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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洛
唐代的朗州即今日湖南洞庭湖之西的常德市，如今已然是一个现代化的都会。大道纵横，车水马龙，白天市声嚣嚣，夜晚华灯灼灼。沅水傍城而过，凭堤而建的是长达3000米的中国常德诗墙，镌刻古今诗人的作品于其上，临水而歌，宛如阵容超豪华的合唱队。领唱的当然是文章为百代之祖的屈原了，时至中唐，刘禹锡也以他的《秋词》加盟，让五湖四海的游人观赏江城胜景，也倾听他清刚豪放的千古歌声。
在中唐的名诗人中，阮稹是鲜卑人的后裔，白居易是龟兹人的后代，刘禹锡则是匈奴人的远支。祖籍河南洛阳的刘禹锡，出身于诗礼簪缨之族，家学渊源、名师指点加之刻苦自励，使他成长为一位胸怀鸿鹄之志的青年才俊。贞元九年(793年)，21岁的他通过礼部考试进士及第，接着通过“博学鸿词科”这一皇帝亲自制举的特别考试，随后于贞元十一年登吏部取士科，也就是通过了吏部举行的选拔考试，较杜牧两登科第后自诩的“两枝仙桂一时芳”还多出一枝。“安史之乱”后的中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朝政腐败，民生凋敝，唐帝国如日中天已成往事，现况是江河日下弊病丛生。永贞元年(805年)唐顺宗李诵即位，锐意革新，王叔文、刘禹锡、柳宗元成了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共同拉开了“永贞革新”的生机勃勃的序幕。然而，这场政治革新不及半年便黯然落幕，原因是革新的对立面拼死反对。顺宗先则因病内禅，随后突然崩逝。暗箱操作上台的宪宗李纯登上权力顶峰刚过三日，对革新派的打击就如雷电骤孽：王叔文被贬为渝州(今重庆市)司户，翌年被赐死；其他被宋代王安石誉为“都是天下奇才”的八位骨干分子无一幸免，均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刚过而立之年的刘禹锡，官阶由独当经济财政重任的正四品上朝廷大员，直线降黜为从六品下无职无权非正式干部编制的“朗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如扬波击浪的征帆突然被风暴掀翻，如振翅长空的鹰隼突然被暗箭射落，于是，朗州的山山水水，有幸陪伴了不幸的诗人整整十年艰难岁月。
苦难对于有志之士是磨刀石也是试金石。朗州十年，刘禹锡创作了200多首诗词和30余篇文赋，不仅占他全部作品的四分之一强，而且有不少佳篇胜构，蔚为他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秋词二首》就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之作，是这一高潮中的九级浪：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
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狂。
在第一首诗中，“自古”与“我言”对举成文，相反见意，是中国古典诗论所谓的“矛盾逆折”，西方现代文论称之为“矛盾法”“抵触法”或“反证法”。悲秋，不分族别也不分国界，是普遍共有的人性人情。19世纪法国象征派诗人马拉美的散文《秋》，将孤独寂寞的悲秋之情，写得哀婉之至；美国现代著名诗人弗罗斯特在《我的客人，十一月》中，也说秋天是“秋雨绵绵的晦日”；在中国，秋天，特别是深秋的萧条肃杀，总是引起多愁善感的文人的愁苦之情，而许多文人往往命运多舛，于是“悲秋”便成了古代诗文的一个母题，也成了中国文人诗歌的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早在屈原的《九章》中，凛冽的秋风至少就有三处起于纸上：“哀秋冬之绪风”，“悲秋风之动容兮”，“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因为宋玉《九辩》有“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之句，历来宋玉就被认为是中国诗文的“悲秋之祖”，这实在是后人上错了香火。直至刘禹锡之前，文人们的咏秋之作无非天下一统、舆论一律地悲秋，总得有人出来抬抬杠、唱唱反调，尽管众士诺诺，终于一士谔谔，“我言秋日胜春朝”，这位唱反调的持不同诗见者，就是被白居易赞誉为“诗豪”的刘禹锡。
刘禹锡有足够的资格与充分的理由悲秋。他从风云际会的政治舞台的中心长安，沦落到朗州这一僻远荒凉的下州小郡(只辖武陵、龙阳两县，仅有9360户，人口不足45000人)，而且一贬长达十年，其间结婚不久的妻子薛氏因病早逝，婴儿嗷嗷待哺，他自己不仅内心郁闷痛苦，而且因不服水土而多疾相侵，缠绵病榻。然而，他却凭《秋词》一以歌秋日晴空，一以颂秋日山野，空间由天上而地下，焦点由白鹤而红叶，色彩明亮热烈，境界开阔深邃，表现了他乐观顽强的生命品格，豁达豪放的内在襟怀，也显示了他倔强的永不向恶势力屈服的人格力量。和他以后的许多作品一样，《秋词》既是诗人的自白自励，也是对迫害者的示傲示威。
长堤谁与上？长记秋晴望。每回我捧读《秋词》，尤其是实地到常德诗墙前沆水长堤上吟诵这一诗章，刘禹锡诗中的那一只白鹤啊，仍然高翔在千年后的碧霄之上和我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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