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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太苟同此种说法，了解民国的人都知道，那是个新旧思想激烈碰撞的时代，有的女子作为时代先驱，如鉴湖女侠秋瑾，和朱安年岁相差无几，并且祖籍也是绍兴山阴，她就十分渴望走出家庭，建立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更有像朱安这样的旧式的较底层的女子，只希望自己嫁个好人家，安安静静过一生。
朱安与秋瑾 但是生为女子，先驱也罢，保守也罢，她们遭遇的命运风暴都不会少，秋瑾是主动迎击，而旧式女子是被动承受罢了。 最常见的便是婆婆的苛责和虐待，丈夫的冷落与遗弃，难产带来的生命无常，当然，更有那个时代无法避开的战乱以及由此衍生的经济上的破产。这样的境况，郁达夫的《茑萝行》、老舍的《月牙儿》里都有沉重的描述。 但是，不管朱安何种命运，如果没有鲁迅或者鲁迅一直是那个破落家族的平庸长子，那她一定会淹没在大时代的浪潮里。 事实上，鲁迅生前，世人也是大都知道鲁迅和许广平相恋，却没人了解隐藏于鲁迅背后的她。鲁迅逝世后，很多记者大约为了博人眼球，带着一种探秘心理，争相报道他的遗族。 当时的《世界日报》刊登了题为《周夫人叙悲怀》的文章，《北平晨报》刊登了题为《中国名作家鲁迅夫人访问记》等，把一直寂寞的生活在西三条的朱安推到了大众目光下。 可以说，鲁迅没有认可的，世人给了她。
青年时代的鲁迅 1、她有旧式妇女的一切美德：安静、柔顺、体贴、不嫉妒、不苟取1878年，朱安出生在绍兴山阴县一户商人家中。虽然是商人家庭，但培养女儿还是按照旧式女子的那一套，裹小脚、学烹饪、做女红等等。鲁迅19岁，朱安21岁的时候，由两家长辈出面定了婚。因为周家已败落，作为家中长子，鲁迅要担起生活重担，所以他外出求学以求得谋生本领，后又留学日本，一去就是7年。 鲁迅对旧式婚姻非常抵触，但绍兴旧俗，退婚对双方家族来说都是很没面子的事，对女子更是灭顶之灾。鲁迅退而求其次，写信要求朱安：一放脚；二进学堂读书。但朱家却表示，脚已经定型了，放不了；女人进学堂，那是不符合规矩的事儿，不能去。 朱安的性子就是这么柔顺，父母的教导比天大。她想不起要跟上新潮丈夫的脚步，缤纷的世界对她也构不成冲击和诱惑。 1906年夏，鲁迅被母亲骗回国，和朱安结婚了。婚礼上，鲁迅像个提线木偶任人摆布，可拉着朱安的手入了洞房之后，从此再也没有碰过她。朱安走进了阴冷沉闷的婚姻围城。 尽管如此，朱安还是抱着希望，她曾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她细心地照料着她的大先生，鲁迅的换洗衣服都经由她手洗净、熨平，因为鲁迅不和她说话，擅长烹饪的她，只能从他吃剩的饭菜中判断爱吃的东西。鲁迅犯肺病时，胃口很不好，朱安便托娘家小弟为鲁迅买来盐煮笋和茴香豆，听稍有恢复的鲁迅突发奇想，想吃“稻香村”的糕点，朱安就立即迈着小脚，走了很多路才找到那家铺子。 住砖塔胡同期间，鲁迅每次在家写文章的时候，她就去拦邻居小孩。她的理由是，先生需要安静，声音太吵会影响他。 1927年，鲁迅搬到了上海，和许广平开始了他的新生活。初闻这个消息，朱安很失落，但后来听说许广平怀孕了，她又开心起来，说，“我有儿子了，以后不用当孤魂野鬼了”。 1936年鲁迅逝世，作为鲁迅的妻子，朱安有权利要求分割鲁迅的遗产，但是她没有，也没有怂恿周老太太一起做这件事。 在她贫困得过不下去时，她曾想卖掉鲁迅在北平的藏书，但这完全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许广平答应寄生活费后，她取消了这个计划。有人想以鲁迅名义接济艰难度日的她，她便写信给许广平，表示，“宁自苦，不愿苟取”。 “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这是朱安去世前的一天，对前来探望的记者说的话。 临终前，她还托人写了两份衣物清单，一份交给许广平，一份交给她身边人，包括周作人一家、隔壁傅太太一家、长年照料她的老妈子等。虽然东西不是多珍贵，但能感觉到她痛苦的心里保留着的一份感激和暖意。
鲁迅、许广平与儿子海婴 2、她也有旧式女子的不足：刻板、固执、愚钝、甘愿做男人的物件女作家俞芳曾说，朱安身材瘦小，脸形狭长，脸色微微发黄，前额、颧骨有点突出，看上去带着几分病容。眼睛大小适中，但不大有神，还有些下陷。总之，不是漂亮的女子。 不漂亮没关系，但是你可以把自己打扮得时尚些，这是爱自己的表现。据说，鲁迅的母亲，朱安的婆婆就很时尚，穿洋装，打阳伞，出门还带上蓝色墨镜。婆婆也曾劝朱安剪掉发髻，烫个头发，换身雅致的衣服，可朱安坚决不肯。 鲁迅曾多次表示要给她自由，但她都放弃了。举家搬往北京之时，鲁迅曾问她愿不愿回娘家，她表示要跟着鲁迅去北京。鲁迅搬离八道湾的时候，再次询问她，是愿意待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如果愿意回到绍兴，他将按月寄钱供应她的生活。 如果朱安足够通透，那么，正好利用这个时机解脱自己，也放对方一条生路。但朱安要跟着鲁迅一起离开，她说，“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迟早也要跟你去，我独自一个人跟着叔婶侄子过，算什么呢？绍兴娘家我也不想去，你搬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的，这些事我都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过去”。 鲁迅母亲六十大寿之时，家里来了许多客人，朱安穿戴整齐地从房间走出来，跪在地上说：“我来周家已经这么多年了，但是大先生一直都不理我，但我不会离开周家的，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后半生我就侍奉我的婆婆。”说完就走了。这番话，让大家都觉得朱夫人非常贤惠，鲁迅应该好好善待才是。 对朱安此次行为，鲁迅评说：“中国的妇女就是厉害，在客人面前说这一番话，大家的同情都被她争取了，往后一有什么不妥，都会批评我不好。” 你看，这么做能挽回什么？只能让鲁迅更反感。据孙伏园说，朱安也有爆发的时候，有一次鲁迅回乡探亲，朱安当着亲友的面指责鲁迅的种种不是，鲁迅听之任之，一言不发。事后，他对孙伏园说，“她是有意挑衅，我若答辩，就会中了她计而闹得一塌糊涂，置之不理，她就无计可施了”。 朱安小事上也不够机灵。有一次，鲁迅招待客人，当时天气很热，朱安竟端来两杯热茶，后又捧出两晚热藕粉来，客人很尴尬，鲁迅说，吃吧，反正就是再热出一身汗罢了。 鲁迅曾对孙伏园谈到朱安，说，“这是母亲送我的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朱安作为女儿，被父母供养；作为妻子，被丈夫供养。她不懂自尊是什么东西，自我是什么东西，自由是什么东西，自立是什么东西，这些统统是她所不知道的。 她只知道我是朱家的女儿，不能不听父母的话；我嫁到了周家，便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我要维持我的名节，即使跌落低谷，但我坚持的精神、忠贞的精神，旁人和后人一定会看到眼里。 她固守着名节，忍耐着孤苦，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但她自有一套生活逻辑。在鲁迅和许广平度过十年幸福的婚姻之后，她的名义上的丈夫在这期间只和她见过两面的情况下，鲁迅逝世后，她不是以朱安示人，而是以周朱氏示人。这是她愉悦的地方，有一种多年媳妇熬成婆的安心在其中。 许广平被抓，她无人供养了，在别人的怂恿下，她想卖掉鲁迅的藏书，有人劝阻时，她激动地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以遗“物”自居，她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
朱安与婆婆鲁瑞 结语：很多人拿她和张幼仪比，觉得张幼仪很勇敢，离婚后活出了自己的风采。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张幼仪小时候裹脚的时候，她的二哥站出来说，不要让妹妹裹脚，如果妹妹嫁不出去，我养她一辈子；看不到怀孕的张幼仪在巴黎被抛弃后，还是这位二哥说，如果他不养，我来养；事实上，张幼仪后来出任女子银行经理，据说也是董事会看上她哥哥是财政官员的原因。如果张幼仪没有如此雄厚的家族背景，那么张幼仪是不会活得这么精彩的。 也有人拿她和胡适的太太江冬秀比，一样是小脚太太，一样是名人丈夫，但是他们却看不到胡适和鲁迅的区别：胡适是个能从各样女子里找到优点的人，他享受这些女子的付出，同时也给予他们感情；但鲁迅不，他是个一旦感觉这个人、这个环境不适合我，马上就会离开，并且很决绝的离开的那种人，对于鲁迅来说，伴侣不可将就，没有任何妥协条件可以讲。 所以，不要拿她和任何人比，对她来说，和谁比都是种残忍。 朱安就是一个普通女子，受旧式思想影响很深，一生未走出旧式思想赋予她的阴影，她不太机灵，也不太讨人喜。别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不解她的不进取，为什么甘心做男人的物件，就是同时代的人对她也很同情，很年轻就留学国外的杨绛曾说，“朱安那最后一声凄惨呼号，实在动人怜悯，'一双小脚三升泪’，她却为此成了一件无人珍惜的'弃物’”。 但，她不懂这些，也不想要这些。 她这一辈子最想求的就是“大先生”能和她好好过日子，生儿育女，幸幸福福一家人。可是这样一个诉求始终没有实现，她求而不得，这是她最深的苦。 但也正因为受旧式思想约束，她才不矛盾、没疯掉，没有歇斯底里，不像《雷雨》中的繁漪那样心理扭曲，她只是静静地守候，静静地熬着，在最漫长的时光里展现她最持久的忍耐力。或者可以这样说，旧思想束缚了她，但也保护了她，使她成为现在世人看到的朱安模样。 就像专家陈漱渝说过的，“普通人的故事更能反映时代的一鳞一爪，只有依据各色人等不同的生命史和心灵史，才能整合出一部最为真实、最为鲜活的人类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确实是一个庇身在旧思想里看世界的女子，也称得上是“中国妇女史上的活标本”。
鲁迅兄弟与许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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