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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肇始于隋唐，到了两宋时期已经相当成熟。宋代除了设置进士科为常人提供晋升的通道之外，还增设了制科选拔杰出的人才。 西汉文帝时期，汉朝刚刚进入稳定时期，百废待兴，为削弱军功阶层的贵族势力，朝廷意识到引进人才的必要性。汉文帝下诏要求地方向中央政府推荐贤良方正之士，然后对这些人根据考试排名授予官职。受到汉代这一举措的启发，才有了宋代的制科。 宋仁宗嘉佑六年，苏轼在制科之中名列榜首，成为有制科之后获三等评级的第二人。苏轼在登科之后，自豪而又自负说：自今为许国之始。苏轼参加此次制科的所有文章之中，流传度最广的就是后人熟知的《留侯论》。 留侯张良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让苏轼在文章之中极尽溢美之词呢？今天我们就来简单分析一下。 韩国地处黄河中游，强敌环伺，虽然经历申不害变法，国力强盛一时，却始终由于国土面积狭小，成为战国中第一个被秦所灭的国家。 当韩国覆灭的时候，张良年纪还很小，如果不是发生这么大的变故，他的人生不会像以后那样崎岖。他也许会继承父亲的官职，继续辅佐韩王，荣华富贵一辈子；也许会像信陵君那样，食客三千，声名远播，成为战国第五公子。然而这一切都只能靠想象了。 秦之所以选择韩作为第一个下手对象，国土面积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韩国拥有铁矿资源，可以打造出当时最锋利的剑。 国破家亡之际，张良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散尽家产，寻求勇士刺杀秦王政。只有用这种方式，才可以报答韩王对自己家族的恩情。 十几年的时光就这样过去了，秦王政不仅统一了全国，而且拥有了一个亘古未有的称呼——皇帝。张良继续奔走在为韩报仇的路上，曾经的少年早已经变成了饱经风霜的中年人，而他许下为韩报仇的愿望，不仅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淡化，反而在心底越扎越深。 张良终于在仓海君那里找到一个大力士，他们埋伏在秦始皇东巡必经的地点——博浪沙。当秦始皇的车队出现的时候，张良指挥大力士向最豪华的车子砸去，可惜，被大力士击中的只是副车。张良只好趁乱逃跑，改名换姓隐居起来。 秦国法律严密而残酷，为何张良能够全身而退？而张良全身而退的背后，是否表明严刑峻法并不能威慑天下呢？答案显而易见，法律越残酷，效果有可能适得其反。 同样在秦汉之际，项羽的叔叔项梁就曾有牢狱之灾。最终却能幸免遇难，靠的不是什么大官，而仅仅是掌管监狱的长官。这还是史书为我们记载下来的，那些未曾形成文字的案件，不知道还有多少？ 更重要的是，秦楚是世仇，所以楚地本应该是秦统一后的重点管理对象，谁能想到，一个小小的监狱长就能有私自放行罪犯的权力。推而广之，那些位高权重者，谁又能控制他们的权力呢？ 法律越严酷，那些掌管律法的官吏手中权力越大，法律条文越仔细，官吏受贿的可能就越大。本来秦作为集权制国家，所有的事情本该决断于皇帝，如今却落到了官吏之手。 以张良的家产，稍微贿赂一下秦朝官吏，这件事就这样遮掩过去了。只有那个秦始皇，每天担惊受怕，害怕受到再一次刺杀，殊不知这些刺客和自己培养掌管律法的官吏几乎已经成为一家。 张良的一身本事来自于哪里？很多人肯定说来自于黄石公。可是关于黄石公的传说又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张良自己的讲述。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整件事可能就是子虚乌有。到了司马光书写《资治通鉴》的时候，感觉张良汜水学艺的片段太过诡异，直接删掉，也颇符合情理。 至于苏轼在《留侯论》之中，苏轼认为黄石公为先秦时期的高人。实际上，经历了那么多事情的张良，早已经风轻云淡，要不然也不可能从容散步在汜水桥上。他能变得从容，是因为在漫长的复仇过程中经历了深深的绝望。绝望磨砺了他，让他反而心胸开阔了。 一个贵族从云端跌落到地上，落差如此之大，并非凡人所能承受。一生之中最难的事情是甩掉自己早已养成的习惯，正如《肖申克的救赎》里面说的，监狱里的高墙实在是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不只是有围墙的地方才是监狱，你习惯的任何东西，都最终会束缚你。
苏轼这样论述张良，用以证明黄石公的存在，恰好和史记原文矛盾，因为张良并没有改掉“荆轲、聂政”的毛病。在不久之后，张良还以游侠的身份在下邳居住，而且还救了项伯，为后来鸿门宴上项伯前来报信埋下了伏笔。所以，黄石公不过是张良杜撰用以在后来给自己留退路罢了。 遇到刘邦之前，张良就曾为他人出谋划策，可惜别人不听。刘邦的政治才能高人一等，有识人的本领，所以张良愿意更从他，这仅仅是一方面原因。别人不听张良的根本原因是，张良有私心，他想借助别人的势力达成自己为韩报仇的目标。 而只有刘邦在看穿之后，还能帮助他，不得不说刘邦在统御人才方面上确实有天分。 刘邦为张良提供了平台，张良为刘邦展示自己的才能，在前期不过是利益的交换，《史记·留侯世家》就写道：
拥立了韩王成之后，张良随着刘邦西进关中，也是为了报秦灭韩之仇。张良的计谋确实屡试不爽，过了不久，刘邦就已经稳坐关中了。 来自沛县的基层官员刘邦，看到秦帝国那么多的宝贝，怎么能够控制住自己的野心，恨不得全部据为己有。而这次劝说刘邦，要沉住气的人，也是张良。 鸿门宴上与其说是项羽和刘邦的较量，不如说是范增与张良的较量。项羽本意就不愿意杀刘邦，他想要的只是刘邦的臣服。这些要求，在张良的运作下，都满足了项羽。 从鸿门宴上的座位来看，不难发现张良颇费苦心。《史记·项羽本纪》这样记载：
这种座次根本就不符合秦汉之间的礼仪。如果项羽和刘邦是主客之间的关系，那么项羽应该在东面，可是项羽却坐到了西面；如果项羽和刘邦是君臣之间的关系，项羽在北面，而刘邦应该在南面。 可惜都不是，项羽以主人的身份自居西面，用以表示他的地位尊贵。而刘邦选择了地位最为卑微的南面。项羽看到这一切，已经放松了对刘邦的警惕。 安排这个座次的是向张良报信的项伯，而计谋则是出自张良。 张良将刘邦送到汉中，劝说他烧掉了栈道，表示无东顾之意，剪除项羽的后顾之忧。然后就去辅佐韩王成了。 项羽本不该杀死韩王成，否则张良就不会投奔刘邦。直到韩王成死，张良才死心塌地的跟随刘邦。秦帝国已经覆灭，本来韩国已经复国成功，却又一次被灭亡，这一次张良的复仇对象变成了项羽。 楚汉相持于荥阳的时候，郦食其给刘邦除了一个主意：
郦食其希望刘邦可以立六国之后，得到六国之后的支持，这样就可以战胜项羽。刘邦听后很是高兴，就马上派人刻印。这时候张良来了，刘邦很高兴的将郦食其的计策告诉张良，张良认为这个计策太过于浮躁，甚至会断送了刘邦的基业。 张良的理由很充分：
刘邦听了之后，吃的饭都吐了出来，大骂郦食其：差点坏了你老子的好事！ 后人纷纷称赞张良的分析，可是人无完人，张良的分析也未必全对。而且张良在这里的分析有偷梁换柱的嫌疑。 郦食其所提的建议，是希望六国之后能够紧密团结在刘邦周围，收复诸侯之心，将那些没有归顺的诸侯吸引过来。而张良用武王分封殷商之后作比喻，可是郦食其并没有要求封赏项羽的亲族啊！根本就不是相类似的事情。 而且前三条建议本来是一件事，中间四条也是同一件事，加上最后一条，总共不过三条建议而已。 后来石勒读史读到郦食其献策的时候，恐惧的说道，如此，汉王刘邦就失败了。实际上，历史已经摆在那里，刘邦战胜项羽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不论后人如何推演，都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可惜的是郦食其，本是一条好的计谋，却被后人嘲笑了两千多年。 楚汉战争结束之后，刘邦论功行赏，张良却对赏赐没有什么兴趣。人们纷纷夸奖张良知难而退，我不否认张良有智慧，但是他这样做，基本上和他的家世有很大的关系。 淡泊名利的人，一般都是曾经拥有过，或者不费吹灰之力就可获得，之所以不追求，就是因为早已经失去了兴趣。 张良就是如此，刘邦再赏赐他珠宝，也不会有韩国相府的珠宝多，刘邦再赏赐土地，也不会有韩国相府的封邑大，刘邦再给他封官进爵，也不会比韩相国更大。 年纪轻轻就详尽荣华富贵，而且已经散尽家财的人，面对名利的诱惑，几乎已经免疫了。释迦牟尼选择出家修行，面对一切都不动心，不要忘记他出生就是含着金钥匙——他本身就是王子，普通人向往的一切，他早已经经历过。 反观韩信，他的前半生过着被人侮辱、瞧不起的生活，等到他获得了一切之后，他知道一切来之不易，他所拥有的都是他拼命换来的，你让他知难而退，那不是在否定他这么多年的努力吗？ 当刘邦再立储的事情的上发愁的时候，吕后也不好过。面对着刘邦对自己的日益疏远，唯一能够保住自己地位的方法只有自己的儿子是太子了。 张良本不愿意插手此事，可是太子如果地位不稳，刚刚成立的新帝国就会面临新的危机，许多人就有可能打着支持废太子的口号趁机作乱。 于是张良告诉吕后，想要保住自己儿子太子之位，只能请出“商山四皓”辅佐太子，果然，刘邦看到商山四皓辅佐刘盈之后，立刻打消了换太子的决定 。 后人很是怀疑“商山四皓”的真实性，特别是因为计谋出自张良。《史记·留侯世家》本身就弥漫着一股神秘的气息。从黄石公到“商山四皓”，都太过于诡异。 “商山四皓”本身属于隐士，没有人见过，如果张良随便找几个人假扮，也不是没有可能。以刘邦的政治才能，他所能理解的或者看到的，不是“商山四皓”本身的真假，而是背后的势力。 从“商山四皓”出山，到宴会上与刘邦的对话，都是在不动声色中抬高了太子刘盈的地位。“商山四皓”事件背后是整个汉初开国功臣整体运作的结果，等于是告诉刘邦，太子已经羽翼丰满，不受您的控制了。 晚年的刘邦，似乎能够体会到项羽穷途末路时候的无奈。面对着自己最爱的女人和孩子，想要给他们想要的却是那么的困难。刘邦不得不痛苦的写道：
刘邦死后，吕后为了感谢张良，逼着已经修道的张良食人间烟火，张良逃避不了，还是接受了。张良死后谥为文成侯，后世之人，对他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很多人的夸奖自己不必说，但是在洪迈的《容斋随笔》里面一条关于张良和陈平的对比，颇为有趣：
世人都认为陈平计谋毒辣，实际上张良的计谋有过之而无不及。张良从来不会顾忌约定：攻峣关的时候，答应不杀降将，后来食言；项羽与汉王平分天下，趁着项羽撤退，引兵追击。 战争，本来就不是一件关乎道德的事情，洪迈的论断正确与否，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吧！ 司马迁在《史记》最后评价张良：
真正强大的人，从来靠的不是外表，而是内心：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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