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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生物质能巨大发展空间

 石0610 2019-11-12

近日,国家发改委修订发布了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以下简称《目录》),将于2020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值得关注的是,其中有数项生物质相关产业列入鼓励类目录,涉及生物天然气、生物质能清洁供热、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非粮生物质燃料,以及相关技术开发与设备制造等多个领域。

该《目录》的发布无疑给生物质能行业打了一针“强心剂”。相较于风电、光伏等,生物质能发展一直是“不温不火”,如何才能增添发展动力,突破困局?近日,在2019全球生物质能创新发展高峰论坛上,业内人士对顶层设计的引领、规划寄予厚望。中国工程院院士倪维斗表示,“要给生物质一个明确的名分,有明确的顶层设计和规划,让更多的投资者有信心。”

明确定位

向非电领域拓展,把改善环境、助力农村振兴和碳减排功能作为发力点,已成为国内外专家对行业未来的共识。

在国务院原参事,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原局长徐锭明看来,生物质能是替代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未来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生力军。

据了解,生物质能源种类繁多,具有总量大、分布广、可循环再生等特征,其化学态能源可转化为固、气、液态产品,是化石能源的最佳替代品。我国生物质资源丰富,可供开发的生物质能源量达8.37亿吨标准煤,相当于2018年能源消费总量的20%左右。

伴随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显著提升,我国生物质能发电装机规模快速增加,截至2018年年底,已经实现全球第一;2019年前三季度全国新增装机335万千瓦,累计装机达到2116万千瓦,同比增长15.4%。

然而,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生物质发电仅占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的0.94%,与高速前行的风电、光伏发电相比,显得不温不火,动力不足。

“原材料供应保障、相关财税补贴政策问题,影响了生物质能发电的财务状况。部分地区要求生物质电厂施行超低排放,企业经营成本增幅较大,商业化运营难度进一步加大。”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副主任任东明分析说。

此外,我国当前电力供需形势出现新变化,可再生能源消纳也面临较大压力。任东明认为,生物质能产业发展应调整方向,寻找新模式,形成新动力。“需要新建和现有生物质发电逐渐向热电联产方向调整,适应清洁供热的要求。”

在倪维斗看来,生物质能产业在我国虽历经多年耕耘,仍未能充分发展,主要原因在于缺少“名分”。他建议,应重视生物质能的多元价值,与“三农”建设结合,形成良性循环。

对此,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程序持相同意见,“定位不准确导致生物质能发展不尽如人意。如果只重视能源功能,潜在价值和重要的战略定位必然被埋没。”

生物质能不只是能源,这是记者在论坛上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在“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蓝天保卫战”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生物质能利用是关键一环。

“用生物质替代煤,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方向。”倪维斗介绍说,“现在粮食烘干都用煤,还有大量需要蒸汽的工业项目,都可以用生物质能来完成。”

“重塑能源体系是全球挑战,中国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扩大生物质能部署,可以提升能源供给安全,抵销部分石油进口,同时也可以解决‘三农’问题和空气污染问题。”国际能源署(IEA)可再生能源部主任Paolo Frankl表示。

迎接机遇

产业崛起也给生物质能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IEA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可生产沼气的原料仅开发了6%,由于与天然气价格之间存在较大成本差异,亚洲将成为生物沼气的重要增长市场。

生物质能产业促进会会长陈小平认为,生物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利用将是未来生物质能清洁利用的方向和途径,既是我国实现城乡生态环境保护,也是解决能源匮乏的关键战略。

“探索生物质天然气产业化发展路径要从高起点规划、高水平推动、高标准建设、高品质发展做起。要让它与市场紧密结合,要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陈小平进一步介绍说,规模化的生物燃气基地以农作物秸秆、种养殖废弃物、禽畜粪便、城乡厨余等有机垃圾作为原料,可建立日产1万立方米~3万立方米天然气生产转化基地,接纳周边中型分布式沼气集中转化为生物天然气。

对生物天然气情有独钟的欧洲,也开始谋划下一步发展目标——生物甲烷。特别是在天然气大国荷兰,生物甲醇被视为填补天然气缺口的重要支持。“今后20年,我们计划通过节能以及利用绿色气体生物甲烷达到用能目标。目前我们只有10万立方米绿色气体,以后要达到500万立方米。”荷兰企业局生物质能源高级专家Kees Kwant介绍说。

据Landwarme GmbH公司可持续发展和政治部主管John Cosmo Dwelle分析,欧洲可持续生物甲烷的潜力约为1000TWh,通过“绿证”机制,生物天然气、生物甲烷将有望在能源体系中扮演核心角色“。每吨碳价在785元~1180元,就可以让生物甲烷的价格接近天然气的水平。”

清洁供暖

供热被视为可再生能源的下一个前沿,同样为生物质能打开了巨大发展空间。“生物能源仅是可再生发电投资组合的选项之一。”IEA高级专家 Pharoah Le Feuvre十分看好生物质能在供热领域的应用前景,“供热在2018年占能源二氧化碳排放量的40%。但是,其在可再生能源中的份额仅为10%,需要更广泛的政策支持以加速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近年来,农村无煤化供暖正在兴起,截止到2018年年底,北方地区生物质能供暖面积增长至1.2亿平方米。生物质燃料供热作为生物质供暖的重要方式,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和中东部地区得到了快速发展。

“从2010年300万吨,提高到了2018年的1600万吨,年均增长率达到23%。”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总工程师谢宏文表示,“‘十四五’期间希望推动生物质热电联产、生物质锅炉集中供热、开展户用清洁炉具供暖模式的试点和推广等,把生物质供暖的多元化作为推动生物质能产业发展的新动力。”

然而,产业聚集和商业化程度不高、尚未形成规模化发展模式等因素,妨碍了生物质供暖的推广应用。怎样才能发挥优势,让生物质能成为农村清洁供暖的深度参与者?清华大学教授杨旭东认为,生物质、太阳能和空气源热泵“三驾马车”,将承担农村清洁取暖的重任。“生物质在农村取暖要占一席之地,首先颗粒燃料要降低价格、方便获取,其次生物质炉具要更加高效、清洁化和便捷化,让老百姓喜欢用、愿意用。”

(本文转载自“《中国改革报》   作者: 朱黎 ” 如有侵权请联系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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