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新中國成立前后，中越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中国对越援助，帮助越方赶走了法国殖民者。在中苏关系恶化、中美关系缓和的过程中，中国的对越政策仍是密切合作，中国继续克服自身的困难和美国的压力援助越南，但越南为了自身国家利益，对于中美接近非常警惕，两国外交政策开始出现分歧，最终走向分裂。中国对越政策的转变，体现了维护国家利益及务实的原则，对中越关系的发展有着长期影响，推动了国际关系的分化与重组。 关键词：中国;越南;援助;破裂 中图分类号：D829.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9）12-0101-03 中越两国自封建宗藩关系到发展至革命友谊的过程中一直保持友好的外交关系。在中苏关系恶化以及中美关系缓和的同时，中国政府仍坚持与越南的密切友好合作，但是越南方面因自身因素以及大国沙文主义的影响，在1972年后开始与中国外交关系走向破裂。中越关系的变化是各国因素作用的结果，不仅对中越双方产生影响，也使得东南亚地区国际形势进行了分化重组。 一、中越关系发展概况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中越关系 历史上，越南先为中国的郡县，而后成藩属国，这种关系存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从郡县到藩属转变的原因是：在公元968年，曾是中国郡县官吏的越南首领丁部领平定了12个使君，统一了安南（当时的越南），建立了“大瞿越国”，“境内安堵，安民德之，乃推部领为交州师，号曰大胜王。”[1]132从此越南第一个封建王朝就此诞生了。自此，越南作为臣服于中国的藩属国存在。 1885年法国入侵越南，中越两国结束宗藩关系缔结友谊。法国殖民者入侵后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战役，中越人民联合起来重创法军。越南北部被占领之后，法国入侵中国，中法战争爆发。在共同经历了镇南关大捷和收复谅山两次战役以后，共同反抗侵略者的中越友谊建立起来。在法国殖民者统治时期，越南先后成立了印度支那共产党、安南共产党、印度支那共产联团。这三个革命政党虽然成立，但是革命活动并不统一。为了使革命活动统一，最终成立越南共产党，随后又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虽然新的政党诞生了，但是越南却陷入了法国制造的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新生的政党，积极伸出援助之手，共同对抗敌人，越南人民最终赶走了法国殖民者，最终取得了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在这一时期诞生。 （二）冷战初期中越关系的发展 一是日内瓦会议期间的中越关系。1954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主要目的是解决印度支那三国的问题，在一开始解决老挝和柬埔寨境内撤出外国军队的问题上，法国已经决定撤出，但是越南从一开始的不愿意承认到后来由于中苏双方的态度一致，为了第二个会议议题的顺利进行，越南方面承诺按照有关原则进行撤军。日内瓦会议的第二个议题是越南划分军事分界线的协定，由于分界线的纬度划分产生分歧，加之越南在这个时候受到大国沙文主义的影响，想要借此对老挝和柬埔寨进行控制，但是遭到中方的反对，最终越法双方做出让步。随后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转胡志明，介绍与苏联领导人会谈的情况，并指出：“现在从各方面看来，以十六度为界，再加上土伦港供法方暂时使用和九号公路容许老挝进出的条件，是大体可以达成协议的。”[2]198因而分界线问题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苏方面充当了“老大哥”加“兄弟”的角色，对于越南方面进行正确引导，使得印度支那问题没有转变成国际性问题，东南亚的局势得到了缓和;和平解决印度支那三国的问题不仅有利于美中苏三国与东南亚诸国外交关系的稳定，使中美关系不至于发生冲突。 二是中苏关系恶化时中越关系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之后，中苏两国在经历了一段蜜月期之后，由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和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中苏关系逐步恶化，从争论发展到在军事、外交上对立。越南共产党在看待中苏争论时，最早的态度是坚持不偏不倚，认为当下的局势中，中苏越三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坚定不移地站在一起，而不是存在分歧，对此中方表现出了不满的态度。在后期越南越来越倾向于中方，主要由于赫鲁晓夫对越南保持着相当冷漠的态度，使越南无法与苏联保持密切联系。在中苏对抗的背景下，中越友好关系不断发展，应表明的是越共虽亲近中共，但在处理与苏共的关系时持务实态度，这在越南战争后期表现尤为明显，因为越南的外交向来是务实主义的。 二、1969-1972年中国对越南政策转变的过程 （一）密切合作（1969-1971年） 一是越南战争中中国对越南的帮助。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即使这样，越南战争爆发后，中国仍然尽最大努力去帮助越南。在这一阶段，中国派遣了包括航空、工程、铁道、扫雷、后勤等部队执行防空作战任务。在战争不断升级后，中国派出第二、七支队进入越南东北琼岛和红河三角洲地区，紧急构筑以坑道工事为骨干的永久性设防工程。[3]1866此后，中国还派出了支援队伍，帮助越南修筑铁路、公路。1968年，为庆祝实现《中国援助越南修建公路协定》，越共领导人胡志明亲自接见了中国代表团，并说：“中国政府对越南的援助是宝贵的、无私的，是大量的、及时的。你们对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解放战争做出了伟大的贡献。”[4]133处在特殊时期的中国尽力援助越南的做法首先是履行日内瓦会议的承诺，即国际社会中有对越南国家民族独立产生不利影响的举动，中国将会竭尽所能对其进行帮助。同时，中国的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外交务实的体现，因为印度支那三国在这一时期一直处于动荡之中，美国一度想要在此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国对于越南抗美战争的援助也是为自己长远的国家利益考虑，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所做出的努力。 二是“三国四方”会议后的统一战线。1970年是亚太局势发生显著变化的一年，中美苏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局势都作出了政策调整。此时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于1970年4月在中国召开，北越明确支持中国领导并建立“世界人民统一战线”。但这一战线并未像越南预料的那样，由中国牵头建立印度支那三国更广泛的世界人民统一战线，而是连印度支那三国统一战线也遭到了破坏。其原因是中美关系出现了缓和，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从“抗美”转变为“联美”，越南方面对此无法接受。中方明确表示：“在抗美救国战争中支持越南人民是党和政府的既定方针，是作为大国的国际主义责任的表现”。在行动上，中国为实现承诺，签订七项无偿援助协议，以表诚心。但这却已然无法扭转在“三国四方”会议后中越统一战线遭到破坏的事实。越南方面认为，如若听从中方关于转变政策的解释，就会给国际上造成一个一味追崇中国的依附形象，越南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考虑，决定不再听从中国方面的解释，中越双方的隔阂开始出现。 （二）走向分裂（1971-1972年） 一是中美会谈后中越的回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越南战争中，中国竭尽全力所提供的物资已经不能满足越南的需求，苏联便抓住机会，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使得苏越关系更进一步。这种情况下，中国在面对美国抛出的和解信号时，采取了接收的态度，中美进行了会谈，这是中国外交政策走向务实的表现。面对中美关系缓和态势，虽然中方明确表示过，中国仍将援助越南作为自身的义务。越共却认为中美缓和，中方是有意与越疏远而与美拉近关系，出卖北越。与此同时，北越方面看到美国不断撤军，认为在战场上打败美国是有可能的，这样在接下来的越美谈判中会有更大的优势。于是北约方面发动了复活节攻势，这是对美国前所未有的报复行径，但是最终失败了。北越有如此之反应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苏共修正主义的影响。虽然中越关系终将破裂，但是因为越南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两国只能维持着表面的友好。 二是加大援越力度后越南的激烈反应。中美关系解冻，但中国对越南的援助并未减少，但是换来的却是中越长久以来的“同志加兄弟”变成了“对手加敌人”。从1970年开始，周恩来与范文同举行了多次会谈，指出只要是越南有新的困难产生，希望可以第一个想到的是通知我們，中国无论如何都会去帮助，而且是尽最大努力。越南战争此时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但是美国方面对越南北方的航道进行了阻拦，使得物资难以运输到北越。面对这一战况，中方明确表示愿轰炸“胡志明小道”以此来打通运送物资的通道，在轰炸过程中遭到破坏的项目由中国方面尽力修补，中国还派出对外贸易副部长李强前去越南前线去实地勘察情况，以便日后向越南提供更多的物资帮助。在1971年3月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发言：中国无论付出多大牺牲都会去努力帮助越南。1972年5月全国的援越任务动员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对越南方面提出的新的援助任务做了深入研究，对要求提前的133项落实了98项，新增加的120项安排了92项，但仍有没有解决的问题，要求各级发动群众，来安排落实到个人，会议还提出由国家专门安排各单位缺乏的原材料。”[5]371 虽然中国在尽努力加大各方面援越的力度，但是越南政府对于中美接近仍然非常警惕。首先，基辛格访华刚刚离开中国，周恩来第二天立刻飞往河内，及时向越南领导通报双方商谈的结果。但是当时，越方领导人虽未明确对中方的领导人提出反对意见，可在背后却是极为不满，对中方产生了怀疑和怨恨之情。河内的报刊发表了许多含沙射影的文章，批评中国“联美反苏，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中国的不断解释无任何效用，越南仍旧极力反对中美双方会谈。越南方面能有如此的反应，也是在现实利益的引导下产生的。苏联驻越使馆曾向国内发文：越南是一个拥有特殊地理位置的国家，在面对国家安全问题时，选择了亲近苏联。越方的所作所为，最终使中越关系从友好走向了敌对。 三、1969-1972年中越关系变化的历史影响 （一）中国外交政策向务实转变 国家的外交政策，一切都是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出发点的。新中国成立后，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敌视和封锁，只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对外交往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因与越南的历史、文化、地理渊源，以及一度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中国长期对越南进行了无条件的援助，这对于保持周边的稳定和自身的利益是必要的。后来由于中苏交恶，美苏全球争霸，世界局势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及时调整外交政策，在对待越战中“越美和谈”的态度，由开始的强硬走向了缓和。这给了美国解决自身危机的机会，美国开始寻求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接住了美国伸出的橄榄枝，这才有了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访华和“三个联合公报”签署，使得中美关系正常化。1971年10月25日召开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取得这一成就不仅是中国外交由革命性向务实性转变的成果，更是中国自身国力提升的结果。 （二）长期影响中越关系的发展 在中美建交前后，中国与越南的分歧暴露无遗。虽然在抗击法国殖民者、越南战争中，中国的支持和援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越南方面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越南战争结束之后，越南方面并不只是在建立统一国家上努力，而是积极向苏联靠拢，大肆推行在东南亚地区建立霸权的外交政策，入侵柬埔寨，与中国交恶。越南的这些举动违背了中越建交后谋求东南亚地区和平与团结的政策，与中国的外交政策严重对立。越南采取这样的对外政策，一方面是自认为打败了强敌美军，北方和南方统一，实力和信心增加;另一方面是虽然与中国的关系恶化，但是却得到了比中国更为强大的苏联的支持，受到大国沙文主义的影响。越南的这一内外政策在中国看来是不妥的，因而中国方面明确反对越南的这种行为。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越关系处于敌对状态，中国发动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越南失去了长久以来的靠山，实现“印度支那联邦”的梦想也随之破灭。此时的国际形势有了巨大的改变，多极化的局势已不可扭转。越南方面为了自身的利益，希望与中国重修旧好。中国方面出于务实外交政策的考虑，于是两国关系开始正常化。虽然现在中越之间因领土纠纷偶有冲突，但总体上说两国的关系是友好的。 （三）推动国际关系的分化与重组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实质上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长期较量的结果，其中包含中苏关系分裂加之地缘政治的斗争、中越分裂、印支三国反美救国战争以及中苏争夺盟友的斗争等因素。在尼克松访华之后，各方势力之间出现新的分化与重组，致使印度支那局势更加复杂化。 对于美国而言，要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东南亚是最好的选择，尼克松上台后缓和中美关系，是为了在印支局势敌友转换当中掌握主动权，为退出越南战争做准备。这样做可以通过中国来牵制苏联，消耗苏联实力，同时使中国的立场倒向美国，美国则在其他地方在同苏联争夺中占据优势。对于苏联而言，插手印度支那事务，主要意图是同美国争夺东南亚与遏制中国。苏联向越南提供大量援助的目的则是拉拢越南，实现对华南北夹击。但是苏联没有想到的是中美关系缓和，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共同对抗苏联，这使得苏联丧失了在印支事务上有利地位。为了对抗中美，苏越两国结成同盟，最终导致70年代末中国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对于印度支那国家而言，一直受到大国争霸的影响，始终在夹缝中求得生存。 最终的结局是：美国得以体面撤出越南战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美中苏大三角关系中获得十分有利的形势，但是失去了印度支那地区的盟友南越。苏联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上升，但中美与苏联的对抗程度逐步上升。中国与美国关系恢复正常，走出外交上被孤立的处境，在国际上影响力上升，但同时承受着苏、越在南面的威胁。至于越南，美国撤出军队后实现国家统一;同时投靠苏联，地区霸权意识膨胀，导致中越关系恶化。 四、结语 从1969—1972年中国对越南的外交政策在不断变化，在越南战争初期中国就本着国际主义的原则一直援助越南，即使在开始时受到美国的施压，都没有放弃。但是在70年代中美建交后，越南一方面受到苏联的援助，综合国力提升，想要在东南亚地区谋求霸权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受到自身国家利益以及民族自尊心的影响，不再相信中国的诚意，中越关系分裂。中越关系发生变化是各种国际关系相互影响的结果，也是中国外交成熟的表现，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实力决定务实的外交政策。中越关系分裂带来了国际关系重组，也改变了东南亚地区的国际格局。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