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經學 古文經學

廚按：

一、六經經術與帝國制度

華夏之域，秦統一以前爲方國時代，秦統一以後爲帝國時代。

秦朝肇始帝國時代，而其亡忽焉，制度未備。漢承秦制，纘繼其事。

漢代君臣考鑒歷史，知道“夏四百，商六百，周八百”，國祚一代比一代長，對比之下，秦人君臨天下僅十數年，不旋踵而覆滅，國祚之短，令人震悸。劉邦沿承秦之郡縣而雜以周之分封，漢惠帝、漢文帝、漢景帝放棄秦之法家而用齊地道家，不只因爲現實形勢宜須如此應對，還因爲亡秦教訓實在過於慘刻。當時傳詩書禮制的經術之士們，以及各有主張的諸子百家學者們，也各因機緣，參與了漢初國家制度之設計與建構。

漢武帝即位，審時度勢，咨于上下，猷謀遠略，決意“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漢書·武帝紀贊》），在官方學術機構太常中撤除儒家、道家、法家、縱橫家、雜家等諸子百家博士官，以罷黜之，存立《易》《書》《詩》《禮》《春秋》五經博士官，以章顯之。漢武帝“嘉唐虞而樂殷周”（《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詔），意圖跨越短祚之秦、紛亂之戰國，復興六經記述的唐虞三代之治。

這是發生在建元五年（前136年）前後的事。在此之前，經術之士參與制度建設，有賴時勢機緣，偶爾發用，與諸子並作相爭。在此之後，博士官經術之士獨擅學者參與制度建設之門戶堂塗矣。

從漢武帝立五經博士，到漢哀帝（前7年－前1年在位）朝，博士官經術之士獨擅門戶堂塗130年。130年間，國家制度與博士官經學學術遞相因果，日益膠結相依。

二、今文  古文

隸書之用，始于秦朝。

在隸書通行以前人們使用的文字，到漢代被稱爲古文。

相應地，漢代人稱隸書爲今文。

三、今文經  今文經學

漢武帝立經術之士爲五經博士官，手中的經書，是用隸書抄寫的，稱爲今文經。

自漢武帝立五經博士降，國家漸次構建帝國制度，博士官則配合制度建設發展經術，歷時既久，逐漸形成官方經術的體系。當這體系後來受到古文文獻挑戰時，就被稱爲今文經學。

四、古文文獻  古文經學

書籍的早期抄本，凡用古文寫就，沒有改用隸書的，稱爲古文文獻。

古文文獻經歷李斯焚書，禁止挾書，又經歷秦末戰火，到漢初已是鮮見之物。漢惠帝四年（前191年），廢除挾書律，于是民間私藏的古文文獻，以及埋藏于山岩屋壁者往往頗出，傳習亦漸興起。漢武帝建立藏書制度，廣開獻書之路，漢成帝又求遺書于天下，于是漢朝藏書室乃有若干古文文獻。

漢成帝年間（前33年－前7年），皇室長老劉向受詔整理國家藏書。劉向死，漢哀帝復命其子劉歆卒父業。劉歆看到國家藏書室的古文文獻，覺得珍貴并且大好之，就趁著侍從哀帝的機會，建議把它們納於官方經術。哀帝表示同意。劉歆遂向太常博士建議：請將古文文獻中與經術密切相關者，比如《逸禮》《古文尚書》《左氏春秋》等，納入官方經術體系。

太常博士對劉歆不予理睬。“歆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漢書·儒林傳》）。劉歆乃以激烈批評之言辭，寫就《讓太常博士書》，遞送太常官署，抨擊太常博士。“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漢書·楚元王傳》），三公之一的大司空師丹“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同上），事件遂上升到政治高度。

前面說到，到這時候，博士官經術之士參與漢朝制度建設已200年，今文經學獨擅門戶堂塗有130年之久，早已跟時政制度膠結相依。此時如果冒然添加古文文獻于官方經術中，勢必衝擊現有今文經學的經術體系，牽及國家祭祀制度、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官制、兵制、刑律、地方行政區劃及其治理、外交政策等各個方面，使之發生位移乃至變異，進而擾動治國理念，潛移國家氣質，兹事體大，因此師丹的大怒不是沒有道理。何況師法家法相承，今文經學家師弟緜緜，官學學術關乎他們的大名厚利，關乎飯碗仕途乃至政治派別，因此發生排異反應也在情理之中。

漢平帝年間（前1年－公元6年），王莽秉政。王莽早年曾學習《左氏春秋》，又喜歡《周官》（後稱《周禮》），跟劉歆經術主張趨同。王莽重用劉歆，命他典儒林史卜之事，于是立古文文獻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博士官。

古文文獻記載的經術，但凡立于學官的，曾經立于學官的，以及未嘗立於學官的，攏合起來，再加上歷代學者的發揮，總稱古文經學。

五、《公羊春秋》VS《左氏春秋》

《公羊春秋》屬於今文經學。

公羊學者執《春秋》經文，建立條例義理，探求微言大義，在孔子之後，頗多發揮創造。

《左氏春秋》屬於古文經學。

左氏學者執《春秋》經文，以補充歷史事實，梳記春秋史事本末爲能事，在探求微言大義方面的發揮創造相當有限。

公羊學者創造條例義理，左氏學者補充歷史事實，一理一事，一創造一補充，形成比較鮮明的對照。

六、《儀禮》VS《周禮》

漢武帝立五經博士，其中《禮》的經本是《儀禮》，由此興起的《儀禮》經術，屬于今文經學。

《儀禮》大致爲周代某些地區某一時期實行禮儀的實錄，而所謂實錄即“述”也，因此作爲今文經學的《儀禮》經術，其基本氣質可以說是“述”的。

居攝年間（公元6年－8年），王莽、劉歆立《周禮》博士，由此興起的《周禮》經術，屬于古文經學。

《周禮》一書講官制，本來名爲《周官》。古文經學《周禮》家宣稱，這官制乃周公之跡，相比《儀禮》，它撐開國家行政架構，在禮制中顯得特別重要，被視爲禮之大經，因此稱它《周官經》或《周禮》。

近現代學者依據周代金文稽考周代實行官制，發現《周禮》記載的官名頗見于金文，而《周禮》所稱“六官”官僚機構，則屬于虛構。由此推知，《周禮》所定官員編制，恐怕也出于向壁設計。鑒于古文經學《周禮》家們最倚重六官與編制，我們不妨說，作爲古文經學的《周禮》經術，其基本氣質是“作”的。王莽改制，王安石變法，皆親近推崇《周禮》，蓋熱衷于創作的氣息相投合也。

今文經學之《儀禮》經術其基本氣質爲“述”，古文經學之《周禮》經術其基本氣質爲“作”，一述一作，形成比較鮮明的對照。

七、餘論

今文經學諸家，有作的，有述的，有富于創造的，有不怎麼創造的，其氣質不必一貫。古文經學諸家，有作的，有述的，有富于創造的，有不怎麼創造的，其氣質也不必一貫。

古文經學之始興也，其用意在于彌補今文經學之不足，以襄助國家制度建設。劉歆批評今文經學家“抱殘守缺”，不主動搜求遺落文獻以資彌補，說：“至于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源。”（《漢書·楚元王傳》錄劉歆讓太常博士書）劉歆呼籲：“夫禮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猶愈于野乎？”（同上）實際上，漢代經術之士執方國時代典籍，佐助帝國時代制度建設，蓋必有不敷應對、不足蕆事之處，何況其典籍乃更殘缺不備，則經術之士捉襟見肘亦無足奇怪。

劉歆欲立古文經學，招致今文經學家不遺餘力之打擊。“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歷三郡守，數年，以病免”（《漢書·楚元王傳》）。而當王莽執政，劉歆得勢掌管儒林時，卻依然立今文諸家博士于學官，僅增益古文經學數家而已，“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漢書·儒林傳贊》）。這說明，古文經學家沒有把今文經學置于敵對不欲與之並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