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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美国史教学与研究 如涉版权请加编辑微信iwish89联系 哲学园鸣谢 在绝大多数关于知识分子史的研究中均提出，“知识分子”的概念、其思想体系与文化结构诞生于法国启蒙运动时期。该名词的起源即为法语的“intellectuel”，这也从侧面证实了上述观点。 事实上，尽管在拉丁古典时期用来描述知识分子功能的名词是不一样的(拉丁文philosophus，由此亦派生出今天在法语中仍被用来形容知识分子的名词：philosophe，或eum qui habet scientiam，拥有知识者)，但知识分子的作用，尤其是其结构以及思想体系有着很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天主教父时期(特别是公元4世纪及以后时期)，以及天主教会开始大规模吸纳融合希腊及拉丁“古典”文化的时期。 随后的几个世纪，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概念体系和思维模式开始逐渐形成，用来描述这些全心致力于知识的探寻与管理的人。但这些都是从属于某机构的知识分子，或在教会之中，拥有着全部的文化权力，或在帝国宫廷之中，或在大领主及君主的宫廷之中。 随着大学的诞生(12世纪，以博洛尼亚大学为首)，知识分子成为了教授，获得了经济自主权。他们由学生支付酬劳，因此不受其他权力的制约，并意识到自己在新的社会中成为了一个有着自己的利益与权力的联合体。为了维护其利益，在巴黎大学他们甚至与强大的多明我会及方济各会等教会组织展开了斗争。 在意大利城市国家时期(12及13世纪)，知识分子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他们首次具有了政治领袖的功能。但丁的老师，布鲁内托·拉蒂尼(Brunetto Latini)曾任佛罗伦萨的秘书长，而但丁也是佛罗伦萨重要的政治人物，也正因为他的政治活动，在反对党派政治势力占上风时他遭受了流放。这种文化与政治活动之间的关联也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个人意识，以及一种大学之外的集体意识。 但丁是一位从事公民政治斗争的知识分子，欧洲历史上首位介入型知识分子(intellectu elengagé)。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位伟大的爱情诗人。在他年轻时的诗歌以及《新生》一书中，他提出了一种关于爱情以及诗歌的全新概念，用以教化佛罗伦萨高贵而富有的同胞们的灵魂，指引他们走向幸福，精神上追求更加高尚的生活。 借用葛兰西在《知识分子和文化组织》一文中的表述——此种表述目前已融入了全球语境——但丁在当时担任着欧洲文化中首位“有机知识分子”(intellettuale organico)的角色。他代表佛罗伦萨领导阶级的一部分，积极地参与归尔甫派“白党”的斗争，但仍采取了一种诗性—文化而后政治的态度，面对所有的“精神的贵族”，意图让不同的党派间得以和解。 在教皇博尼法斯八世认可的最极端的反对党获胜以后，但丁遭受了流放及死刑裁决(1302年)，因此被迫“自成一派”而在意大利各地漂泊，凭借自己的作品而寄居君主宫廷。他依附于别人，完全失去了经济自主权并被迫为不同的宫廷提供服务(“你将感到别人家的面包味道多么咸，走上、走下别人家的楼梯，路多么艰难”)。他无法继续参与公民的政治生活、斗争及其文化的发展。也正因此，他被迫以一个更广阔的视角，不再局限于个人遭遇，而是在新的条件下重新思考知识分子功能的意义所在。 就这样，但丁达到了国家甚至是超越国家的层面之上：他从诗人—政治家和有机知识分子演化为一个新的角色，随后完全而彻底地演化为知识分子，探寻着新的自主性和新的功能，以此回应不同的问题与需求。诗人—政治家不得不成为事实上的宫廷官员与诗人，这也意味着对一种新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尊严的再次探索。 他唯一掌握的工具便是文化及其不同的分支领域，而不再仅限于诗歌。因此他探究政治与文化的关联，成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的专家:研究在权势面前知识分子的功能，以及知识分子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正是基于他自身的经历，他成为了反映此种关系中所蕴含的困难与危险的代表性人物。 在《论俗语》(De Vulgari Eloquentia)与《飨宴》(Convivio)这两部同一时期(1303—1308年)写就的著作之中，他探索了两种可能的解决路径。 在《论俗语》中，他用自身的诗性经验作为样本，构建了一种“俗语”，一门高贵的全民性的语言，“拉丁姆的俗语”(vulgare latium)。这门语言无法在某一个城邦或某一个宫廷中被找到，因唯一的国家性质的宫廷，即皇帝费德里科二世和其儿子曼弗雷多的西西里宫廷，已经被教会和安茹的查理摧毁了。这门高贵的俗语在很多地方都能觅见，因为闻名遐迩的博学之士们(doctors illustres)在他们的诗歌中使用了这门语言。而但丁是唯一能找到并筛选这门语言的人，凭借他正在写作的文章，将高贵的俗语四散的分支和这门语言的运用者们再次集合起来。 这样的一种概念将知识分子视为某种特殊而“高贵”的联合体，而权势也需要它的协助使自身变得更加高贵。与此同时，但丁将自己视为博士(doctor，大学内所认可的最高文化头衔)，具有教化其他学者以及富有学识和智慧的政治权势的任务，使其对自身角色在语言层面和精神层面上有更充分的了解。但丁以此构成了一个世界的公民知识分子的形象，而不仅限于某个城市或国家。我们今天将其称为“世界公民”(cosmopolita)，“这个世界就是我的故乡，正如大海之于鱼一样”(Nos autem，cui mundus est patria velutpis cibusequor)。 另一部同时期的作品《飨宴》表面看上去持不同观点，但实际上却是对以上观点的补充。《论俗语》用拉丁文写就，在学者群体中足以证明自己在诗歌和修辞方面的权威地位。在用俗语写就的《飨宴》中，但丁想要证明自己是位伟大的知识分子与精通哲学者，怀着慈爱或者说怜悯，凭借着爱心，向未受教育之人赠予来自学者们的伟大知识。他有意担任的是一位“作为首肯调解者的知识分子”(intellettual emediatore diconsenso)，这也是葛兰西所提出的一个重要类别。学者成为伟人们的文化与如同野兽般无知者之间的协调者: 在能吃到天使的面包的餐桌前入座的寥寥数人有福了!那些和羊群享用同样食物的人们真是可怜！正因任何人对别人来说都自然是朋友，而任何朋友会为其所爱之人的缺陷而感受到痛苦，那些在如此高贵餐桌前进食的人们对那些在野兽的牧场上啃食青草和橡子的人们自然会怀有慈悲之心……而我……了解那些落在我身后的人们的悲惨生活，被慈悲之心所感动，没有忘记为这些可怜人留存了一些东西…… 也正因此，《飨宴》由俗语写成，因为它需要被不识字的人所理解，知识分子在伟大的文化与大众的无知之间进行协调。实现这一计划的工具必须是一门可以被所有人理解的语言，即俗语。但丁首次为此献上大量的赞美之词，将拉丁文视为将落的太阳，而俗语为初升之日： 这(指俗语)将是新生之光，新的太阳，它将从旧者(指拉丁语)落山的地方升起，并将为所有处在昏暗和阴影中的人们带去光芒，因旧有的太阳已经无法为他们照明了。 这样的劳动分工将社会分为受教育的学者和未受教育者，俗语文化是此种分工的产物。俗语文化自此诞生，也由此发现了自己的任务：去除社会层级的影响(当然并不会讨论其起因)。分工产生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知识分子的历史，一直延续至最近的时期。社会对于但丁来说分为不同阶级，但他感兴趣的并不是造成此种分化的经济—社会的基础设施。他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对他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说，社会由两种人构成:有知识的人(因此可以期待完美与福祉，他们即为人类)与无知识的人(没有幸福的希望，因幸福来源于知识，因此他们是野兽)。 这项计划头一次认可了世俗知识分子并将其视为特殊而独立的社会阶级，赋予其社会使命，这个使命在当时只限于教会和神职人员。知识分子作为地球上理性(Ratio)的代表，成为政治权力必需的盟友，人类生活与社会秩序的专家。在但丁看来，如果君王们没有得到有能力建言的知识分子的辅助，他们必将失败，如但丁同时期的国王们，被其视为无能者: 因此……我的主要观点已经明确，最伟大哲学家的权威……获得了巨大的力量。他的权威与帝国的权威并不冲突，但后者缺失了前者将陷入危险，而前者失去了后者则十分虚弱，并不是因为自身缘故，而源自人们所将陷入的混乱。当一者与另一者相结合时，其作用最大，而力量最强……在当下执政的人真是可怜!被统治者多么可怜!无论是通过你们自己的钻研还是借助他人的建言，你们的执政都没有与任何哲学权威相结合…… 然而但丁很快意识到，在意大利并不存在实现此计划的社会和政治条件。因此他中断了两部作品的写作，转而开始写作《神曲》，在这部诗歌中他无需求助于政治权力来成为地上世界的诠释者和科学家。在诗歌中他成为了一位被选中者，被上帝所激励与挑选，开始了在他界的非凡旅程。在那里，他是人类中唯一一位，能够获知人性的命运以及对于世间所有罪孽与美德的神圣审判结果。因此他身负使命，在归来后将上帝的意愿带入人间，由此拯救人性于危机之中。据但丁说，在这样的危机之中人性摇摆不定。在诗歌的末尾，圣彼得(《天国篇》第二十七章第65-66行)正式赋予了但丁上帝代言人的身份。 届时，你必须开口述说，不要隐讳我不隐讳的话。 作为中介协调者、有追求的建言者及权力之盟友的知识分子由此成为了诗人—预言者、世界的仲裁者，因为他是唯一钦定能够辨识善与恶之人。神圣的授权赋予了他批评人间历史及政治的权力，但丁由此成为了欧洲历史上第一位知识分子—批评家，独立自主而不受党派和权力约束。甚至说，他是权力和世界的仲裁者，因其非同寻常的神秘体验、文化体验与诗性体验而获得了这项殊荣。 正因此，如同但丁在其《神曲》的自我评述(《致斯卡拉大亲王书》，Epistola a Cangrande della Scala)中明确说道，他的作品用俗语写成。这是面向所有人的作品，为了拯救他们的灵魂，因此要用女流之辈(mulierculae)的语言写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但丁的语言直至今日仍然占据了意大利语的核心词汇中极大的部分：约90%的但丁用词今天仍然被人们频繁使用着。 正是基于对俗语的截然不同的态度，我们有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去理解彼特拉克与但丁之间对于知识分子形式的不同意见。彼特拉克在被人谤称其嫉妒但丁之名声时，曾在一封著名的给薄伽丘的信中反驳道: 很多人指责我心怀嫉妒之心，而他们恰恰是那些嫉妒我与我的声名之人……你告诉我，我怎么可能去嫉妒一个将全部生命献给那种学问的人，而我仅在青春最年少的时期才在其中耗费了时间；我不知道那种艺术对他来说是不是唯一，但肯定他认为那是最高等的艺术形式，而在我看来那只是一个玩笑与消遣，一种练习才华的方式。怎么会有嫉妒或猜疑的可能呢？ 我暂且不会论及在这段以及整篇给薄伽丘的信函中彼特拉克所说的谎言与欺骗。我们的兴趣点在其他方面：彼特拉克穷其一生都在极其仔细、用心地编校他著名的俗语诗歌作品：《歌集》。这部作品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成为了欧洲抒情诗歌的典范。但无疑他将自己的名声更多地寄托在他的拉丁文作品之上。借助于拉丁文，他建构了一个覆盖整个欧洲的关系网络，由此被认可为新的古典作家，直至在罗马坎皮多里奥上被封为桂冠诗人，通过此仪式将自己与著名的拉丁作者相联结。出使法王时他以拉丁文作为自己的语言，而卡洛四世皇帝是他忠实的追随者，意大利和外国的大公们争相邀请他前往自己的宫廷。 选择拉丁文意味着不再面向但丁所面向的不识字者，而仅仅面对文人(litterati)，即其他的受教育的学者及他们所服务的强权者。这意味着有意识地、明确地将自身视为知识分子与人性(humanitas)的专家，有能力了解人类灵魂，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冲突与激情。在他看来，在他之前，只有那些著名的拉丁古典作者才有意识地培养过。同时他也是一位掌握了沟通手段的知识分子，了解最为高深的文化；一位不关注世界上“小”问题的知识分子，蔑视自身所处的时代(正如他在自传中写道:“我一直希望自己降生于另一个时代”)，只想要抵达知识的顶峰，如同他在信中描述自己攀登旺度山时的情景。 因此，他是一位完全致力于自省其身的知识分子，将自己作为所有那些真心希冀认识自身灵魂并了解自身存在之原因的人们的楷模。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而近似于痴迷的追寻，俗语写作的《歌集》也是追寻的一部分，但彼特拉克更多是通过其拉丁文作品及主题征服了欧洲，从法国到德国，直到布拉格。他的拉丁文著作之一《秘密》以两人对话录的形式，反映了他的性格构成。在永久的道德冲突之中，他发现了“灵魂的疾病”：怠惰(accidia)。这一点也深刻地反映在直到21世纪欧洲知识分子和文人的历史之中。怠惰意味着“忽视、冷漠、缺乏对一样东西的关注与兴趣”，也意味着“失意、灰心”，在今天我们称其为“抑郁”。对于但丁，以及对于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来说，这是七宗罪之一宗。对于彼特拉克来说，这是一项需要反思、研究与治愈的病症。中世纪的知识分子沉思冥想并不是为了成为像古典时期斯多葛派思想家那样成为自己的主人，而是为了更靠近上帝。然而彼特拉克通过对怠惰的审视，巧妙地引入了一个概念，冥想生活对于个人和社会亦具有了自己的意义。这一种审视的生活，超越修院式的冥想生活和劳动者的积极生活，将人文主义知识分子视为通晓人性的世俗专家。 彼特拉克就此构建了一种知识分子的范式，作为世俗的专家(professionista laico)，但同时——这点与但丁不同——享受着教会的各种益处。他独立自主且不受权势的干扰与限制，因为他掌握了通过拉丁古典作品发掘和表达人类需求的能力。同时他学识渊博而又声名远扬，因此可以自由选择所说之言与所做之事，而不受所依附的君主的影响。至少他是这样深信的。他不关心俗世与政治的冲突(除却极少数的特例外，如科拉·迪·里恩佐尝试复兴古罗马权势的行为)，同时仍享受着权势者对他的至上崇敬。 我曾有幸与王公贵族十分亲近，以致招来别人的嫉妒。但在他们之中我最喜爱的几位，我会保持距离。我心中对自由的热爱根深蒂固，因此我极力避免与可能会反对自由的人接触，哪怕只是从他们的名字判断。在我的时代伟大的君王都喜爱而尊重我，我并不知悉原因，这是他们的事情，而我与某些人的关系在于他们想要与我在一起；他们身居高位这点并未使我厌烦，却给了我很多的益处。 在这显然充斥着谎言的篇章之中，他阐述了他公开的(也许也是私密的)信念。如同他在一部作品中清楚的表述(《对身居高位却毫无知识或美德者的控诉》，Invectiva contra quendammagni status hominem，sed nullius scientiae aut virtutis)，解释了为什么他决定寄居于维斯孔蒂家族，而后者被认为是臭名昭著的暴君和自由的敌人。 总而言之，要么是你违背事实而称他们为暴君，要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真的成为了暴君……这和我有何关系?我与他们在一起，而非在其之下，我在他们的领土上，而非居其家中。我与他们相通之处仅在于，在我允许的范围内，我享受着他们不断慷慨赐予的便利和荣誉。他们将提出建议、处理事务、管理公共财政的任务委任于其他人，那些为此而生的人，而给我的只有平静、安全与自由。这些是我应该去思考的事情，这些是我的任务……若不是关乎慷慨与益处，我没觉得他们是我的主人。 这段话描绘了一位放弃了积极的政治生活的人，全心全意投身于研究及自身使命之中，将其批判性智识全部用在分析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之上:一位文化的知识分子与专家，对于金钱与个人福祉亦十分关注，而这正是但丁所激烈抨击的。彼特拉克主张个人针对社会的完全自由，因为他的关注点为单一个人，自己的唯一责任人及裁判者，但在其背后是最伟大的拉丁古典传统。 因此，当但丁自一场得到授权的神圣使命中获得权威，彼特拉克则从经验和古典作者的作品中获取，对其文本及其语言重新赋予关注，批判着中世纪的拉丁文并致力于根据作者的意愿重新构建文本。这样的模范角色符合了他所处时代的需求，以及几个世纪以来大部分欧洲知识分子的需求。彼特拉克开启了一种全新的语文学和人文主义，自科卢乔·萨卢塔蒂开始，他的学生和追随者们在意大利和欧洲将其加以推广。知识分子们有了新的模范可以仰望，文人的模范，通过不断精进自己的职业，从而获得声望，确保自身的自由以及在文化市场，甚至偶尔还包括政治市场中的自主性。事实上也是如此，之后的人文主义者也并非处于与政治活动完全隔绝的状态。 彼特拉克对于内心自省的关注，影响了自米歇尔·德·蒙田至今的重要的意大利以及欧洲知识分子。同样重要的是，几个世纪以来在意大利以及在欧洲，他最为人所热爱和广为阅读的作品是用俗语写作的《歌集》。因此，如果我们忽视了俗语作品对于彼特拉克的重要性，对于他的政治—文化才能来说是有失公允的。彼特拉克对于他的俗语作品一直给予关注，直至生命最后一天仍在进行修订工作。一方面，伟大的古典文化与理论适合用来指引学者群体与权势者；另一方面，他的俗语诗歌，其中大量为爱情诗但并不仅限爱情，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是面向所有人的。在这个关于“真实”的描写中既有作为独立叙事主体的“我”，也有着统一的而非主观的描绘，这是他给整个欧洲文化界的献礼。 由此，但丁与彼特拉克向欧洲文化史展现了关于知识分子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所有可能性。 当然，但丁的路径更为艰辛，在实行过程中充满危险。在经过一段小小的挫折之后，他的现代性意义在任何社会经历巨大危机的时刻都会获得彰显。从浪漫主义到至少20世纪的欧洲，但丁构成了一种知识分子的模范，法语中的“介入型知识分子”(intellectualengagé)。这种模范也许在当代史面临的困境下也陷入了危机，而彼特拉克的方式通常让人更为安心，为人所采纳，尽管没那么崇高。不再作为人性的大师，而是作为所有有能力向权势者建言的知识分子行动的模范，而这种能力与具体的政治用途并无相关。归根结底，这是所谓的国家“高级官员”(grands commis)的历史，在现代西方社会中非常典型。但这就是另一段历史了，同时也仍旧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注释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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