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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州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有些人看不到抗战胜利的希望，认为以后是日本人的天下，变节投敌，成为汉奸，甚至破坏抗日，欺压群众。例如，穆家左村共产党员尹向真，脱离共产党手枪队，到大汉奸徐二黑手下的侦缉队当了队长；辛村刘库脱离游击队，到深县城内宪兵队当了汉奸；柳庄苏长庭是武委会干部，到武强县当了特务。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锄奸运动，当时叫“单打一”行动，集中优势力量专门打击最坏的汉奸，教育、瓦解多数伪军。当时，锄奸行动中，处决了伊向真、周鼠、王某某、魏土荣、张振江、李洪元、刘库、苏长庭、范黑小、张玉田、小蛤蟆等一批最反动的汉奸特务，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锄奸行动富有传奇色彩，在民间广泛流传，对汉奸心理影响巨大。1942年8月，在辰时到深县的公路上，处决了叛徒侦缉队队长尹向真，让汉奸感觉在乡下很不安全；1941年，穆村区游击小队在日军联队司令部所在地旧州村，处决了一个日本翻译官，在深县县城内斧劈了伪县政府建设科长魏士荣，在伪军中震动极大，形成了一种共识：只要做了坏事,住在什么地方也不保险。1942年，“五·一”扫荡后，伪县政府驻西蒲疃办事处主任刘彪，绰号刘标子，作恶多端；刘标子的小舅子安平县的张铁便，为其出谋划策，助纣为虐。二人一唱一和，欺压群众、勒索财物，为害一方。农历八月初一天，刘标子召集附近村村长开会说：“我是主任，还是所长，一马双胯，管的事多，开销也大，马上过八月节了，可能用钱，这几天，你们每村送80块钱来，送不送，你们看着办。”有些村，怕得罪刘标子，就给他送了去。农历八月十四日，决定给伪县长和警察署长送节日礼物，遇到特务队长程魁元便问：“我去城里，捎不捎东西？”程魁元说：“不用。”接着假装关心的问：“路上不安全，我派几个兄弟跟你去。”刘标子说：“不用了，有警察所十几个警察跟着我，没事儿。”刘标子走后，到冯家营要了两辆大车，在十几个警察的护卫下，到县城去送礼。刘标子万万没想到程魁元是我方潜伏人员，得知刘标子去县城后赶紧把这个情况写好，交给西蒲疃村长李化龙，李华龙交给东蒲疃葛国玉，葛国玉交给我方敌工委员，我方锄奸人员掌握了刘标子的动向，但是不知道详细情况，无法布置下一步的锄奸行动。正在这时，我方潜伏在警察所里的警长苏清川亲自出来送信，告知锄奸人员刘标子什么模样，穿什么衣服，带多少人，多少枪，什么时候回来。我方人员根据这些具体情况，组织二十五人的锄奸精干队伍，准备除掉刘标子。在刘标子回来的必经之路上，安排5个人假装刨树，其余有的假装收割玉米秸秆，有的趴在豆棵地里，锄奸人员分头掩护好，一切都布置好后，就等刘标子经过。刘标子送完礼，坐着大车，悠哉悠哉的往回走。当刘标子的大车进入伏击地点后，锄奸队员猛地拔出手枪上去喊:“谁也不许动!哪个是刘标子。”跟随刘标子的警察一见我方人员很多，还亮出了枪，便乖乖地全交了枪。刘标子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处决了。锄奸队员们明知张铁便没来，假意问警察们：“张铁便来了没有?”然后让警察们带着枪回去了。处决刘标子，在深县城，特别是西蒲疃震动非常大，伪军警人员中流传着“谁好谁坏，八路军心里都有数。”“八路军对我们这些人都有一本帐”。从此以后，无论是在西蒲疃街上还是在集市上，我方人员遇到驻扎在西蒲疃的伪军，碰他一下，再看他一眼，然后就走，这个伪军就一定会在后头悄悄的跟着走,到没人的地方,他便主动问:“同志,外边对我有什么意见?”在西蒲疃据点以外的地方，这些伪军只要是看到县区干部和游击队员，总是先说：我姓什么,叫什么,没有干过坏事。被放回的警察,他们回到警察局,向张铁便说了这事,张铁便听说我方人员问到了他,也在找他，顿时吓得魂飞天外，好几天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他以后才逐渐醒悟过来,不能干坏事,要与八路军建立联系,他通过亲属关系主动与我县大队挂了钩。以后他的表现还好,他通过私人关系给县大队买过一千发手枪子弹。当时伪军中流传着一句话：“处死刘标子，救活张铁便。”（部分史料来源于刘九成的《西蒲疃村“据点”的对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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