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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兮祸之所伏”:解密明末福王朱常洵的悲喜传奇人生

 轻风无意 2019-11-14

明神宗朱翊钧画像

“福兮祸之所伏”:解密明末福王朱常洵的悲喜传奇人生

福王朱常洵画像

定陵出土的明朝皇帝的金冠

万历皇帝三子福王朱常洵,堪称是明末一位极富传奇色彩、常常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著名人物。

他自幼备受皇帝宠爱,差点取代兄长被立为皇太子;他的盛大婚礼,一次就花掉大明国库白银30万两;其兴建洛阳的豪华府邸(福王府)足足花去白银28万两;其跨省封地占有沃野良田13000余顷,其超规格的“豪华配置”,令普天之下的明朝诸多大小藩王望尘莫及。

养尊处优的福王朱常洵,还是一枚不折不扣的大白胖子,据说他的体重有360多斤,大腹便便,行走笨拙,可说这是他事后不能麻利逃脱的重要原因。

他为人贪婪好色,骄奢淫逸,不恤兵民,怨声载道。公元1641年,李自成起义大军以摧古拉朽之势攻陷洛阳,壮丽辉煌的福王宫殿被焚毁于一旦,而福王最终如何——有人说被义军做成一道“福禄酒会”开怀畅饮、活活煮吃,有人说他宁死不屈,慷慨赴死……他的结局归宿成为千古之谜。

一、万历帝明明有才华出众的皇长子,为何却偏偏宠爱三子福王?

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衔着金汤勺而生的朱常洵,在落日余晖下的辉煌紫禁城呱呱坠地。活泼可爱的大白胖小子朱常洵,与风情万种、身姿绰约的生母郑贵妃,一时均颇受明神宗朱翊钧喜爱,甚至为他动了“废长立幼” 的念头。

要知道,这位大明皇帝明明已有才华出众、堪当大任的皇长子朱常洛,为何却一直看他不顺眼、不入流呢?

原来崇尚皇室高贵血统的万历皇帝,心中一万个不乐意、不满意皇长子朱常洛的母亲是个地位卑微的宫女(都人),一门心思想册立出身高贵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

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万历的生母——慈圣皇太后李氏也是宫女(都人),她感同身受的几句厉声训斥,让万历皇帝如冷水浇头,一时间诚惶诚恐,痛哭流涕,长跪不起。

“母以子贵,宁分差等?你也是都人的儿子!”(文秉《先拔志始》卷上)

正是母亲的强大压力,让皇长子朱常洛跌宕起伏的命运出现明显转机,而万历帝、郑贵妃欲“废长立幼”的小算盘始终未能得逞。

“福兮祸之所伏”:解密明末福王朱常洵的悲喜传奇人生

明朝的宫廷生活

明朝紫禁城

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在百官犹如雪片一般的不断上书催促和皇太后的压力山大之下,性格倔强、原本死磕到底的万历皇帝不得不做出违心的妥协和让步,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立皇三子朱常洵为福王,就藩于天下之中的九朝古都洛阳。

“福王常洵,神宗第三子。初,王皇后无子,王妃生长子,是为光宗。常洵次之,母郑贵妃最幸,久不立太子。中外疑贵妃谋立己子,交章言其事,窜谪相踵,而言者不止,帝深厌苦之。二十九年始立光宗(常洛)为太子,而封常洵为福王。”(《明史》卷一百二十《诸王传・神宗诸子》)

如此一来,拆强人意、颇不情愿的明神宗,心中更是充满了对小儿子朱常洵的愧疚之情,万历帝出于这个苦不堪言、打不开的心结考虑:既然不能给爱子至高无上的帝位,那就补偿给他多多益善的巨额财富,这样朕的内心可能会好受点。

“帝所遣矿使税使数十人,日有奉,月有进,所得珍宝不可胜数,号位人主私财。及福王之国,斥其十之九遣之。所赐庄田四万倾”……民间狼藉谓: ‘帝耗天下以给(福)王,为洛阳王邸富于大内’。”(《明史》)

别的不说,单单是明神宗给福王精心准备、荣耀排场、震惊全国的奢华婚礼,就花费国库白银30万两!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连贵为一国之君的明神宗朱翊钧在万历六年举办的自己婚礼,也不过区区7万两白银,而在财政日趋紧张、入不敷出的明末,却给自己一个藩王小子的结婚费用却高达四五倍以上,这不是无比厚爱和恩宠是啥。

古都洛阳街景

二、投资白银28万两的福王府,规模究竟何等华丽壮观?

史载,修建福王府公用工匠三万二百余工,花去白银二十八万两,前后修建时间长达13年,该府十倍于常制,其规制也是按照明代皇宫的建筑模式。简言之,洛阳福王府就是缩小版的皇宫。

“而封常洵福王,婚费至三十万,营洛阳邸第至二十八万,十倍常制。”(《明史》)

当时修建福王府内部装修以及一切家具等,均由大明公布负责。甚至万历皇帝居然提出了奇葩的解决方案,即这一切工费材料全部折价,要大明工部向福王府支付现金。

据清代《河南府志》描述:福王府分为内宫和外宫,其中外宫建有4个大门,东南西北依次为东华门、正华门、西华门、望京门,内宫建筑奢华无比,亭台楼榭、雕梁画栋,奢华壮丽、媲美皇宫。

在明末李自成攻陷洛阳后,福王府外宫被彻底焚毁,好在内宫尚存。抗战期间,民国政府迁徙至陪都洛阳之后,就在福王府内宫办公,后遭遇日军飞机轰炸,建筑损毁严重,恢弘壮丽的福王府倒塌成为一片瓦砾,至今只有宫门口的一对三米多高的汉白玉明代石狮尚存,似乎在回忆感慨王府主人的跌宕命运,悲喜沉浮。

2019年10月20日,在洛阳青年宫广场的明代福王府旧址又有考古新发现:在距离原来的一对汉白玉石狮附近,发现了一块体积庞大、雕工精美、奢华富丽的大型龙形浮雕石雕——福王府遗物、内宫仪门阶梯的陛阶石。

石雕上的龙向右下方俯冲,作翻腾状,额圆、角短、耳小,眼珠突出,胡须较粗,作闭嘴状,五爪粗壮,全身布满扇形鳞片,工艺表现出富贵华丽的特点,是典型的明朝中期以后的风格。其发现再次印证了明末福王府的超高规格。

然而,就这华丽府邸、优越条件,人家福王还是迟迟不肯就藩上任,赖在北京不走(从万历三十一年大婚一直拖到万历四十二年),让百官为他大伤脑筋。

按照大明规制,福王的藩地在河南洛阳,成婚之后必须前往洛阳就藩上任。然而万历帝和郑贵妃对福王恩宠有加,不愿让其早早离开自己身边。

“祖制,皇嫡子正储位,众子封王爵,必十五岁选婚,出居京邸,至长始之国。”(《大明会典》)

“福兮祸之所伏”:解密明末福王朱常洵的悲喜传奇人生

洛阳福王府旧址出土的陛阶石

三、面临义军围城生死关头,府中白银堆积如山的福王,为何不慷慨解囊充军饷保命?

福王到洛阳就藩之后,依仗皇帝的宠爱,这小子飞扬跋扈,颐指气使,偌大的洛阳城好像盛不下他自己。

朱常洵下马伊始,来不及喘口大气,便令王府差官到各地丈量土地,搜刮钱财。

万历四十二年十月,一行浩浩荡荡、趾高气扬、威风凛凛的福王府差官出现在山东封地之上,他们作威作福,横行霸道,一路丈量田庄,一路骚扰百姓,他们胡作非为,甚至把法定租额认为提升至50%,引发沿途群众的极大不满和争议。

史书记载:福王府差官“彩服巍冠,络绎拥后,皆乞人之思啜饮者也。如此景象,过一邑,一邑丘墟;经一落,一落逃窜。”

地方官员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忍无可忍向万历帝奏报,希望及时制止福王府到处丈量土地、搜刮民财的丑行,谁知却遭受一心“护犊子”的万历帝一通劈头盖脸的臭骂。

“福王奏讨养赡田地,比有秦(王)府等府自行征收管业事例,屡有明旨。今既报完送府,本府理宜差官查丈收掌,是为子孙永元之业。如何各官不暗事体,恣肆抗违,不容清丈,却有阻挠佃户缴纳银两……”(《明神宗实录》)

福王贪得无厌,还向皇帝奏讨长江沿岸获洲杂税,以及四川盐井、榷茶银。其中最厉害的是奏讨淮盐三千引,在洛阳等地开店出售。

中州河南本来食用河东盐,福王下令一律改食准盐,甚至颁布禁令:非福王府出售的淮盐不得买卖。不仅食盐之利尽入福王府,而且河东盐遭到禁止,边防军的军饷因此而短缺。(《明史》)

到了崇祯年间,河南遭受大旱和蝗灾,田地颗粒无收,甚至出现“人相食、易子而食”的饿殍遍野惨状,然而富甲天下、钱财如山的洛阳福王却熟视无睹,不仅丝毫没有善举爱心,反而搜刮不止,导致民怨沸腾,如坐民意的火山口,只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导火索)轰然爆发。

“及崇祯时,常洵地近属尊,朝廷尊礼之。常洵日闭阁饮醇酒,秦中流贼起,河南大旱蝗,人相食,民间藉藉,谓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援兵过洛者,喧言:“王府金钱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方家居,闻之惧,以利害告常洵,不为意。”(《明史》)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福王朱常洵全盘继承了老爹万历皇帝“酒色财气”的强大遗传基因,将朱翊钧“聚敛财富”的特殊癖好发挥的淋漓尽致,堪称有过之而无不及。

“福兮祸之所伏”:解密明末福王朱常洵的悲喜传奇人生

李自成攻占洛阳受到百姓夹道欢迎

四、作孽多端不可一世的福王,真的被李自成活活煮吃了吗?

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正月,李自成率军大举进攻洛阳,朱常洵逃脱未果惨遭活捉被杀,福王府的外宫被烧毁,繁华褪尽,一片狼藉。

“十四年正月攻河南,有营卒勾贼,城遂陷,福王常洵遇害。自成兵汋王血,杂鹿醢尝之,名“福禄酒”。(《明史·卷三百九·列传第一百九十七》)

清朝主编的《明史》描绘,闯王义军将三百多斤的福王剔去毛发,拔掉指甲,浑身洗刷干净活活扔进大锅,和几只鹿放在一起炖了,义军将领一起喝酒吃肉开怀畅饮,美其名曰:“福禄酒会”。

“闯将围河南府,福王募死士,斩获颇多……闯贼迹福王所在,执之……王见自成,色怖乞生……贼置酒大会,脔王为俎,杂鹿肉食之,号福禄酒。”(彭孙贻《流寇志》)

1986年文物部门征集到的明福王朱常洵墓志(《大明福忠王圹志》),明确了福王被义军活捉后处决的尸体处理和埋葬地点。更是澄清了对李自成义军的栽赃和抹黑,所谓残酷不人道的煮吃大活人的“福禄酒会”乃是清王朝捕风捉影、蓄意抹黑的无稽之谈和别有用心。

“王讳常洵,乃神宗显皇帝之第三子,母恭恪惠荣和靖皇贵妃郑氏。万历十四年正月初五日生,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册封为福王,四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之国河南河南府……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日,突有流贼数万攻陷府城,民军逃窜,王独挺身抗节,指贼大骂。二十一日遂死难焉。一时宫眷内官相率赴义,冒刃投缳者百余人。王享年五十六岁。……以崇祯十六年正月初八日葬于邙山之原。”(《大明福忠王圹志》)

墓志中所谓“王独挺身抗节,指贼大骂”“慷慨激烈,与城俱亡。刚肠浩气。虽死犹生”云云,均为不实溢美之词。

因为,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正月,李自成义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洛阳,福王朱常洵见大势已去,仓皇乔装改扮缒城潜逃,因体胖难行,其子由崧扶母弃父而逃,朱常洵隐匿城东迎恩寺,义军很快查获福王。据清朝乾隆年间的《洛阳县志・纪事》载:“常洵此刻悚怖颤栗苦苦向农民军乞求饶命”。阶下囚的剧烈转变,令福王威风扫地,“刚肠浩气”全无,卑躬屈膝,跪地求饶,令人耻笑。

“福兮祸之所伏”:解密明末福王朱常洵的悲喜传奇人生

《大明福忠王圹志》

霍小姐点评: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老子《道德经》)

2500多年前的大思想家老子善意提醒人们,要认识祸与福是伴随着人生的,尤其是在从天而降的巨大幸福面前要保持清醒头脑,千万不可 “身处福中不知福”,甚至贪得无厌,不知反省收敛,最终人生被其迷失翻转。

明神宗的三子朱常洵,尽管作为藩王其婚礼耗资和管辖田地、集聚钱财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而他还是不满足,到了洛阳作威作福,横征暴敛,丢民心最终丢掉性命。

纵观明末福王朱常洵的悲喜起伏人生,无疑就是一个身在福中不知福,贪得无厌,不知收敛,把钱财看得比保命还重要,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成为死于非命不得善终的、一个活脱脱中国版 “葛朗台”式的守财奴典型。

参考书籍:《明史》、《流寇志》、《大明会典》、《大明福忠王圹志》等

“福兮祸之所伏”:解密明末福王朱常洵的悲喜传奇人生

洛阳福王府旧址前遗留的明代石狮

大明辉煌的余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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