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少年时为何家道中落？仆人喊了一句话，把鲁迅爷爷送进了死牢

鲁迅在自传中说：“在我幼少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愁生计。但我到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从此，鲁迅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但具体什么“变故”， 鲁迅有生之年从不提起。这“大的变故”指的是，鲁迅祖父周福清科场舞弊进而败露。

鲁迅祖父名字叫周福清(1837—1904)，29岁中举人，33岁中进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出任江西金溪知县。为人自称“予性介”，实际上是脾气大、好骂人，不好相处。当县令未满三年，就被同僚参劾，说他“办事颟顸”， 革了知县职务，以后一直在京候补，直到 1888年才得了个内阁中书的实职。1893年周福清已经56岁了，因母丧丁忧回乡。宦海浮沉多年，此时已不可能有所作为了，迫切地把希望寄托在长子身上。

鲁迅祖父周福清

周福清丁忧期间，1893年即光绪19年，因次年是慈禧太后的60大寿，朝廷开“恩科”，在通常三年一次的进士考试之外格外加恩开考一次。1894年秋天，浙江举行乡试。周福清的长子也就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屡试不第，准备再考。周福清得知浙江主考官是与自己“同年”考中进士的殷如璋。

这“同年”，在科举时代是一个很重要的人脉，比我们现在的“同学”、“同乡”有用多了。机会难得，于是周家亲友一道商定由周福清出面找殷如璋通关节，以求中举。有子孙参加应试的五家各出两千银元，共一万银元，周家出的是关系就不需出钱了。周福清给殷如璋写了一封亲笔信，内附银票一万两。考虑到殷如璋进入浙江后做事不密，思忖再三，决定带了仆人陶阿顺提前赶到苏州专候。

此时任苏州知府是王仁堪。王仁堪（1849—1893）是福州极负盛名的才子，才华横溢、聪颖过人。光绪二年(1876年)，朝廷举行“恩科”会试，应试未中，众人为之扼腕叹息。王却谈笑如常。次年即光绪三年，再考，独占鳌头，成为科举史上福州最后一位状元。为官正直、清廉，立朝直谏敢言，出任地方官有惠政。1779年，也就是他高中状元第三年，就曾联名上疏，弹劾与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条约的崇厚。1888年，慈禧太后为庆寿辰，挪用海军款大兴土木，他上书反对，请罢颐和园工程，终于不容于朝廷，被外放出京。为官时慧眼识人，门下出过徐世昌、梁启超等出色人才。王于1893年调苏州时，“已积劳致疾，日坐谳局清积案，风采动一时”（谳yàn局，古代审案的地方）。终死任上，这是后话。

9月7日，殷如璋的船只抵达苏州，停泊在阊门码头。周福清随即派仆人陶阿顺雇了一艘小船，设法靠近殷如璋的官船，将信送上。这时候知府王仁堪照例登船谒见殷如璋，两人正在谈话。殷如璋接信后，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当然不能当着王仁堪的面拆阅，遂把信件搁到茶几上，仍与王仁堪叙谈。但是，但是，仆人陶阿顺颇不通世事，唯恐银票有闪失，高声叫喊起来：“信里有万两银票，怎么不给一张回条？”事情到了这一步，殷如璋为示清白，只好把密函递给王仁堪打开。由此，鲁迅祖父科场行贿由此败露。

清代对在科举中通关节的人处罚极重，行贿受贿双方通常都要处以死刑。比如咸丰八年(1858年)顺天(现北京)乡试通关节案，主考官、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柏葰连同涉案的几个人全部处斩。

周福清案案发后，刑部下文赫然写着：“查，浙江绍兴籍在职官员周福清，其母去世，丁忧在家，周不哀哀节食，恪尽孝道，反而阴谋诡计，藐视国法，纠集绍兴籍马、顾、陆、孙、章五家生员，公然贿赂乡试官员，以求一逞。着浙江抚台司，速将案犯周福清缉拿审问，审得详情，递交刑部具结”。

受审时，周福清并不以为然，因晚清行贿受贿已是科场“潜规则”。在公堂上，周福清供述时竟强词夺理：“交通关节者已不止一科，京闱乡会试舞弊幸中者，更指不胜屈”，而他只是循例而已。各级办案人员官官相护，也想以“一时糊涂，闻拿畏罪，自行赴县投首”等理由为之开脱。但光绪正要整顿吏治，认为“科场舞弊，例禁綦严”，周福清应判处“斩监候，秋后处决，以肃法纪，而儆效尤”。“斩监候”，也就是等待斩首，押入杭州死牢中，等待秋后处决。鲁迅之父周伯宜也因此案被革去秀才功名，取消乡试资格。

周家本是殷实富裕之家，为保住周福清一条老命，不得不出银两买通官府，以使刑期后延，故而秋后并未斩决。此后每年皆须花钱打点，一拖就是七年，后逢大赦。周福清出狱时，长子周伯宜已在6年前病故，周福清在一个日渐困顿的家中度过了凄凉的晚年，三年后，病逝。

抄家后的周家，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几乎什么也没有了”，幼年的他只能“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这位亲戚在农村，使得鲁迅开始有机会接近农民，了解中国农民痛苦的生活状况，从而扩大了他的观察视野。

家道中落，鲁迅作为长房长孙，感受最为深切，受尽屈辱。这使他很早便领略到仕途险恶和人间的虚伪、残酷、不平、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