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明代的铜仁府自置府之日起，一直“苗患不绝”，两百余年间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明廷为此疲于奔命，糜费资财无数。究其原因，全在于明廷在理苗上存在着两大失策。从战略上看，明廷一直被动设防、被迫迎战。从战术上看，明廷未能主动收集和积累“苗疆生界”内的苗情资料，沉溺于与“苗疆生界”内苗民拼人力、拼物力的呆板战法。这两大失策的存在，直接导致了有明一代，铜仁及周边的湖广、四川接壤地带战祸连连，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蒙受了重大的损失，最后不得不采取围绕苗疆修筑“边墙”被动退守的下下之策。 明代铜仁府“苗患”不绝：明廷治理“苗患”的失策及其教训 失策之一：在战略上自视自己的强大,不能对苗疆复杂的实情进行深入的了解，导致了知已不知彼的先天不足查阅明代典籍，总会得出这样一个印象，铜仁地区的“苗患”，几乎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才刚刚报捷，平息了叛乱，叛乱又起的奏章接踵而至。以嘉靖“苗患”为例，从嘉靖十九年(1540)到嘉靖三十九年(1560)前后竟然延续了二十多年（参见明世宗嘉靖实录[M].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242- 353.)。《明实录》中提到名字的叛苗首恶，就多达数十人。而苗疆生界苗族出山袭击的范围不仅仅限于铜仁府境内，而且有逐步扩大之势。向南打到严密设防的清浪卫;向东袭击了湖广行省的麻阳;甚至偷袭了洞庭湖畔的桂阳；奔袭的距离长达400公里，而苗族几乎是入无人之境。由于这次祸乱，明廷获罪的二品高官就有好几位，铜仁府相邻的各土官无不疲于奔命。（参见明史（卷三百十六)·贵州土司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8181-8182.） 正如当时的巡按御史弹劾地方官员的奏章所说的哪样:湖广、贵州两省联兵十万，去对付区区三千叛苗，却数年未平。上述记载，只能反映官方所观察到的一种表象。实情则在于，并存的这些苗族家族村社，在其社会组织特点的规约下，几乎是所有的家族村社都各自为战。明廷就算费尽移山心力，彻底击溃其中的一支或几支，对整个生界苗族而言，社会根基并未动摇，剩下的其他家族村社，照样可以在有利的时机卷土重来。明廷的官方只看到苗族出山，而看不到每次出山的苗族分属不同的家族村社。因而得出了这些苗族叛服无常的错误结论。 明廷官方抱定擒贼先擒王的用兵套路，并在这一套路的基础上，衍生出了臆想中的剿抚两手对策。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这片苗疆生界中，由于各家族村社并行延续，互不统辖，以至于无论是“剿”是“抚”，都无“王”可擒，也无“善类”可抚。最终使得不仅是地方官和高级将帅束手无策，就连朝廷也拿不出定见来。最终只能修“边墙”，被动设防了事。 明廷对付铜仁府苗乱，最大的失策在于，未能积极主动地了解苗族社会结构的实情。以至于从始至终无论是行政施治，还是军事用兵，都处于知己不知彼的被动局面之中。现存的明代典籍，只要不被表象迷惑，并不难发现这一先天性的失误。 失策之二：在战术上，由于明廷自身制度上存在着缺陷，致使前方将士处处遭到挚肘，无法根据前方的实际敌情做出灵活的应对在处理铜仁府“苗患”中，当然不缺乏有识之士。宣德时代的萧授，嘉靖时代的石邦宪,万历时代的郭子章，都曾敏锐的领悟到明廷对付“苗患”的这一先天不足，想到后天补救的良策。然而，由于明廷官场内部的倾扎，卫所军制的呆板，监军制度的腐败，使得这些有识之士，不得不尽力自保，而不敢于放胆指斥时弊，贯彻自己的正确主张。 这里仅以萧授用兵为例，以揭示明廷用兵对苗族社会结构、苗族生计方式了解的贫乏。宣德五年(1430)，当时乌罗府治下的答意、治古寨两长官司属下的苗民,出山抢掠，酿成“苗患”。当时重兵在握的高级将官萧授，奉令征讨。但萧授并不急于出兵，而是围绕苗疆生界构筑二十四个寨堡。（参见明史（卷三百十六)·贵州土司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8181.）他的这一做法，立即遭受言官的弹劾，指责他糜费军饷，玩守自重。幸亏萧授战功卓著，深得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皇帝倚重，才幸免于被罢官的厄运。 明代铜仁府“苗患”不绝：明廷治理“苗患”的失策及其教训 事平后，萧授反而向朝廷要求调集湖广、贵州、四川三省联兵合围叛苗。（参见明史（卷三百十六)·贵州土司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8181.）萧授的这一举措，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的史学家看来，也难以理解。区区两三个长官司的叛变，何需动用三省兵力。但这一次，宣德皇帝批准他的要求。但批准后，萧授仍然没有动兵，最终使得宣德皇帝不得不亲自下诏对萧授说:
圣旨下达后不到一月，大获全胜的捷报就戏剧性的呈现在宣德皇帝面前:贵州总兵官都督佥事萧授奏
仅就萧授的战报而论，整个战果征斩和俘虏的人口总计才二千二百零五人。考虑到这两个长官司分属于龙、吴两姓，实质上是两个家族村社。战报中涉及到的人口，又是老弱妇孺青壮年一并总算。这就意味着，这两个家族村社竟然是倾巢出动，而每个家族村社除了逃脱者而外，总人口不过一千多人而已，社会聚落规模的小型化已不言自明。 如就一般的征战规律而言，动用三省兵力，耗时三年有余，对付的竟然是不足三千人的普通苗族居民，这样的战报无论是明时，还是在今天，都很容易被人曲解为“杀鸡用牛刀”。但在明军知己不知彼的特殊历史背景下，要获得这样的战果，除萧授之外，别无二人。萧授正因为看准了明军的弱势，因而迟迟不轻易发兵。而是在沿边抢修寨堡，驻军戍守。表面上看，似乎是想堵截苗民出山骚扰，而实质上不在于堵，而在于利用这些寨堡驻军，搜集苗民出山的路径和规律，也就是尽力采用不损兵折将的万全方式，搜集来自苗族社区的军情，尽力补救明军的先天不足。而这种高明的作法，恰好是萧授接到圣旨后,一月内就能大获全胜的原因之所在。 至于萧授等明廷下旨三省联兵，预先设防，则是为了防患于未然，避免作乱的苗民流窜邻近各省。等宣德皇帝下旨，则纯粹是为了避免监军太监掣肘，使自己的精心规划，功亏一篑。 由此观之，萧授的这一连串举措，无疑是在当时背景下，既能大获全胜，又不至于伤及无辜的精明战术。遗憾的是，身居高位的萧授，尚受到官场倾扎和太监挚肘，贯彻自己的战略思想，也不得不采取掩人耳目的作法。其他人又怎么能正面指斥时弊，匡正明廷制度上的偏颇呢？在二百多年间，明廷对这种知己不知彼的先天不足，未能得到彻底匡正。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明廷对苗疆生界的理解长进不大。但苗区居民对明廷虚实了解得越来越多，这正是发展到嘉靖年间,铜仁“苗患”延续二十余年的真实原因。 嘉靖“苗患”，幸得石邦宪在探明情况后，靠长途奔袭获胜，才平息了战乱。参见明史（卷三百十六)·贵州土司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8182.）但在其后的几次战役中，由于宦官的监控，言官的弹劾，石邦宪又不得不退而采取被动设防战法。致使他的才能和见识得不到发挥的机，导致他的结局不如萧授。 对苗疆生界用兵，既然难在不明军情，本当责成地方行政机构，对苗疆生界苗民广施教化，普施恩惠,彻底弄清苗疆生界情况。使苗民畏威怀德，让苗族各家族村社向朝廷靠拢。可是明廷在处置铜仁府的行政建置上，却未能首尾一贯的坚持这一正确的政策思路。致使置府之初，决策频繁出现偏颇，因而种下了苗疆生界脱控的隐患。我们从以下事例，可见一斑。 失策之三：草率罢废乌罗府和治古、答意两长官司，未能积极贯彻儒家治边思想“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治”思州田氏土司归降之初，朱元璋对田氏土司大力褒奖，升格任用。使该土司得以发挥其熟悉民情，了解地区自然特点之所长。为明廷安定一方的社会秩序奠定了基础，并在明廷和苗疆生界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渠道。因而在明太祖执政的三十多年间，整个铜仁地区平安无事。思州、思南两土司也借助了明廷的威势,不断的向苗疆生界转达明廷的威德。致使到永乐十一年(1413)建省前夕，苗疆生界内的苗民不断内附。对铜仁府而言，最成功的事例莫过于，永乐三年(1405)，答意、治古寨两长官司的设置。（参见明史(卷四十六)·贵州地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 如果明廷能利用好这一发展势头，将朝廷的影响分别深入到苗疆生界内的每个家族村社，日后的“苗患”本来可以消除于未然。但由于明成祖过分急于功利，以便树立政治声威。因而在处置答意和治古寨的内附时，流于轻率，疏于教化，更没有借助这两个家族村社的内附去扩大影响，招谕更多的家族村社内附，以便逐步摸清苗疆生界内各家族内部的实情。而是将这一重大的施政任务，简单的托付给思南土司代领。而思州、思南两土司是时正值兄弟内讧，而明成祖对这一违纪行为，控驭又不及时。其后虽然成功的控制了事态，罢废了田氏两土司，成功地开设贵州行省。 从当时维护驿路主干线总体战略的需要出发，贵州设省当然是必要的成功之举。但设省置府并不能代替对苗疆生界复杂问题的解决。置省之初，铜仁、乌罗两府面对的重大政治难题就是处置苗疆生界问题。但在这两个府的设置中，明显失衡，两府范围内均无卫所，府级行政建置之下仅直辖四五个位卑权轻的长官司而已。在没有卫所的情况下，没有将这两府设置为军民府，显然是一个极大的失策。所辖长官司相互并列，互不统辖，同样是一个失策。以至于派往这两府的流官，无形中被架空。加上流官数年一任，根本无法稳定下来,熟悉苗情,广施教化。致使新归附的答意、治古寨两长官司,在宣德五年(1430)发动叛乱。当时乌罗府的知府严律已,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希望朝廷设置卫所，以资弹压，但却没有得到批准。而是一味动用武力,力图快速平叛。 凭借萧授的成功用兵，虽然补救了明军知已不知彼之失，平息了叛乱,宣德皇帝也为之表达了对苗民的恻忍之心，但遗憾的是仅停留于口头，并没有借助于这次战胜的大好形势,对苗疆生界苗民广施教，普加恩泽。特别是对治古、答意两寨劫后余生的居民，没有认真的招集流散，抚植他们重整生业，使他们成为朝廷可以信赖的信息来源。反而是纵容萧授，把抓获的这两寨妇孺幼弱作为战利品分赏给从征将士。这一作法无异乎表明，明廷要和苗疆生界苗民世代结仇下去。 在这一问题上,萧授尽管有功，但其罪过也不该原谅。宣德皇帝纵容他的过失，不予匡正，其后苗民复叛，也是咎由自取。正统三年(1438)，皇帝幼年无知，诸大臣处置无方，草率的罢废了乌罗府和治古、答意两长官司。理由是战乱之后,民生凋敝不足以支撑一个府的行政机构运转。理由似乎很充分，但就是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 在乌罗地区，直辖的人口虽然不多，独立支撑府级行政建置，财力不济。但应当看到的是，苗疆生界内还有众多的苗民存在。在这样的地区，正好是需要贯彻儒家治边思想，“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治”的关键地段。财政有困难,朝廷不支持这样的关键府，去教化苗疆生界苗民，日后事发用兵必然要数十倍，乃至数百倍的耗费国家资产。正是因为没有虑及苗疆生界问题的严重性，草率罢废乌罗府和治古、答意两长官司,就此铸成大错,终于酿成日后铜仁府对腊尔山苗疆生界的基本脱控的败局。 乌罗府裁撤，即使不能逆转，也应该想到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提升乌罗长官司，或平头著可长官司的行政级别；或者委派流官教化这些长官司长官；或者将铜仁府升格为军民府，设置专门机构招谕苗疆生界苗民。这些处置办法，在整个明代都有先例可行，都有成功的范例可以借鉴。但遗憾的是乌罗府的罢废，几乎是一罢了事，根本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这就难怪罢废乌罗府后不久，“苗患”又起了。 教训及启示从正统到成化三十多年间，铜仁府的小股“苗患”，一直未绝，惟因其规模不大，明廷一直不在意。因此，决策的失误被掩盖下来，但更大的隐患却正在酝酿之中。朝廷对“红苗”苗疆生界既然恩威未加，苗疆生界内的苗族家族村社，自然会稳定的延续下去。朝廷不主动了解苗族社会，但却不会妨害苗疆生界内的苗族主动刺探明军军情。日积月累之后，明廷对苗疆生界的了解长进不大,但苗疆生界苗民对明廷内陆的了解却越来越多，对明军军情的把握更其准确，这正是嘉靖年间,铜仁“苗患”升级的总根源。 铜仁“苗患”此次升级呈现为以下四大特点:一是范围广。不仅铜仁辖境内的苗族家族村社,陆续出山袭击明军,而且湖广境内的子坪和平溪卫一带的苗民，也纷纷出动。二是持续的时间长。二十余年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明廷集中兵力，只能挫败其中一两个家族村社的偷袭。但却制止不了其他村社竞相效法，以至于拖了二十余年,还不能平息。三是明廷损失惨重。以往的“苗患”，由于对内陆不熟悉，袭击的范围仅限于苗疆生界附近，而这一次却可以长途奔袭达两百多公里以外的卫所和州县。这些州县和卫所往往粹不及防,以至于损失惨重。四是土司和土官无法发挥缓冲作用。以往的“苗患”，明廷可以责成土司或土官出面招抚，或者领兵镇压。但这一次，由于袭击的目标已经绕过了土司和土官的防区。加之，土司和土官受明廷管束过紧，也和明廷一样，对苗疆生界了解不充分，因而不能发挥“眼线”的作用。致使在这次“苗患”中，苗疆生界周边各土司，如永顺、保靖、铜仁、乌罗以及思州、思南的土知州都备受朝廷责难，但却无计可施，无法配合明廷平息事件。 之所以会呈现这四个特点，总根源在于，出现了明廷与苗疆生界苗民之间情报掌握的反差。明廷知已不知彼，苗民却能知己知彼，以至于每次出山都容易得手。一个家族村社的出山，没有遭到明廷的及时报复，又没有得到明廷的恩信招抚，其他家族村社，必然竞相仿效。规模扩大，战事拖延，都因此而起。 至于土司不能发挥缓冲作用，则暴露明廷的土司政策严重缺失，未能引导土司积极了解苗疆生界实情。对土司的功过处理，流于照章办事，缺乏激励机制，忽略了这些土司在处理苗疆生界问题上的特殊价值。这次“苗患”虽然最终因石邦宪的巧妙用兵，而基本平息。但平息后的处置，同样未能有所匡正，以至于万历时代，“苗患”又起，结果由郭子章主持才勉强平息。可以说,铜仁府的“苗患”，在整个明朝，一直是该府施政的要害。 综上所述，明廷在应对铜仁“苗患”的过程中，在战略上自视自己的强大,不能对苗疆复杂的实情进行深入的了解，导致了知已不知彼的先天不足。在战术上，由于明廷自身制度上存在着缺陷，致使前方将士处处遭到挚肘，无法根据前方的实际敌情做出灵活的应对,只能采取修筑“边墙”这类措施被动应对“苗患”。这乃是导致明代铜仁府“苗患不绝”的真实原因之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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