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越胜 | 辅成先生

投沙斋 2019-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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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燃灯者：忆周辅成》，赵越胜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04

美德都是庄严宏大的。庄严，在实质上与慷慨一致，在形式上与勇敢一致。——托马斯·阿奎那

燃灯者

赵越胜

辅成先生

几年间，我们在法国安顿下来，心里就存了个念头，想接先生来法国住一段。九五年初，和嘉映商量能否实现。雪正好回国有事，便去面见先生，请先生首肯。先生很高兴，说能来法国见见我们也是他的愿望，于是雪便去安排机票、签证诸事。正巧灵羽也要来法国，便请她陪送先生。以为万事妥帖，谁知临启程前一周，嘉映来电话，说先生心脏不太好，大夫不同意老人家长途飞行。这消息让我左右为难。想见先生心切，又担心先生长途飞行万一有个闪失。先生毕竟八十五岁的人了。打电话和灵羽商量，她倒是快人快语，说先生一直在做启程准备，一门心思要去巴黎看你们，这时要他放弃，才真是要命的事。干脆依前议行动，其他不要考虑了。想她说得有道理，就安下心来等先生。九五年八月五日，灵羽护持先生到了巴黎，同行的还有先生的女公子邦洛大姐。我们在机场接到先生，回首先生八九年十二月在北京首都机场送我出国，已经五年多了。

安顿先生休息好，便和先生商量在巴黎参观游览的事。八月份我们休假，正好可以陪先生。先生说他最想看两个地方，一是先贤祠，他要拜谒卢梭的长眠之地。二是巴士底狱，他要凭吊法国大革命先驱建功之所。知道先生身体需加小心，故“强行”规定先生半天休息，半天游览。先生抗议说我到了法国，反倒不自由了。我们笑笑不理会他的抗议，反正心里打定主意，要让先生在法国平平安安。和先生商量后决定先去巴士底狱广场。我知道先生从来都关注法国大革命，这和他极喜爱克鲁泡特金有关。先生与巴金是老朋友。先生告我，巴金先生曾一度信奉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故取名巴金。先生年轻时受巴金先生影响，也信仰过无政府社会主义。我曾经问先生哪本书对他一生影响最大，先生毫不犹豫地说是克鲁泡特金的《自传》。因为他从克氏的自传中“看到一个洁白、无私、坦诚，而为人类牺牲的灵魂”。克鲁泡特金的名著《法国大革命》是先生观察法国大革命的基本视角。即从普遍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待革命之不得不发生，它的伟大理想和革命过程中的缺失与途。

在先生看来，克鲁泡特金的精神是欧洲文明的根本，即“爱人，自由和牺牲”。先生指出：“人道主义在西洋流行已千年了，但西洋人的精神仍循着这条大路前进。西洋人提到爱自由，总是心志焕发。有人说西洋人是宗教精神维持的，我觉得这话说得笼统了，应该说是由广大的爱所维持的”。先生不赞成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说法国大革命是平民为争取作人的权利而发起的革命，柏克站在传统英国保守主义立场批评大革命，偏见很深。先生极喜克鲁泡特金所论，革命应能带来道德上的进步，否则必是假革命的名义以行的权力之争。

第一次陪先生去巴士底狱是在一个傍晚。广场旁的巴士底狱歌剧院玻璃幕墙上还映着朦胧的天光。广场中央的七月圆柱顶上，金色的自由神披着灿烂的霞光。我们开车在广场上缓行一周，给先生指出刻在广场上的当年巴士底狱塔楼底座的痕迹。先生说白天还要再来一次，照几张相留念。几天后，选了一个阳光普照的日子，又陪先生去巴士底狱广场。如他所愿，以七月圆柱及自由神像为背景照了相。先生手持那支黄藤手杖，挺立柱前，表情严肃。后来先生为这张相片写了一首诗：

看那巴士底广场
纪念碑雄立中央
碑身是监狱砖石建成
碑底有烈士遗骸埋葬
碑顶巍然自由天使
面向众生庄严高唱
‘人间地狱终将倒
伫看历史公正大旗飘扬’

并亲笔题写在照片背面，当作新年贺卡寄给我，我一直珍藏着。

去卢浮宫的头天晚上就和邦洛大姐说好，让先生好好休息。因为卢浮宫太大，拣要紧的看也要三个小时，对先生来说，是个“重体力活”。但先生兴致极高，显得“斗志昂扬”。待先生午休起来，便向卢浮宫进发。进德农馆，先到了意大利雕塑馆。先生在米开朗基罗的《被俘的奴隶》和《垂死的奴隶》像前伫立良久。随后顺长廊穿过波尔盖茨藏品厅进叙利馆，远远见米洛的维纳斯兀立长廊尽头。雕像前人头攒动，先生便止步，远远观看，说这座雕像远看亦佳。沿大台阶拾级而上，见胜利女神若凌空而降。扶先生上到台阶顶层，以胜利女神为背影，与先生合影，便进入法国绘画馆，起始就是新古典主义，左手不远处，大卫名作《贺拉斯誓言》赫然在目，凛凛浩气扑面而来。先生连说：“真英雄，真英雄”。请先生在《拿破仑的加冕》前坐下小憩片刻。先生说这画大的有些逼人，象身临其境。起身前行不远，就是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女神引导人民》，先生说在国内，有人以为这幅画是画法国大革命，还写成文章，其实它是受一八三O年七月革命启发而作。出法国绘画馆，左拐进“大画廊”，终于走到《蒙娜·丽莎》面前。那时还未给她修专馆，就和其他意大利绘画一起陈列在“大画廊”里。先生最赞她那“超善恶的微笑”，现在站在她面前，先生说原来想象画的尺寸要大一些，眼见才知并不大啊。我回先生说尺寸不大名气大，先生随口说这不是壮美，是柔美。看来谈到艺术品，先生就想到了康德。尽管参观时间已不短，先生也有些累了，还是走到了斯芬克斯厅，让先生与柏拉图头像合了影，先生读了一辈子哲学，岂能和哲学巨人失之交臂。告别柏拉图，便劝先生结束参观，回去休息，若还想看其他内容，可以再来。先生点头，便缓缓走出卢浮宫。巴黎的夏季天很长，黄昏时分，天仍很亮。先生兴致不减，说这么美的风景，应该再走走。于是我提议去圣母院旁休息一下，再去看看莎士比亚书店。这是毕奇女士印《尤利西斯》的书店。在神所医院旁停下车，和先生慢慢走过圣母院正门，经过查理曼大帝骑像过双桥，过河就是莎士比亚书店。

此时，夕阳的余晖正把圣母院的倒影投入塞纳河心，游船驶过，波浪起伏，摇荡一河碎金。我扶先生步上双桥，先生突然停步，凭栏而立，眺望河水，沉默不语。我待立一旁，不敢打搅先生，心里却好奇先生在想什么。许是想起夫子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许是想起赫拉克利特所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许是想起阿波利奈尔的《桥上吟》“疏钟阵阵，流水荡荡，我们的年华一逝无踪”？不，先生此刻倒可能想的是身边这个顽劣小子，二十余年耳提面命，而今却遁身绮靡之乡，混迹孔方之场，武不能剑行天下，文不能笔写华章，虽忝为弟子，却不窥门墙，年岁徒长，依旧废人一个。可以想见先生心中的无奈与失望。但先生大人大量，从未因此责备过我，至多是嘱我不要荒废学业，有时间还要多读书，多想问题。先生的话我是谨记在心的。

先生到巴黎时，国平从德国过来，住在我这里。国平是先生喜爱的学生，能相逢异乡，先生极高兴，得空便谈天说地。正巧远在美国的胡平恰恰有事路经巴黎，住在离我不远的一个朋友家。这次师生邂逅巴黎，先生也称巧。胡平得空就来看先生，执弟子礼甚恭。万公润南两次过来拜见先生，也谦称是先生的学生。因万先生在清华念的是给排水专业，我就和他开玩笑，说周先生只讲希腊，不讲给排水，你算哪门子的学生。先生却一脸严肃地说，我和万公都是清华毕业，我们是校友啊！先生在巴黎和旧雨新知相聚，兴致极高。有时我要拉先生出去玩，他反会问我，今天会不会有人来啊？

先生在巴黎去先贤祠拜谒了卢梭和伏尔泰，又去巴比松村参观了米勒的画室。先生在北京的书房里，很长时间挂着米勒的《钟声》，先生在他的《自述》中说：“我看到农田里的农民，总想到法国米勒的画《拾穗》和《钟声》，心里便豁然开朗起来”。拜谒卢梭，参观米勒画室是先生的夙愿，终得一了，先生心情极好。有邦洛大姐在旁精心照料先生的起居饮食，先生说他在巴黎住一个月，人都胖了。我和雪能得机会侍奉晨昏，也觉心满意足。时间飞驰，不觉先生离法的日子就到了。虽说早知聚散无常，但偏偏“情之所钟，惟在吾辈”，终不能若无其事，心中怅怅是难免的。送先生返京的那天，托运好行李便与先生坐在咖啡吧闲聊。先生突然从包中拿出厚厚一叠纸张，一看是先生的全套医疗档案。心电图、化验单一应俱全。先生说我来前知道医生不愿我长途飞行，但我决心不理会，为防万一，我还是准备了一份病例副本，省得万一需要看病让你们措手不及。听先生这样讲，我鼻子有点酸，急忙打岔，安慰先生，说知道先生身体无大碍，必有百岁洪寿。先生大笑，说“老而不死谓之贼”，我可不愿当百岁老贼。送先生到登机厅，先生过安全门后回过身来，举起手杖，双手做一揖，便转身去了。我一下子忆起七六年初，寒冬雪夜，在鼓楼送先生上七路无轨的情景，一晃二十年了。此一别，与先生远隔重洋，不知几时才能相见。一下子眼泪夺眶，急拉住雪，掉头走了。

先生回去了。随后几年常有信来，但多不长。新年春节必有贺卡，永远是殷殷的关切。我虽然忙于俗务，也不忘常给先生去电话。每次电话先生都会讲许多话，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到熟悉的友人动向。常常说着说着便突然停住，问我长途话费是否很贵。我和先生开玩笑，说挣钱不就是为了打电话吗，否则我会游手好闲。先生说他知道，在国外生活不易啊。

九八年初，先生辗转托人带来他的书《论人和人的解放》，里面收了一些他早年的重要作品，其中有我最喜爱的《莎士比亚的人格》，也收先生近些年的新论。读先生的著作，观点或许有异同，但知先生发言皆出自肺腑，这是他为人为文的一贯风格。他说“人，如果不是语出自丹田，谁愿老是听你只是喉管发出的声音，或者重复他人讲过的废话”。先生晚年发言不多，但“米豆千甔，不如明珠一粒”，言论与思想的价值不是以数量衡量的，先生在展望中国伦理学建设的前景时，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以为二十一世纪的新伦理学，首先不是把仁或爱（或利他、自我牺牲等）讲清楚，而是要先把公正或义（或正义、公道等）讲清楚”。“爱而不公正比没有爱更可怕、可恨”。先生何出此言？我想因为先生深深知道，正义论或伦理学中的正义问题，从根本上牵连着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由此，我们或可明白何以罗尔斯会继《正义论》之后，再作《政治自由主义》。

该书中收有先生作于一九三八年的文章《中国文化对目前国难之适应》，六十年前的文章，竟似为今天而作。先生说：“仅仅是生命（或生存）与财产，并不能构成神圣的人权。其必须以人格为根基，始能使人权成为不可侵犯的东西。须知动物也有生命，有生存，但不能因此作为权利……。仅有经济关系，仅有私产亦不能成为权利，经济，必须是有人格的人为其理想而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始有价值的意义，亦因而是不可侵犯的权利。这对那些鼓吹吃饱肚子就是有了人权的国朝上师，不啻一痛击。在外寇入侵，国脉危殆之时，先生力扬中国文化深厚的生命力，因为“中国抗战力量不在中国都市，而实寄存于中国的农民身上。……须知我们几千年来文化之所寄托，都是在于乡民的生命上”。先生深信中华民族之抗敌精神深藏于中华文化之中。“所以我们今天该提起精神来，清楚地认识文化，并不只是指几箱古物，几本破书，几个团团圆圆的所谓学者之流，文化该是这一民族所有为其理想而努力之活动力。……文化，就是从久远的过去所流来的潮水，人沐浴于文化中，就是与一个巨大的生命之流结合，它能洗涤我们的心灵，也能鼓舞我们的心灵”。先生沉痛而激昂地宣示：“我们眼见日本军士的野蛮，他们国内人士之轻浮，以及使得我们最会生活的人民妻离子散，女污男亡，生活艰苦，相对饮泣的种种事实，都是他们予我们的反面鼓励。我们的人民，将会知道这一次战争，不仅是战场上的争战，还带来了文化的危亡，理想价值的毁灭问题。我们受过几千年训练的文化活动，决不会坐看其价值理想受辱甚至灭亡的”。

六十年前，先生就深信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是深蕴于那些胼手胝足、辛勤劳作的大众之中，六十年后，先生又提出“人民伦理学”，为那些被权势集团欺压凌辱的细民呼喊：“伦理学是研究人民平时过道德生活的生活，他们当然既能爱“好”，也能恨“恶”，而道德生活就是靠爱与恨两个经验的积累，构成他们的性格和人格。而我们的民族精神，也要靠这些诚诚恳恳过生活，尽神圣义务的人去维持。……人民伦理学是非常朴素但又非常扎实的东西，也是十分广大十分深远的东西。既不以甘言媚世，也不对权势者奉承。它只是如劳动者的手足，一步一脚印地耕耘”。先生积一生之学，持平实之论，立足典籍而心在田野，从无一时动摇。其理念之一贯，心性之坚实，足为我辈后学楷模。念及而今某些学界“新贵”，不能守观念之贞于片刻，不惜诋毁华夏文人所秉持的“清流”理想，为求“用世”而狼奔豕突于权势之门，更知何谓“万物皆流而金石独止”。

二〇〇二年晚秋，竞马回国开独唱音乐会。我一时不能回去，雪带着盈盈回去了，知先生最喜歌剧，便嘱她一定请先生出席音乐会。那时先生已偶尔需轮椅代步，但上下楼仍坚持自己走。竞马在音乐会上献唱了焦尔达诺的《安德烈-舍尼埃》。这位法国大革命中泣血的夜莺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