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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前，到湘江上游的大江口乡登台村去采访邓建平一家，动因是邓建平给我写了一封不同寻常的信。他在信中向我诉说他的哥哥邓建设以自己的生命之躯写就一部20万字的长篇小说《生涯余声》，恳请我无论如何也要抽空去读读这部小说的原稿。我实在感到有些为难有些抱愧。我虽然也不时有点东西在全国各地报刊献丑，让人们知晓了其名其姓，不少人又奢侈地给了我过多过高的期望，但我从来没有也不敢染指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现在居然有人要我去当“文学裁判”，去评价和预测一部长篇小说的价值和命运，我有些胆怯有些后怕，因为我缺乏足够的文学鉴赏的能力和文学行为的能耐。然而邓建平的信写得很凄凉动人，那些大编辑大作家他是请不来或是请不起的，作为宽泛意义上的老乡，我便自我感受到了一份莫名的责任，那就去看个究竟吧。 ▲邓建平和他哥哥的遗稿
我知道，那时候我们的农村还不富裕，我也知道那时候我们农村还有不少贫困家庭。但进入邓建平的家后，我的心里还是格外地酸楚了一阵。33岁的户主邓建平蓄着一头蓬乱而又粘满灰尘的长发；细长而稀疏的胡须由于营养不良而发黄；不知是谁送给他的一件很时髦的T恤衫套在他瘦削上身，使人想起牛圈里关猫的情景。然而，他那双眼睛却充满活力和憧憬，而且还发着敏锐的光。要是在影视片场，也许有人会把他误认导演，但在这户农家，你只能把他看作是一个穷困潦倒但又被一根巨大的精神支柱支撑着的青年农民。他的母亲躺在竹椅上，正在喘着粗气咳着嗽，已经无力站起来迎接客人；他的妻子抱着瘦弱多病的儿子，跟着他从这间房串到那间房，但就是找不出热水瓶端不出糖果，一脸的难堪和无奈。扫视邓家屋内，到处堆放着杂物，蚊蝇乱飞。激动不已的邓建平把我和同去的几个同事安顿在屋门口的一棵大树下坐下后，自己从屋内扛出一只麻袋，又从麻袋里取出一只塑料袋，再从塑料袋里小心翼翼地捧出一叠尺多厚的稿子——这就是邓建平珍藏了整整十年的他的兄长邓建设20万字的长篇小说《生涯余声》遗稿！然后，邓建平向我们讲述了这个不幸家庭的一个更不幸的故事——邓建平兄弟姐妹一共四个。1970年，一直担任公社干部的父亲不幸病逝，母亲便含辛茹苦把四个儿女拉扯大。为了缓解家庭困难，邓建设、邓建平和他们的姐姐都是30岁左右才结婚，妹妹到了该出嫁的年龄也未出嫁，一起分担着家庭的重负。邓建设1956年出生，1975年到公社供销社当营业员，后来又当过公社电影放映员，再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回到了那个贫穷的家。
邓建设总感到世道不公平，心中充满怨气充满愤怒，但他从不把这些通过非理性行为发泄到社会上去，而是把它们注入到自己的小说中。他充满灵感充满激情创作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些愤怨这种情感就是他留给家人的遗言，但他却鬼使神差般地给小说取了个悲凉的名字：《生涯余声》。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不能干过重的体力活，结婚后又生育了两个孩子，生活之累可想而知。就是在这种一身沉疴一身重负的境况下，他宁肯让病情加重让生活更苦，也舍不得多买一片药多吃一两肉，还要从微薄的收入中“扣”出一点来购买写小说的纸笔。他这样苦苦地熬了三年，用全部心血熬出了20万字的《生涯余声》，也把自己30岁刚出头的英年在贫病交加中毫不痛惜献给了他至死还在追求的文学。邓建设病逝后，邓建平每每展读哥哥的遗稿，总是心潮难平，泣不成声。他不但帮哥哥整理珍藏遗稿，而且自己也拿起笔来修改、补写和续写。同时，他一边读一边写，一边回想哥哥凄苦而坚强的人生，便渐渐感到兄长既有“冤屈”又“才华横溢”。于是，他又向一些领导机关一些新闻出版单位为哥哥为他们一家“申诉”和“呐喊”，而且似乎总感到希望就在眼前，因而尽管邓家依然很穷，但邓建平对哥哥充满敬意对邓家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因为在邓建平的心里，始终充盈着一股原动力：死去的是哥哥的躯体，不死的是哥哥的精神！
我翻阅了邓建设的《生涯余声》的部分章节和一些领导机关一些新闻出版单位给邓氏兄弟回复的信函，我心里虽然十分明白那部浸满了作者血泪和个性却又从语言文字到审美倾向都与作为文学作品的标准相去甚远的“小说”最终只有腐烂在麻袋里的命运，也十分明白邓氏兄弟的种种努力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一种“阿Q”与“堂·吉诃德”的无知与徒劳。但是，我没有明确把这个想法告诉邓建平。因为邓氏兄弟从一开始就没有把文学看成文学，而是把文学看成生命并与之融为一体的。离开邓家，我们顺湘江而下。湘江，是湖南的“母亲河”，她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享誉文坛的“湘军”。湘江日夜不眠，生生不息，邓氏兄弟就是喝湘江水长大的。望着宽阔而微微颤动的江面，我仿佛看到了一缕淡蓝色的“生涯余声”从江面上袅袅升起——因为，这声音既是可听的，也是可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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