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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6月17日，美国新泽西州大西洋市，两名中年男子一起坐在海边，他们一个身材矮壮，一个高大迟缓，留着一抹海象胡。前者是魔术师哈里·胡迪尼，后者是小说家阿瑟·柯南·道尔——名侦探福尔摩斯的创造者。 等到这一晚结束时，他们的友情将不复如初。  柯南·道尔（左）与哈里·胡迪尼（右）的合影 | 胡迪尼所著书籍“A Magician Among the Spirits” 这段友谊的始末，都与降灵会有关。 当时招魂术在伦敦的富裕精英中蔚为时尚，柯南·道尔就是一名坚定不移的信徒。他每周参加五六场降灵会，甚至宣称自己的妻子琼有一些通灵才能。他说琼已经开始给一个亡魂菲尼亚斯做灵媒，由菲尼亚斯指导他们夫妇应该住在哪里、去哪里旅行。 和柯南·道尔相比，胡迪尼是一名怀疑者，但仍自称抱有一个开放的心态。胡迪尼在两年前造访英格兰，其间主动联系柯南·道尔，讨论了柯南·道尔关于通灵话题的新书。现在柯南·道尔到美国来宣传作品，也邀请胡迪尼到大西洋城和他碰面。  1922年，柯南·道尔在美国纽约签售时与家人合影 | Wikimedia Commons 这次访问一开始气氛友好。胡迪尼教会了柯南·道尔家的男孩子们怎么潜水。当一行人在海滨休息时，柯南·道尔请胡迪尼去他的酒店房间，参加一场临时组织的降灵会，由琼担任灵媒。他知道胡迪尼正在哀悼自己去世的母亲，希望妻子能帮着与“另一边”取得联系。 于是一行人回到大使酒店，拉上窗帘，等候亡魂降临。琼坐着，神情恍惚，一只手里握一支铅笔，男人们围坐在一旁观看。只见她把铅笔放在一块写字板上，执笔的手随即在纸页上狂舞起来。“哦我亲爱的，感谢上帝，我终于来了。”亡魂写道，“我试了好多次，现在终于能如愿了……”到降灵会结束时，琼总共写满了二十来页“笨拙古怪的字体”。 她的丈夫完全心醉神迷，可胡迪尼却不为所动：他母亲是犹太人，怎么会自称基督徒呢？她这么一个匈牙利移民，又怎么会用无懈可击的英文留言？——“那可是她从来没有学会的语言！”还有她为什么压根没有提起，当天正好是她的生日？ 如果你初次见这两人，你多半会猜测柯南·道尔是其中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者。但实际上，识破骗局的却是那个职业魔术师，那个十二岁就辍学的匈牙利移民。  逃脱大师胡迪尼，也同样逃脱了通灵术的骗局| Wikimedia Commons 高智商的人，也会“理性障碍” 虽然近几十年的心理学研究已经归纳了人类的非理性倾向，但是直到最近，科学家才开始测量这种非理性的个体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和智力测量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两者绝不是完全相关的。一个人完全可能在IQ测试和SAT考试中取得高分，却仍在那些新问世的理性测试中考得一塌糊涂——这样的错配称为“理性障碍（dysrationalia）。事实上，在一些情况下，智力和教育反而会加重你的非理性错误。 对于理性障碍（及其潜在危害）的真正认识，是在近几十年中逐渐开花结果的。但这个概念的源头却可以追溯到两位以色列学者的经典研究，他们是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两人曾经发现，许多认知偏差和启发式思维（即简单迅速的判断法则）都可能歪曲我们的推理。 两位学者有一项实验使人印象深刻。实验中，被试先转动一个“幸运轮”，得到1到100之间的一个随机数字，然后回答几个关于常识的问题——比如估计在联合国中拥有席位的非洲国家的数目。从理论上说，幸运轮数字当然应该对他们的回答没有影响。但实际上，这个影响却相当深刻：幸运轮转出的数字越小，被试估计出的答案也越小——前面的随机结果在他们的脑海中植入了一个数字，由此“锚定”了他们的判断。 你自己在打折季购物时，多半也着过锚定的道。比如你想买一台新电视机，预算大概2000元。但这时你发现了一个大便宜：本来卖6000元一台的电视，现在只要3000元了！打折前的那个价格锚定了你对电视机合理价格的认知，结果是，你会超出最初的预算。 其他显著的偏差包括框架效应（framing，即同一个信息的不同呈现方式可能改变你的观点）、沉没成本谬误（我们不愿放弃一项失败的投资，即便维持下去会令我们损失更大）和赌徒谬误——即相信赌盘这次转到了黑色，下一次就更有可能转到红色，但其实下一轮转到黑色和红色的概率是完全相等的。 根据这些发现，许多认知科学家将我们的思维分成了两个类别：“系统1”（system1），也就是直观的、自动的“快速思维”，容易受到无意识偏差的影响；还有“系统2”，也就是“缓慢”的、更具分析性的深思熟虑。根据这个“双重过程理论”（dual-processtheory），当我们过分倚重系统1，听任那些偏见混淆我们的判断时，就会出现许多非理性的决策。 这项研究的影响之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但是，回顾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早期研究，却没有一项考察了人类的非理性是否存在个体差异。比如，是不是有些人更容易产生这些偏差，而另一些人则不容易受这些偏差影响？这些倾向又和我们的普通智力有什么关联？ 柯南·道尔的故事之所以令人吃惊，是因为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智力更高、头脑更擅长分析的人，应该也更加理性——但是就像特沃斯基和卡尼曼指出的那样，我们的这个常识可能是错误的。 要理解聪明人为什么会做傻事，上面的问题至关重要。 没有人100%理性， 但有些人特别不理性 1991年，加拿大心理学家凯斯·斯塔诺维奇（Keith Stanovich）休学术假时，决定正面解答这些问题。 斯塔诺维奇妻子的专业是学习障碍，因此他一向对某些心智能力落后于其他方面能力很感兴趣。他怀疑理性也是如此。后来他写出了一篇影响很大的论文，其中介绍了理性障碍的概念，并直接将它与阅读障碍和计算障碍等并列。 这是一个挑衅性的概念，戳到了每一个考察偏差的研究者的软肋。“我想要让这个研究领域的人意识到，他们一直忽略了个体差异。”斯塔诺维奇说。 他还强调，理性障碍并不仅限于系统1的思维。即使我们有充分的反思精神，发现了自己直觉中的错误并主动克服，我们还是未必会使用正确的“脑件”（mindware）——也就是能使我们正确推理的知识和态度。如果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周围都是不信任科学家的人，那么你就可能养成无视实证证据的习惯，转而相信未经证明的理论。就算智力很高，也未必能阻止你形成这样的态度。甚至有可能，你的学习能力越强，就越会收集更多“事实”来支持你的观点。 斯塔诺维奇至今已经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用一系列精确的对照实验，建立并拓展了理性障碍的概念。 要理解他的成果，我们需要一些基础的统计学知识。 在心理学和其他学科中，通常将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表达为一个介于0和1之间的相关系数。 如果完全相关，相关系数就为1，说明两个变量测量的是同一件事。这对于大部分人类健康和行为的研究来说都是不现实的，因为它们由太多变量共同决定。 但只要相关系数落在0.4和0.59之间，许多科学家就会认为那是“中度”（moderate）相关的。 使用这种测量方法，斯塔诺维奇发现理性和智力的关系往往很弱。 比如，SAT分数和锚定之间的相关，只有区区0.19。 在“时间贴现”（temporal discounting）问题上——即我们是愿意推迟眼前的满足、以换取将来更大的回报，还是愿意现在就获得较小的回报——智力的作用也很微小。在一项测试中，时间贴现和SAT分数的相关系数仅为0.02。 许多人认为，更善于分析的头脑应该能耐心等待将来的巨大回报，但实际上它与SAT分数的相关竟如此之低，实在令人惊异。 此外，沉没成本偏差和SAT分数之间，也几乎没有关系。 你或许认为，智力较高的人至少应该能学会识别这些缺陷。但现实是，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加清醒理智，那些“聪明人”也不例外。甚至在一组研究经典认知偏差的实验中，斯塔诺维奇发现，比起学业天赋较弱的人，SAT高分者的“偏差盲点”（bias blind spot）反而更大。“认知能力较强的成人明白自己的智力优势，也自认为能在大多数认知任务上超过别人。”他说，“对他们来说，那些认知偏差也是认知任务，他们因此认为自己的表现也理应超过旁人。” 眼下，斯塔诺维奇已经将许多测量项目修改后组合成了一个单一的测试，将其正式命名为“理性商数”（rationality quotient）。他强调自己不是想贬低智力测试，它们仍能“很好地完成它们的任务”。他的愿望是让大众更理解，还存在一些同样能左右我们决策的认知技能，并将它们放到和现有的认知能力测试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他在关于这个主题的学术书籍中写道：“我们一直以来的目标，就是给理性这个概念以公正的待遇——甚至要把它放到智力前面考虑。”他说有一件事堪称“巨大的讽刺”：卡尼曼在诺奖研究中探索的思维技能，至今仍在最著名的的认知能力测评中受到忽略。 经过几年对各种分支测试的谨慎开发和验证之后，第一版《理性思维综合评估》（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Rational Thinking）于2016年末发布了。除了测试常见的认知偏差和启发式思考之外，它还涵盖了能增强理性的概率与统计推理技能（如评估风险的能力），以及测评脑件受污染的情况（如反科学的态度）的问卷。 举个例子，请思考下面的问题，它的目标是测试“信念偏差”（belief bias）。你的任务是仅仅基于给出的两个前提，判断最后的结论是否符合逻辑。 一切生物都需要水。 玫瑰需要水。 所以玫瑰是生物。 你的答案是什么？根据斯塔诺维奇的研究，有70％的大学生都认为这是一个有效推理。但它不是，因为它的大前提只说了“一切生物都需要水”，而不是“一切需要水的都是生物。” 如果你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就和下面的推理做一个比较： 一切昆虫都需要氧气。 老鼠需要氧气。 所以老鼠是昆虫。 这两个推理的逻辑是完全相同的——但只有当推理的结论和你已有的知识冲突时，你才会更容易看出其中的漏洞。 在第一个例子中，你必须抛开已有的知识，认真地、批判性地思考那几条陈述，不能只因为结论符合你的常识，就认为它的推理是正确的。 在合并所有分支测试之后，斯塔诺维奇发现它们和常用的认知能力测试之间的整体相关性往往只有中度。比如有一个批次的测试结果，和SAT成绩之间的相关系数只有0.47左右。 两者自然也存在一些重合，尤其考虑到有几项理性商数的测量，如概率性推理，能得益于数学能力和学术测试测量的其他认知能力。 “但即便如此，理性和智力之间仍有许多差异，会使聪明人做出傻事来。”斯塔诺维奇说。他的发现符合近来的许多其他成果，它们显示批判性思考和智力是两个不同的存在，而那些会影响“如何决策”的因素，能更有效地预测人在真实世界中的行为。 随着未来的改进，理性商数将可以应用于招聘，以评估潜在员工的决策水平。斯坦诺维奇说，已经有几家律师事务所、金融机构和行政猎头对他的研究表现出了不小的兴趣。 斯塔诺维奇希望，他的测试还可以成为一件有用的工具，以评估在学生在读中学或大学的课程期间，推理能力有哪些变化。“对我来说，那将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应用。”他说。有了那样的数据，接着就可以研究哪些干预手段最适合培养理性的思维方式了。 越是聪明人，非理性起来就越偏执 回到大西洋城的那场降灵会，阿瑟·柯南·道尔的行为看起来正符合理性障碍理论。根据双重过程（快速/慢速思考）理论，他的症结可能是认知吝啬（cognitive miserliness），也就是懒得多花认知资源去深思熟虑。相信超自然现象的人会用本能和直觉思考自己信念的源头，而不是做分析性、批判性的推理。 这确实是许多信念模糊、头脑不清的人的情况。然而柯南·道尔的人生传记中却还有一些特定元素表明，对他的行为不能做这样简单的解释。他似乎常常运用系统2的分析性推理将自己的意见合理化并反驳证据——与其说他想得太少，不如说他想得太多。 心理学家把这称作“动机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这是一种充满情绪的思考，它会引导我们驳斥那些不符合我们最初信念的证据，并构建出越来越华丽的论述来维护最初的信念。特别是当这些信念涉及我们的核心认同时，这个现象就会越发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更高的智力和教育水平或许反而会助长你的愚蠢思维。这也类似斯塔诺维奇的“受污染的脑件”这一概念：非理性的观念感染了我们的脑，使我们之后的思维都遭到了歪曲。 想想人们对气候变化这类问题的信念吧。在这个问题上，民主党人的模式正如你所预料：受的教育越高，就越容易认同人类的碳排放导致全球变暖的科学证据。而共和党人正相反：受的教育越多，就越不容易接受科学证据。 这种两极分化也出现在其他许多充满情绪的论题上，比如干细胞研究，或是演化和创世论。那些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会运用脑力捍卫他们既有的观念，哪怕那些观念与科学共识相抵触。 这一点同样表现在对某些政治阴谋论的信念中。一旦牵涉到某些坚定的信念，较高的智力和知识就不再是寻求真理的途径，而是成了宣传的工具，并最终放大了我们的错误。 结论很不幸：就算你在大体上是理性的，也仍有可能在那些对你最重要的问题上进行错误推理。柯南·道尔的信念肯定属于这一类：战争夺去了他的许多亲人。在他的一生中，招魂说显然给了他巨大的安慰。 在分歧日渐明显之后，胡迪尼失去了对柯南·道尔的一切尊重。在这段友谊之初，他相信这位作家是一位“智力上的巨人”。当两人绝交时，胡迪尼却写道：“一个人只有智力低下才会相信那些东西”。然而根据我们现在对于理性的认识，真实的情况或许刚好相反：正因为是一个智力上的巨人，所以会相信那些东西。 参考文献 [1] Robson, D. (2019). The Intelligence Trap: Why Smart People Make Dumb Mistakes. [2] Butler, H. A., Pentoney, C., & Bong, M. P. (2017). Predicting real-world outcomes: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is a better predictor of life decisions than intelligence. 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 25, 38–46. doi: 10.1016/j.tsc.2017.06.005 [3] Drummond, C., & Fischhoff, B. (2017). Individuals with greater science literacy and education have more polarized beliefs on controversial science topics.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14(36), 9587–9592. doi: 10.1073/pnas.1704882114 [4] Jardina, A., & Traugott, M. (2019). The Genesis of the Birther Rumor: Partisanship, Racial Attitudes, and Political Knowledge. Journal of Race, Ethnicity and Politics, 4(1), 60–80. doi: 10.1017/rep.2018.25 作者：David Rob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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