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文 约 5890 字
阅 读 需 要 15 min 淮南，位于今安徽省中北部，地处长江三角洲腹地、淮河之滨，素有“中州咽喉，江南屏障”之称。清代著名历史学者顾祖禹曾在其著作《读史方舆纪要》中直接指出了历代立国江南的吴地政权北上攻略淮南的重要性：欲固东南者，必争江汉；欲规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杨行密起于淮南，兼有江南北数十州，于群雄中，最为强盛。李氏失淮南，而国以弱，未几而国以亡矣。 此一番言论可以作为孙吴政权自孙权至孙皓均屡屡向曹魏淮南地区用兵的原因，大量的历史教训证明，淮南地区实是关乎孙吴乃至任何一个江南吴地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另一方面，曹魏也是深谙此道，其在淮南控制地区设军事重镇抵御吴军，前期是合肥，后期是寿春，与吴军围绕二地激战多次，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在三国历次重大会战中，规模最为庞大、动用兵力最多的一次便发生在淮南寿春。寿春位于今安徽省淮南市寿县东北，地处淮河以南，战国末年是为楚国国都。《史记·楚世家》载：（楚考烈王）二十二年，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东徙都寿春，命曰郢。 如《史记》所言，楚国君考烈王熊元于在位的第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组织合纵伐秦失利后为避秦人锋芒迁都于此，并改寿春为郢都。进入东汉后，寿春隶属于扬州九江郡，曹魏建立政权后沿袭汉制，并将寿春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设为扬州州治。寿春东南方向便是曹魏的另一个军事重镇合肥，合肥的位置同样十分关键，具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齿”之称和“腹巢湖，控涡颍，膺濡须，枕潜皖，实用武之地”的重要战略地位，也是吴、魏前期反复争夺的焦点。因为紧邻巢湖的合肥更加靠近孙吴地区，所以孙权一生曾率军六次进攻合肥，前后跨度长达二十七年。客观上来讲，孙权六次出兵的时机恰当好处：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是挟赤壁之胜；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乘曹操征讨汉中无法增援合肥之隙；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是趁关羽北攻荆州之隙；黄龙二年（公元230年）是乘魏、蜀激战之时；嘉禾二年（公元233年）是多路出击；嘉禾三年（公元234年）则是与诸葛武侯协同大举出兵。遗憾的是，临阵决断非孙权所长，六次攻势不是损兵折将便是铩羽而归，最后均以失利败退告终，尤其是建安十九年的攻合肥之役，孙权在退军时遭到张辽突袭，大将陈武阵亡，孙权麾下的三百亲兵全部战死，其本人险遭擒获。吴人耗费了大量的兵力，前后几十年不停的对合肥用兵，却依然屡败于合肥城下。除却合肥城坚外，与吴人不擅陆战也有较大关系。不过，孙权的攻势也不是全无收获：合肥城虽固，但却紧邻巢湖，吴人又以水战见长，这就使合肥防御愈加困难。孙权曾于黄龙二年（公元230年）遣军进入魏境并于东兴（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西南）修筑堤坝，意图通过堤坝阻拦使巢湖水位上涨，以便日后继续对合肥展开攻势，但因水军兵败而中途废弃。在孙权去世的数月后，孙吴太傅诸葛恪又率军重修东兴堤坝并最终完成。也就是说，合肥紧靠巢湖的这一硬伤，迫使曹魏方面必须调整防御策略，常年在合肥抵御吴人的满宠于青龙元年（公元233年）向魏明帝曹睿上疏言及“合肥城南临江湖，北远寿春，贼攻围之，得据水为势” 的天生短板，请求“宜移城内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险可依，更立（新）城以固守”，倘若吴人进犯，便可“引贼平地而掎其归路，於计为便” 。第二年孙权第六次大举来犯时满宠又向曹睿上疏建议“欲拔新城守，致贼寿春” 。也正这次战事结束后，满宠的提议获得批准，曹魏在淮南地区的防务重心逐渐回缩至后方的寿春，合肥仅留数千守军用于滞敌，由于失去了战略价值，孙权也未大举攻打合肥。关于曹魏将防御重心回缩寿春一事还有几段史料可以佐证：（诸葛恪）复远遣斥候，观相径要，欲图寿春，（孙）权以为不可。（《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 峻（按诸葛恪之后主政的孙吴权臣孙峻）及骠骑将军吕据、左将军留赞率兵袭寿春。（《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 两段史料中，前者发生于孙权最后一次猛攻合肥的三年后，即孙吴嘉禾六年（公元237年），后者发生于吴少帝孙亮在位的五凤二年（公元255年）。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是合肥守备力量不足处于半弃守的状态，诸葛恪断然不会远遣斥候打寿春的主意，后来的孙峻亦不敢直接跨越合肥地区兵袭寿春。孙权去世后的当年（公元252年）十一月，魏军大举伐吴意欲破坏东兴堤坝，但被吴军击败，死者数万人。诸葛恪亦乘东兴大捷于转年五月大发州郡二十万众伐魏。
这次诸葛恪以合肥新城为目标，曹魏新城守将张特坚守不战，双方围绕新城激战数月之久。由于吴军久攻不下，又值夏暑炎热，士兵因大量饮水导致腹泻与浮肿，减员甚为严重。当年七月，兵力折损严重已无力破城的诸葛恪被迫撤军，一路之上“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而一直以来按兵不动的曹魏开始发动反攻。司马师遣扬州刺史文钦会合精锐部队，命其切断诸葛恪的退路，镇东将军毌丘俭等人断后。诸葛恪惧怕遁逃，文钦率军追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 ，将吴军彻底击败，这也是孙吴历次攻打合肥战役中损失最为严重的一次，诸葛恪班师后遭遇政变，被孙权之侄孙峻所杀。此后，吴、魏淮南之争由合肥正式转向寿春，如上文提及，吴少帝孙亮五凤二年（公元255年），趁毌丘俭、文钦反叛司马师之际，孙峻率骠骑将军吕据、左将军留赞等人兵袭寿春，后因魏军来援而退军。在撤军时，留赞因突患重病而被魏人所杀。两年后，又爆发了三国历史上用兵规模最大的“寿春会战”。
寿春会战的起因是据守寿春的曹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被迫降吴而引起的。诸葛诞是蜀汉诸葛武侯、孙吴诸葛瑾的族弟，效力于魏。魏明帝曹睿时官居御史中丞、尚书之职，其与当时的朝廷俊杰夏侯玄、邓飏等人友好。《世说新语》中记载，当时这些俊杰有“四聪八达”之说，“四聪”里面有夏侯玄、“八达”里面也包括诸葛诞。曹睿在临终前将养子曹芳托孤于曹爽与司马懿。据《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记载，诸葛诞被曹爽重用，授予扬州刺史一职，加封昭武将军，成为了魏、吴边境上的边疆大员。魏帝曹芳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正月，司马懿发动夺权的高平陵政变，再到魏帝曹髦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春其子司马师镇压镇东将军毌丘俭、文钦叛乱，前后六年时间里，曹爽、夏侯玄等曹魏宗室成员与王淩、毌丘俭等依旧忠心的曹氏旧将相继被司马氏父子除掉，这些人不是诸葛诞昔日的亲密好友，就是一起共事的同僚，这都让其深感不安。鉴于此，诸葛诞拿出自己的钱财赈济部下收买人心，哪怕是犯了死罪的人都被宽恕，又用优厚的待遇养了死士几千人，还以受到孙吴威胁为由请求调拨十万士兵用以保卫寿春。在《诸葛诞传》裴注引《魏末传》中还记载了一件事：司马昭遣亲信贾充慰劳诸葛诞等边疆大员，实则为日后取代曹氏一事探听口风。诸葛诞则斥责贾充有辱其父（按曹魏三朝名将贾逵），并言道“若洛中有难，吾当死之”，贾充当即被训得无话可说，但这也让诸葛诞最终成为司马氏下一个必须要清除的对象。魏帝曹髦甘露二年（公元257年）五月，朝廷正式征召诸葛诞入朝担任司空一职。诸葛诞接到诏书后随即反叛，其亲自突袭杀死扬州刺史乐綝，而后“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聚谷足一年食，闭城自守”，同时“遣长史吴纲将小子靓至吴请救”，吴人“以诞为左都护、假节、大司徒、骠骑将军、青州牧、寿春侯”，并派遣大将全怿、全端、唐咨、王祚以及早先投降的文钦等三万人全力增援寿春，寿春会战正式打响。当年六月，司马昭集结中外各军高达二十六万之众，携天子曹髦征讨寿春。诸葛诞军有十五万人，加之陆续增援的吴军，这场寿春会战的各方总兵力之和已经超过了五十万人，同时蜀汉姜维乘虚向秦川，复率数万人出骆谷，攻至曹魏境内的芒水（水名，在今陕西周至东南。源出秦岭之北，北流入渭水）一带。可以说，与早期的赤壁之战类似，寿春会战同样是一场极有可能改变历史走向的战役，此战规模之大、各方参战兵之多当属三国之首，连蜀汉亦牵扯其中。若孙吴与诸葛诞方获胜，那么曹魏的军事力量将会遭受重创，曹魏一家独大的格局极有可能会被改写；若曹魏获胜，则吴、蜀再也无力与其抗衡。此役对吴、蜀而言，也是两国最后、最有可能重创曹魏并克复中原的决定性战役。在《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王昶传》《王基传》《诸葛诞传》《三国志·吴书·孙綝传》及《晋书·文帝纪》等传记中详细的记载了这场寿春大战的整个过程。战事初期，司马昭率大军抵达后，并不打算全力攻城，而是做了三点部署：第一，命镇东将军王基、安东将军陈骞等人四面包围，围绕寿春城筑起又高又深的壁垒壕沟，里外共构建了两层包围圈；第二，遣监军石苞、兖州刺史州泰率领精兵在外层包围圈的外侧作为机动部队迎击来援的吴军；第三，遣骠骑将军王昶进至夹石（今北峡山，安徽桐城县北）进逼江陵（今湖北沙市西北之江陵）以牵制荆州方面的吴将施绩、全熙无法东援。在寿春包围圈还没有完成的时候，文钦、唐咨等三万吴军增援部队从寿春城的东北角冲进城中。秋七月，孙吴权臣孙綝亲自来援，大军屯驻在镬里（今安徽巢县西北）。孙綝先遣大将朱异率领三万士兵驻守安丰城（今安徽霍丘西南）声援诸葛诞，但中途被州泰拦截，朱异败退，死伤两千多人；孙綝复遣朱异率丁奉、黎斐等五万士兵前去解围，朱异征召敢死队六千人在黎浆（今安徽寿县以南）以西趁夜渡河建立起一个半月形的堡垒，但堡垒随即被石苞和州泰联合攻破；朱异又用车箱连接围攻魏军据点五木城（城邑名，今安徽寿春一带），石苞、州泰再次出击，第三次将朱异击败。而魏将泰山太守胡烈则偷袭了吴军存放军需的都陆（今安徽合肥西北），烧光了储存在那里的全部粮草辎重，朱异彻底败退。孙綝不满朱异接二连三的打败仗，打算再调拨三万士兵让其拼死一战，朱异不从，孙綝将朱异就地处死。《孙綝传》载“綝既不能拔出诞，而丧败士众，自戮名将，莫不怨之”，已经不得人心的孙綝无力解围，竟然置诸葛诞与己方三万将士于不顾后率军返回江南。吴军退出后，司马昭下令“分遣羸疾就谷淮北，禀军士大豆，人三升”，故意显示出军粮不足无法持久围城的态势，又放出间谍四处扬言吴人的援军很快抵达，诸葛诞等人被这些谣言麻痹，放宽粮食的消耗标准，不久之后城中乏粮、人心不安。此时诸葛诞的亲信蒋班、焦彝建议立刻出城决战，猛攻包围圈中的某一处，至少可以突围生还，但出击作战的计划被诸葛诞与文钦否决。二人再三劝阻，结果惹怒诸葛诞，险被处死。二人知诸葛诞必败无疑，于十一月出城投降。蒋班、焦彝出降后，吴军将领全怿、全端也率数千人出城投降。双方相持到第二年正月，寿春城中的粮食已经所剩无几，诸葛诞、文钦与吴将唐咨终于决定出击，三人“昼夜五六日攻南围，欲决围而出”，包围圈壁垒上的魏军“临高以发石车火箭逆烧破其攻具，弩矢及石雨下”，诸葛诞的士兵“死伤者蔽地，血流盈堑”，最后只能退回城中。出击死伤遍地，粮食又将枯竭，出城投降的士兵多达数万，诸葛诞的覆灭已成定局。就在这个紧要关头，诸葛诞与文钦又因谁的士兵守城谁的士兵出城而发生冲突。两人以前就有矛盾，只不过坐困孤城才一起合作，事情紧急就又相互猜忌，诸葛诞借机杀掉文钦，文钦之子文鸯、文虎出城投降。为了彻底瓦解守军，司马昭赦免了二人的罪过，还上奏曹髦册封两人为将军并赐予爵位。文鸯、文虎带着数百名骑兵围绕寿春城奔走喊话劝降，城内守军见状更加无心抵抗，手持弓箭的士兵也不再向文鸯射击。甘露三年（公元258年）二月，寿春城破，诸葛诞率帐下兵丁冲出小城打算出逃，被司马昭帐下的司马胡奋杀死，尚在城中的唐咨、王祚等一万多吴军也全部投降，这场历时近九个月的寿春会战以诸葛诞与吴军的完败宣告结束，在芒水与魏军相持的蜀汉姜维在听闻诸葛诞覆灭后也率军退回汉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诸葛诞不该坐困寿春，而是应在起事之初统十余万众南下奔吴，这样至少其本人不会有性命之忧。应该说，南下奔吴的策略并非不可行，但这只是后世纸上谈兵者的下下之策。试想，当初毌丘俭拥五万之众，尚且敢于主动讨伐司马师，何况诸葛诞兵力三倍于毌呢？再者，考察诸葛诞的本心，其痛斥贾充、降吴前向曹魏朝廷上疏表白心迹等事可以判断，都无疑说明他的降吴实属情急之下的无奈之举。假使寿春之战司马昭被彻底击败，那么诸葛诞必然会与吴人达成妥协，而后脱离吴人举众直扑洛阳解救魏帝曹髦。退一步来讲，即使无力讨伐司马昭，也要像其先前所做的，在淮南大肆收买人心、阴养死士，向朝廷继续请求调拨十万士兵，将淮南打造成自己的私人王国，继续与司马昭周旋。如果只是弃淮南而投吴，这种做法眼界甚小，解救魏帝曹髦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想必这也是戎马多年的诸葛诞所不屑的。诸葛诞失败的原因很多，比如自己的刚愎自用，如友军统帅孙綝的指挥低劣，但最关键一点便在于战事初期坐视城外包围圈的完成，丧失了大好战机。曹魏围城大军二十六万，诸葛诞与吴军亦有二十余万，双方势均力敌，若寿春守军能与朱异、唐咨等吴将内外并力夹击，而不是希冀对方为自己“火中取栗”，那么战况或许如蒋班、焦彝所言，完全是有获胜的可能。在小说《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对这场寿春之役的描写基本与正史一致，清代学者毛宗岗对这场战役也有一段精彩的点评，毛宗岗云：诸葛恪之进兵于新城，魏无衅之可窥；若孙綝之进兵于寿春，则乘魏之衅而动矣。毌丘俭之讨司马师，犹惧吴之袭其后；若诸葛诞之讨司马昭，则吴且为之援矣。綝之事易于恪，诞之事易于俭，而迄无成功者，是綝之才不如恪，诞之才亦不如俭也。吴军损失的将领中，被孙綝处死的吴将朱异是孙吴名将朱桓之子；全怿与全端是孙权女婿、名将全琮的子侄，在起初黄武七年（公元228年）诱歼曹休的石亭之战中，朱桓与全琮均担任吴军统帅，不想二将子侄均折于此役。唐咨本是魏人，但降吴已有三十余年，在留赞阵亡后继任左将军之职，亦是孙吴资深将领。故而吴军在此次寿春会战中折兵数万、良将尽折，军事力量遭到重创，国内又相继上演孙綝废少帝孙亮、继位的景帝孙休处死孙綝等一系列宫廷政变，直到蜀汉灭亡后的第五年（吴主孙皓宝鼎三年，公元268年），孙吴军队才在统帅丁奉的率领下进攻合肥，但依然没有什么战果。而在寿春会战后，蜀汉方面因多年的军旅数出、民困兵疲也不得不进行了数年的休整，直至亡国也再未出现吴蜀两国大举协同伐魏的军事行动。可以说，孙吴在寿春会战中的完败既宣告了其基本放弃了对曹魏淮南地区的攻取，也标志着吴蜀两国无法与曹魏抗衡，三足鼎立之势已被打破，魏晋统一天下毫无悬念，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