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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1920年间，运往阜成门的骆驼队。 柴米油盐酱醋茶。在古代，燃料和食物同样不可或缺，睁眼第一件事便是柴。 而随着城市扩张，人口日多，柴总有砍完的一天。柴尽煤出。煤，以其更高的密度，相同质量下更高的热量，成为柴草很好地替代品。 上千年来，京西地区一直都是北京地区的重要煤炭供应地。昔日驼铃声声、阜成梅花的传说还在京都地区传唱，而今，门头沟最后一家国有煤矿即将关停，京西地区也将彻底告别自辽代至今上千年的采煤史。 门头沟地区废旧矿山已开始进行生态修复。图源北京日报。 京城煤业 自辽而始北京地区的煤炭开采，“发轫于辽金以前，滥觞于元明之后，榷税于清中叶”。 考古资料显示，北京地区的煤炭早在辽代就已经被开采，并应用于烧制陶器、瓷器中。 1975年，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在门头沟龙泉务的辽代瓷窑遗址中就发现了不少的煤渣，“遗址堆积厚0.8-1.7米，内部遗存大量残碎片、窑具和烧土、煤渣”，表明当时的煤可作为烧瓷的燃料。 龙泉务窑，华北地区最大的一处辽金瓷窑遗址，以烧制白瓷著称。 1992年11月25日，永定中学建筑工地发掘出了一批文物，经市文物局鉴定为辽代墓葬，随葬的陶器周围发现了大量煤炭颗粒，并有明显燃烧过的痕迹。这说明当时的煤也曾作为烧制陶器的燃料。 元：北京西山 乌金遍地宋末元初，因战争频仍，京城煤业并不景气，甚至有所退步。元统一全国后，煤业又有所恢复和发展，最兴盛的要数大都，尤其是北京西山。 京西地区，自古便是“乌金遍地下，百宝满山川。” 京西古道，图源ZOL论坛@57nmr3。
据《元统一志》记载，北京城附郭宛平县45里大峪山有黑煤窑30余所，西南50里桃花沟有白煤窑10余所，西北200里斋堂村有水火炭窑1所。 黑煤和白煤都是无烟煤，水火炭也称水和炭，是烟煤，它们都是当时京城燃料的来源。 这些大多是官办的煤窑，民间的则难以尽计。西山有的寺院也开办煤窑，如大庆寺，不仅供自己寺院所用，还出售多余的部分。 据《析津志》记载，每到九月，大都城中内外的经纪人（商人）都会买上牛，装上车，去西山煤窑拉煤。冬月，水涸冰坚，牛车可以直抵煤窑，车“牛”喧嚣，多的时候，一天能有数百辆车发往京城。 京西古道“十里八桥”之一——金锁桥，过去的运煤的车队经过这里穿过王平口关城，便可抵达三家店煤栈。 ◾ 图源@人文与风水 拉回来的煤一般是放在荆筐，用驴马托载入市贩卖。不过，元代时京城人民的燃料还是以柴炭为主，煤炭为辅。 元末大都内只有修文坊前一处煤市，而柴炭市则有顺承门外、钟楼、千斯仓、枢密院四处。另外，市中心齐政楼左右多柴炭之行，钟楼前十字街口北有柴草市，草市则是每个城门都有。 ◾ 元大都柴炭市位置示意 这些销售燃料的市场地点都较为固定，于是形成了许多和薪柴有关的地名，如枢密院旁的柴场桥、烧饭桥等，其中烧饭桥是宫廷内府御厨运动薪柴苇草的必经之地。 明：柴尽煤出 民窑遍地明初，煤炭产地和元代相差无几，但煤业却并不景气，城内燃料依然是以薪柴为主，煤所占比重很轻。这是因为，明初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禁止在西山一带有凿山伐石。
嘉靖年间，西山一带煤炭开采稍有发展，便有立刻有人上书弹劾：“西山一带煤炭俱应禁塞”。虽然世宗说“煤炭系民生日用所不可缺，不系监关应禁处，听小民照旧生理”，但显然也说明煤炭的开采规模有限，直到泰昌元年，京城依旧是“原用煤炸无多”。 已经关闭的王平村煤矿，摄于2017年4月23日，图源水印。 明初，北京周边几乎遍布林地，“西山内接太行，……磅礴数千里，林麓苍黝，溪涧镂错，其中物产甚饶”，人们完全没有必要去采煤。 明中期之后，随着人口的增长，薪柴资源日益窘迫，紫荆、居庸、雁门一带关口，“绵亘数千里，旧有树木根株蔓延，长成森麓，远近为之阻隔，人马不能渡越，斧斤日寻，树木殆尽年”。 明末，北京周边已是“山场林木砍伐殆绝”，“数百里内皆濯濯然”。 和平年代，树林的再生速度毕竟追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森林消失，柴薪供应量减少，价格自然就上涨了。嘉靖年间，北京的木柴每万斤要银15两以上，木炭则要银45两以上，而大清官海瑞一年的俸禄也才20两。 穷则思变，“柴尽煤出”。北京西山一带煤的蕴藏量比较丰富，恰可弥补柴薪不足，在这种情况下，煤就代替柴炭成为北京地区的主要燃料。 京西房山陈家坟山下，已经停用的矿车线，图源水印。 万历年间，京西煤业发展迅速，以致各方势力也纷纷投身其中，想要分一杯羹。这就导致，京西地区虽然也有官窑和军窑，但无论在数量还是规模上都不如民窑发达。万历年间的官方报告称：“查勘官窑仅一二座，其余尽属民窑。” 对于捉襟见肘的明政府来说，煤炭成为新的税源，于是在西山设立了大批的“煤税监”。 京西门头沟煤矿。 万历二十五年(1597)，朝廷派遣太监王朝督管西山煤矿，王朝大肆勒索煤税，民窑业主负担极重。 万历三十一年(1603)，王朝不仅私自扩大了收税范围，还用私自调动武装逼税，窑主们推举的代表出面交涉，也被王朝假传圣旨逮捕。
门头沟的窑主和窑工群情激奋，忍无可忍，联合采煤工和运煤的脚夫等从业者，集体拥进京城请愿，以致“长安门外，满路拥塞多人，皆黧面短衣，不知其数，呼冤彻天，持揭叩地。” 内阁大学士沈一贯的调查之后，奏陈实情：“（矿工、煤户）但只弃业而逃，无煤入城，京师千万人家，息烟绝炊，饥寒交迫……” 工科都给事中白瑜也说：“今者萧墙之祸四起，有产煤之地，有做煤之人，有运煤之夫，有烧煤之家，关系性命，倾动畿甸。” 其后，经太监陈永寿奏请，神宗才命王朝回宫应役，让陈永寿接手该事。 虽然“永寿代王朝是以暴易暴”，但这次游行请愿也算获得了成功，民窑的自主权与合法性得到加强。 万历三十三年，随着全国矿使的召回，西山的煤税停止征收，民窑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清：西山之煤 取之不竭？明清之际，战乱不断，直到17世纪晚期，中国开始了一个长达百余年的“康雍乾盛世”，北京人口翻了一番，达到200多万。 人口的增加使北京周边的森林彻底消失，连十三陵的数十万株苍松翠柏本被“剪伐尽矣”，热河等地的“口外山场樵采由近及远，柴薪日耗，斯价值日昂”，最后已无薪柴可采。 柴薪消耗殆尽，京西煤矿的开发进入了鼎盛阶段，无论是使用量还是开采量都远远大于明代，煤矿也从宛平的小西山扩大到宛平房山的大西山，甚至昌平和怀柔也出现了不少煤矿。
民国时期，房山坨里矿局总局西面，正在运送的煤高线铁路。 当时的人都认为“西山煤为京师之至宝，取之不竭，最为便利”。乾隆四年直隶提督永常奏称“京城内外人烟繁庶甲于天下，惟赖西山之煤，取用不穷”，乾隆五年大学士赵国麟也奏称“京师百万户皆仰给西山之煤，数百年于兹，未尝有匮乏之虞”。 如果说，煤在明代还只是为了弥补薪柴的缺口，那么煤在清代的燃料消费结构中的就已经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正所谓“房富不设床帐，砌一土炕”。清代北京城内流行冬天烧炕，所用的燃料便由清之前的芦苇杂草，改为煤球。有诗为证：“摇将煤碱做煤球，小户人家热炕头”。
1940年，德胜门箭楼西侧，瓮城外护城河沿摇煤球的。 除日常消费煤炭，清代民间还有一些大型风俗活动也会大量使用煤作燃料。 如宛平县城隍庙每年正月庙会期间，晚上是看火判和观灯。寺僧在判官腹内生火，一次可用煤数百斤，火旺之后，判官眼、耳、口、鼻都会喷火，火焰可达四五寸长，引为奇观。五日庙会，要消耗煤数千斤。 尽管煤炭充足，但还是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清中后期，北京城内及城郊地区的燃料还是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况，煤炭一天一个价格。据推算，在乾隆二十七、八年间，北京地区一升米与一斤煤的比价是1：0.8。 当时的清政府为了稳定煤价，安定民生，康熙三十二年、康熙四十六年、嘉庆六年，在官府的组织和推动之下，都曾进行过大规模地勘找和开采。
◾ 乾隆二十七年，仅房山地区就有220座煤矿，其中140座在开采。“一窑煤旺者日可出四五千斤，少者亦一二千斤”。以平均日产2000斤来算，仅房山一县，日产煤量就可达到140吨，一年可产5.1万吨左右。 常言道：“百里不贩樵”，不单单是薪柴，煤炭的陆路运输成本也颇为高昂。尤其是在清末之前，大多依靠人、车、马、驴、骡等。 不过，幸好还有水路运输可以补充。早在元代，郭守敬就受命开金口河来运煤，“京师人烟百万，薪当负担不便，今西山有煤炭，若都城开池河，受金口灌注，通舟楫往来，西山之煤可坐至城中矣。” 到晚清，则多以骆驼运煤，时人余煌有《运煤驼》诗写道：
骆驼不仅吃苦耐劳，运煤量还很大，“背上捆载高如墙”，所以经常能在当时的煤窑上看到“拉骆驼人纷纷向买，不计其数”的情景。
清末民国时期，运煤的骆驼队。 当时运煤的路线有两条，一是出彰义门（广安门），另一条便是大名鼎鼎的“煤门”——阜成门，“阜成梅花”的故事也是来源于此。直到解放前，阜成门外还有数家煤栈。
1946年，出阜成门的骆驼队。
阜成门箭楼下的煤栈。 光绪二年(1876)，在李鸿章的主持下，开平煤矿公司在河北成立。为了解决运输问题，不得不考虑铁路这种新式运输方式。 5年之后，唐山矿井到胥各庄的铁路正式通车，这段全长不足10公里的铁路成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虽然清政府以震及龙脉为由，只准许以骡马曳引列车，但它所采用的1435毫米轨距后来成为中国的标准轨距，中国也因此开始了现代的历程。
1881年，中国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开通。图源水印。
这种马拉火车的荒诞景象，历史上确有其事。图源电影《让子弹飞》 致谢和声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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