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们常说，书法史欠褚遂良一个公道。 纵观中国书法史，褚遂良对于唐初南北书风的融合发展，进而确立唐楷规范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初唐四家中，欧阳询与虞世南是褚遂良父亲褚亮的好友，也是褚遂良的长辈，都对褚遂良非常看重，在文学和书法等方面都经常给他指导。从褚遂良早期的书法作品来看，其结体、间架等方面不少有欧阳询的痕迹，而用笔却接近于虞世南，还夹杂着汉魏隶法的古意。 虞世南去世后，正当唐太宗为无人可以谈论书法而郁郁寡欢时，魏徵及时推荐了“下笔遒劲，甚得逸少体”的褚遂良。褚遂良被唐太宗招入宫，是他的大幸，也是中国书法史的大幸。先是，褚遂良参与了对内府所藏锺繇、王羲之等人真迹的整理工作，众多王羲之的真迹，不仅使他眼界大开，也让他在编《王羲之书目》过程中，深入细致地研究了王羲之书法，对他以后书风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因为这个基础，他在鉴别太宗收购的众多王羲之书法时，才会“一无舛误”。 当时唐太宗极爱王羲之书法，不仅亲自撰写《晋书·王羲之传》，把王羲之推送到“书圣”的神坛，还题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通行书大碑《晋祠铭》。褚遂良审时度势，感到欧阳询和虞世南一统书体的局面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需要，着手开始进行南北融合的书法变革。由于他南北兼擅，又得到唐太宗的首肯，加之当时书坛的霸主地位，很快就获得了成功，也确立了唐楷的标准，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毛枝凤在《石刻书法源流考》中说：“自褚书既兴，有唐楷书，不能出其范围。显庆至开元各碑志，习褚书者十有八九，诸拓俱在，可复案。” 刘熙载在《书概》中对褚遂良有这样的评价：“褚河南书为唐之广大教化主，颜平原得其筋，徐季海之流得其肉。”王澍《竹云题跋》中说：“褚河南书，陶铸有唐一代，稍险劲则薛曜，稍痛快则颜真卿，稍坚卓则柳公权，稍纤媚则钟绍京，稍腴润则吕向，稍纵逸则魏栖悟，步趋不失尺寸则薛稷。”可见褚遂良对唐代书法的影响之大。其实后来如宋代米芾，明代祝允明、董其昌，清代王铎、王澍，当代沈尹默、林散之等大家都坦言在临习褚书上下过大功夫。 褚遂良存世的作品主要有《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同州圣教序》等等，另外还有《枯树赋》《倪宽赞》《大字阴符经》等不可确定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无疑最能体现和代表褚遂良风格的当数他58岁所书的《雁塔圣教序》。 《雁塔圣教序》，全称《大唐三藏圣教序》，也称《慈恩寺圣教序》。分写两块碑石，分别是唐太宗李世民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和时任太子的唐高宗李治所写的《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记》，均由褚遂良书丹、万文韶刻字。两碑现藏西安慈恩寺大雁塔底层。 褚遂良在书丹时，因是皇帝和太子的作品，故下笔非常的小心谨慎，志气平和，不激不厉，神情清远。用笔方圆兼备，并参入隶书舒展的笔法、行书优美的笔势，流利活泼，风采动人。王澍《竹云题跋》中对《雁塔圣教序》给予极高评价：“雁塔本笔力瘦劲，如百岁枯藤，而空明飞动，渣滓尽而清虚来，想其格韵超绝，直欲离纸一寸。律以右军之法，虽不免稍过。要之，晴云挂空，仙人啸树，故自飘然，不可攀仰矣。” 晚清碑帖鉴赏家秦文锦评价此碑说：“褚登善书，貌如罗琦婵娟，神态铜柯铁干。此碑尤婉媚遒逸，波拂如游丝。能将转折微妙处一一传出，摩勒之精，为有唐各碑之冠。” 《雁塔圣教序》无疑是褚氏楷书形式美感的最佳展现，他将楷书从用笔的僵化和死板中脱离出来，加快了运笔速度，融入了行书笔意，却也保留了一些隶法，用笔毓秀灵动却又不失刚劲骨力，婉媚纤细却又不乏丰润凝练；结字宽绰疏朗，中宫紧收，四体开张，紧密而有变化；全篇字距、行距都很疏朗，字里行间充满空灵、秀美的艺术魅力。 在全民学写书法的今天，大家不妨在欧颜柳赵楷书的基础上，再延伸一下自己的笔触，注意一下这个被历史不公正对待的“广大教化主”，也许会走出一片新天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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