标准。就文字方面而言，有趣的是在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主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亚洲研究讲座教授柯马丁主笔第一章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却是这么评价的： “这些公元前两千年晚期以来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说明中国的书写系统已经相当精密发达，其起源以及发展可以追随到更早的年代，而且尽管这些文字不纯粹是为了归档备案或记录历史而创造出来的，但却似乎基于那些最初写在竹、木等易于腐坏的材质之上的文本。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表明商都发现的文字仅限于甲骨文或者青铜器铭文，那些写在不那么经久耐用材质上的文字，不过是消失不见了而已。” 显然上面这段推理完全是合理的，可见甲骨文之前的文字存在与否在西方学者中是也有一定争论的。 甲骨文 另外，也有一些学者从文献内容的真实性入手，来论述文献的可用性。美国著名学者、普利策奖和自由勋章获得者威尔杜兰特在其《世界文明史》中就有关于夏朝的一点认识： “我们无法证实中国早期历史学家所流传给我们有关夏朝的种种记载。由记载得知，远在公元前2165年，天文学家便已声言确知日食，但能干的评论家们早已诘难过这些纪事，认为不可靠，在河南所发现的甲骨上列有许多君主的名字，统称是商朝的诸君又有一些远古的青铜色的器皿，年代已经不可考，也暂时归属于这个时代。其次我们要知道在这些掌故里他们的引入出与真实性不成比例，根据古老的传说，商朝有位帝王，名字叫武乙，她是一位无神论者，藐视上帝，谩骂众神。他刻了一个木偶人称之为天神，而与之博弈，并令佞臣代行，当天神失败时便戏弄侮辱之，又为天神设置一个皮囊，装满了血水，俯首射之而以为快，称之为射天，较富正义感史学家们却告诉我们，武乙被暴雷击毙。” 从威尔杜兰特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其通过古人对日食的记录和武乙的死亡两个事件的分析，认为古籍记载的文献是不科学的以及不合理的，从而推出古人对夏朝的记载也可能是不合理的或者说无法证实的。 从上面一系列论述中仿佛看到中华文明源头非“商”即“夏”，当然这是文献记录的局限性造成的。然而正当诸位学者为中国的历史是否存在过夏朝而争论时，中国的良渚古城遗址已于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共和国首都巴库举行的第四十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会议上，良渚古城遗址顺利通过审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此举实证了中华大地五千年文明，并获得了国际的认可。庞大的古城工程系统对重新定义国家文明的条件作出了有力的支持。 最后，正如世界著名考古学家、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科林伦福儒所说的那样： “早在五千多年之前，良渚已经进入早期国家文明阶段，不仅仅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源头，也是东亚最早的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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