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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家杂志-头条号 2019/10/2615:16 1930年，印度比哈尔邦玛格达南部地区的一个小村落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事情：有村民从荒土堆上挖取古代遗留的红砖时意外发现了一个古代金铜造像的窖藏，在随后的考古发掘中一共清理出了226件金属造像，尺寸从几厘米到150多厘米不等。这批造像精美异常，其中绝大多数都有镌刻的题记。这次考古发现被后人评价为印度历史上继发现“那烂陀”之后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由此，一个原本陌生的地理名词不断的被抄录、记载、传播，它就是——库基哈尔。 库基哈尔名称的由来 关于库基哈尔（Kurkihar)地名的历史由来争论颇多。最早发现库基哈尔的英国考古学家马克汉姆·基托认为“Kurkihar”一词是由“Koorka Vihara”派生而来，意即“库克的大寺院”。 曾任印度考古调查局局长的亚历山大·康宁汉则认为“Kurkihar”一词是“Kukkuta-pada Vihara”简缩而来，而“Kukkuta-pada”来源于古代印度对“鸡足山”（Kukkutapadagiri）的称谓,因此“Kurkihar”应该被翻译为“鸡足山的大寺院”。 鸡足山在佛教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按佛经记载，释迦牟尼在入灭之前将袈裟与锡杖交予迦叶尊者，嘱托他前往鸡足山中入定，等候下一世佛祖弥勒在此山中与他相会并将衣、杖交付传承于他。我国历史上前往天竺取经朝圣的高僧大德例如玄奘、义净等都曾游览拜会过鸡足山并在传记中有所著录。《大唐西域记》记曰：“莫诃河东，入大林野，行百余里，至屈屈咤播陁山(唐言鸡足)，亦谓窭卢播陁山。”按照这些记载，鸡足山应该就位于菩提伽耶东北的群山中，在今天库基哈尔村的正北方，与实际的方位相符。 笔者亦对库基哈尔这一名称的由来颇感兴趣，翻阅了中外很多资料，终于发现了一处不为前人所关注但却至关重要的信息——唐代僧人义净在其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上卷中有记载：“大觉东北两驿许，有寺名屈録迦，即是南方屈録迦国王昔日所造也。”“南国僧来，多住于此。”这里有几处重要的信息值得我们关注： 1.此处“大觉”无疑是指菩提伽耶的大觉寺； 2.唐代设置的邮驿的一驿大致是30里，“东北两驿许”就是30公里，正好和今天库基哈尔与菩提伽耶的距离和方位完美吻合。 3.《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法文版翻译作者，法国学者沙畹把“屈録迦”考证为“Kuluka”，同时，沙畹认为“Kuluka”即是现代位于德干高原南部Tamraparni河口的Kolkoi城，它曾是印度古代有名的海港，是潘迪亚王朝（Pandya Dynasty）的都城。而库基哈尔的主要捐助人大多来自于同是德干高原南部的坎奇（Kanchi，同坎奇普兰【Kanchipuram】）。8～9世纪时，潘迪亚王朝曾一度占领坎奇普兰所属的德干高原东南部，之后直到12世纪，帕拉瓦王朝（Pallava Dynasty）、朱罗王朝（Chaols Dynasty）交替统治过坎奇普兰。 4.“南国僧来，多住于此”，显然是指从德干高原南部潘迪亚王国甚至帕拉瓦王国以及朱罗王国的佛教僧侣都曾借居于此（屈録迦寺），这些僧人可能是由南部千里迢迢来到玛格达的菩提伽耶及那烂陀参拜朝圣。 由此，关于库基哈尔名称的由来笔者认为更准确的解释应该是义净在传记中所提到的屈録迦（Kuluka），它在当时的称谓应该是“Kolkoi Vihara”，其发音与“Kurki Vihara”也非常吻合。它应该是7世纪之前印度最南端的Kolkoi王国在玛格达南部、菩提伽耶往返那烂陀之间的交通要道、鸡足山南侧山脚下建立的一座寺庙，这一名称后来逐渐转变为对这一片地方的称谓。 库基哈尔的地理位置 库基哈尔位于菩提伽耶至那烂陀的必经之路上，它距菩提伽耶约30公里，距那烂陀约70公里。菩提伽耶是佛祖释迦牟尼证悟之地，是整个佛教世界的中心；那烂陀创建于5世纪笈多时期，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学，吸引着整个亚洲无数虔诚求法僧人。千百年来，佛教信徒络绎不绝的往返于菩提伽耶和那烂陀两地之间。前文提到的鸡足山位于库基哈尔的正北，而另一佛教胜迹灵鹫峰坐落于其东北30公里处，所有这些圣地都为库基哈尔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宗教氛围。同时，库基哈尔还位于连接西边的印度教圣地伽耶城和东边的古代商业重地纳瓦达的中间枢纽位置。南来北往，东去西来的熙攘人群，为这个佛教的庇护所带来了活力，也提供了库基哈尔艺术风尚及其艺术作品向外扩散的潜在条件。 库基哈尔造像艺术的发现 马克汉姆·基托在1848年3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我认为库基哈尔一定是个佛教圣地，那里有方圆几百英尺一排一排的满愿塔，除此之外，那里还有孤立的古代建筑和遍布各个方向的人工水池……”经过4天的考古挖掘，基托带着满满10辆马车的石刻雕像欣喜而归。这批佛教艺术品中的绝大多数目前被保存于加尔各答的印度博物馆。 亚历山大·康宁汉于1871年、1879年两度造访库基哈尔并延续基托的考古发掘，进一步发现了37尊石雕造像，这批造像除少量几件陈列于其他博物馆以外，大部分被留置于库基哈尔村内的一座印度神庙中，至今仍被装饰在神庙的内外墙上接受印度教徒虔诚供奉。康宁汉还首度发现了造像题记中出现有关来自坎奇供养人的证据。 笔者2019年1月曾随同首都博物馆的黄春和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向红笳教授等拜访参观该处寺庙，作为首批到访的现代中国客人，亲眼目睹这批古代艺术品的瑰丽，慨叹时世的沧海变迁，不胜唏嘘。 库基哈尔最重大的考古发现发生于1930年，当那批重要的青铜造像重见天日，整个印度考古界都沸腾了。这批金铜佛像的数量有着不同的版本，很多学者莫衷一是。施罗德在《印度——西藏青铜造像》一书中记载共有大约150件，而当时印度著名的历史学家喀什·普拉萨德·贾亚斯瓦尔（1881～1937）在传记中提到一共有大约240件“青铜器物”出土，“其中绝大多数被收置于巴特纳博物馆”，另外“有一部分纯银的造像没有被博物馆获得”。据说文中提到的这小部分银质造像后来被拣获的村民熔炼做成了脚镯。我们从现存于巴特纳以及国外博物馆、还有散落到西藏各大寺庙的库基哈尔风格造像，不难想象这部分银质造像的精美华贵，它们侥幸躲过了800年前的穆斯林毁灭式入侵，却没想到破土重见天日之时也是灭顶之灾到来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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