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一光：猛虎匍匐，蔷薇绽放

邓一光是心有猛虎的男人。

这只猛虎狩猎于文字的峻岭，沉潜、凝视、爆发，或腾跃灵感的溪涧，或困斗字句的荆棘，就算伤痕斑驳，也会带着猎物归来。

从《我是太阳》到《我是我的神》，阳刚、执着的主人公次第登场，酣畅淋漓的书写，山林呼啸，威风天扬。

直到今年10月底，这位从武汉走出的著名作家，带着70余万字的小说新作《人，或所有的士兵》回到武汉。

那意味着，这只猛虎终于走到了蔷薇的身旁。

 

 

父亲是军人，小时候住部队大院，孩提时代，猛虎并不住在邓一光的心里。

大院里的孩子，喜欢讲荣誉、讲级别、讲父辈的战功，只有邓一光喜欢讲故事。

讲故事的男孩是沉静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他在大院绘声绘色地讲福尔摩斯，窗户后面的大人暗暗摇头：一光这孩子，完全不像这个院子里的。

福尔摩斯在父亲那里同样碰壁。父亲戎马一生，在退休之前，邓一光很少见到他，最深的记忆，来自看小人书时父亲甩来的耳光。母亲生了五个孩子，养了七个孩子，唯独邓一光没穿过军装，细腻和柔弱的男孩不被太阳一般的父亲待见，再正常不过。

二姐邓湘明说，小时候的邓一光内向、隐忍，没想到长大了如此刚毅、坚强，成了有思想、有担当的汉子。

“实际上，那时的我，对我这样的男性不满意，看不到应该拥有的品质——忠诚、勇敢、充满荣誉感。我特别想找到这样的男人，书写帮我完成了这种可能。”邓一光说。

从《父亲是个兵》到《我是太阳》再到《我是我的神》，那只猛虎纵身一跃，住进了邓一光内心的峡谷。

然而，写作越多，名气越大，邓一光越觉得，只有猛虎是不够的。

“判断力、勇气、智慧、进取心，你占有得越多，对它们使用越多，主宰欲就越大，最终越有可能对你周边人群和你自己带来伤害。”邓一光说，就像人类拥有科学之后，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反而大量呈现出对抗、对立、主宰和征服，“没有人说‘我害怕’，建立在对世界敬畏判断上所产生的迟疑、谨慎、犹豫部分——人性中最鲜活也最可信的部分，它们不见了。”

曾经，邓一光一直在写“大的人”，甚至大到“我是我的神”的地步。但这些年，他开始想把人“写小”，用一部作品回到个体生命本身，这就是《人，或所有的士兵》。

就这样，大院里的男孩重新讲起了故事，而院子的一角，一朵蔷薇静静开放。

 

▲二战期间，日军进攻香港 

《人，或所有的士兵》以历时十八日的香港保卫战、日军三年零八个月的统治、战后香港光复为背景，依旧书写战争，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文学。主人公郁漱石也并非《我是太阳》里的关山林，或者《我是我的神》里的乌力天赫和乌力天扬。面对个人生命成长的困惑和战争造成的灾难，他没有那么昂扬和刚强，他更像那座沦陷的孤岛，在命运的海洋中漂流。

书的封面设计得意味深长。可以正着念：“人，或所有的士兵”，亦可以倒着念：“士兵，或所有的人”。这是关于人性的哲学。

战争是文明世界张力最大的事件，但邓一光不执着于大开大阖的故事，也不着意放大英雄形象和理性精神，他拉起巨大的战争布景，把角色放到台前，演绎“人的软弱和恐惧之心”，然后为人的渺小和微光立传。

“写人的小”，这个念头，在十年前产生。

写过太多向命运抗争的人之后，邓一光需要直面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一定要抗争？抗争的心理机制和文化机制是怎么来的？我们忽略了什么？”

一个已经被认定的硬汉作家，开始思考关于软弱的问题，“‘我要写人的弱小’，这个想法太强烈了，因为我自己就是弱小的啊！原来我会想去解决困难，很痛苦的时候不叫疼，遇到过不去的坎也是自己撑下去，但我后来想，这是干嘛呢？我要干什么？”

邓一光追溯着“硬汉”标签的源头——古希腊的神明，文艺复兴时代的英雄，他们的诞生，却都不是为了让人和世界失去理智。

这促使他起笔《人，或所有的士兵》，在缔造无数坚不可摧的神明之后，他要去养育一朵脆弱的蔷薇。

承认人性的软弱，才不会狂妄到成为魔鬼；捍卫恐惧的权利，才能怀着敬畏继续前行。

 

 

▲邓一光新作分享会上老友云集

带着《人，或所有的士兵》回到武汉的邓一光，在403国际艺术中心的分享会上，见到了许多老友。明明经常回武汉，但邓一光一出现，老友们的话题总是不变：一光回来了。

整整十年前，为了安顿母亲，邓一光迁居深圳；在深圳，邓一光放弃了写得很顺的战争题材，写出一系列都市小说，被批评界认为是“现象级写作”“使深圳文学呈现在当代文学的场域”；在小说之外，为了生存，他还投入了剧本创作。

所以，“一光回来了”，并非只有地理空间的意义。

▲著名作家董宏猷

一光回来了，让董宏猷瞬间回到80年代。作为邓家的“干儿子”，邓妈妈常常招呼董宏猷上家里吃饭，将收藏的他们发表在报纸上的“豆腐块”拿给他俩看。董宏猷经常和邓一光彻夜聊文学，聊到天亮，没有睡意，就起来跑步上班。

▲著名诗人张执浩

一光回来了，让张执浩回到武汉音乐学院的传达室。那天他收到了邓一光的来信，信上只有一行字：“张执浩，我找遍了武汉三镇，你在哪里？”因为那封信，张执浩找到了邓一光，成了专业诗人，从书斋走进了人群，甚至走出了自己曾经的阴霾。

▲著名诗人、作家刘益善

一光回来了，让刘益善回到了“老哥”的身份。当年，不到五十岁的刘益善，被邓一光称呼“老哥”，写下《老哥益善》，后来便有了马竹的《文坛老哥刘益善》、陈应松的《文坛老哥老师刘益善》和刘醒龙的《老哥刘益善》，一发而不可收拾。

一光回来了，回到曾经工作和生活三十多年的武汉，这个“第二故乡”；回到了他的朋友们中间；回到当年的文学记忆和一个个文学现场；回到人们瞩目的焦点；回到了作品的封面。

但曾经的那个硬汉作家没有再次出现。重新开始书写战争、人性和命运的硬汉去了哪里？

可能，他牵着一只猛虎，重新推开了童年大院的门，看到院子里一个男孩，在绘声绘色地讲福尔摩斯。

日光明朗，猛虎匍匐，他走向他，温柔的蔷薇正在开放。

文 / 范宁

图 /受访对象、网络、403国际艺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