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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春、北京、上海、福州、鼓浪屿？还是在德国柏林、莱比锡……我与舒婷的友情，已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开始的。 每每想起舒婷，心中总会泛起丝丝的暖意。舒婷就像邻家的姐姐一样朴素真实。我曾两次去舒婷福建鼓浪屿的家中，舒婷的家，端庄安详地融于花团锦簇的鼓浪屿间。那是一幢沉默的老屋，散发着历经无数春风秋月后的沧桑。舒婷在鼓浪屿长大并一直居住在这里，成为鼓浪屿盛名的“岛主”。 在舒婷家的院子里，有多株百年的古树和果树。家具都是百年以上的红木制品。她的院子和房屋，已列为文物，不允许私自改造，因此没有空调。我去时，正是盛夏，荔枝成熟的时候，舒婷摘下几串荔枝，还端来她自己做的精致点心。 作为“岛主”，舒婷写了很多关于鼓浪屿的文章，她笔下那一座座老房子、那些动人的故事……她为读者介绍过生命天使林巧稚、陈寅恪的助手黄萱、民间藏书家曾先生、花腔女高音颜宝玲、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枪的张圣才、在鼓浪屿结婚的林语堂、汉字拼音鼻祖卢赣章等一批颇具传奇色彩的鼓浪屿乡贤。我几次来到鼓浪屿，亲身感受了舒婷笔下的鼓浪屿风土人情。 有一年，我邀请舒婷到吉林大学文学院演讲，舒婷再三推辞，最后还是来了。她在那次演讲中讲到一些三十多年前与诗歌结缘的往事。 1979年，27岁的龚舒婷是鼓浪屿灯泡厂的锡工，日班夜班轮流交替，在厂里焊灯泡，手上烫了很多泡。那时的舒婷白天工作，晚上写诗。她说1979年6月写了《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写完以后就寄给著名诗人蔡其矫，蔡老师帮她把诗寄到广东的《作品》杂志，没想到却遭到退稿。退稿信里编辑说：“这首诗晦涩低沉，不符合一个青年女工的感受。”舒婷那时候年轻气盛，她想自己就是一个青年女工，写出的诗歌怎么就不像一个青年女工的感受呢？于是又把她寄给了《诗刊》，在《诗刊》发表后，著名演员孙道临还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朗诵了这首诗，当时大家还不知道有个诗人叫舒婷。 舒婷在那次演讲中还提到《致橡树》的背景故事：“写完《致橡树》，我认识了一些厦门的诗人，通过他们认识了北京的几位诗人。后来我的《致橡树》等几首诗辗转到了艾青手里。北岛看到我的诗之后给我写了信，附上了他的《一切》《回答》等五首诗。看到北岛的诗，我觉得不再孤单了。再后来就把我的《致橡树》等几首诗也刊登在《今天》杂志。1979年4月《诗刊》把我的这几首诗转载了。” 每谈到当年写诗时的情景，舒婷就会风趣地说：“因为我识字不多，没什么文化，不像有些大作家可以洋洋洒洒地一写就是几百万字。我的诗，用字用词很通俗，小学四年级学生都认识，都可以读懂。”舒婷开着玩笑谦虚地这样说自己，但也不忘严肃地说：“对我来说，诗歌是轻便的小武器，用着顺手，诗歌是我的梦想。就像绘画是光和色彩的艺术，诗歌一定是语言的艺术。”舒婷说她写诗，有一种语言上的“洁癖”，有个朋友告诉舒婷，你这样的语言洁癖，迟早会把自己累死，也会把读者累死。但是这个习惯舒婷一直保持。她说：“我原来的笔记本上，经常会在一首诗中，空着几个字，就是因为找不到我认为恰当的字来填补。找不到好的字，我宁可几年不发表这首诗歌。” 舒婷说：“我们那个时代有独特的背景，放在今天，也许我们也不会出名。”我认为舒婷很坦诚。随着时代的变化，诗歌的观念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不能说哪个时代的诗人写的就比另一个时代的要好。现在，人人都可以写诗。诗人的起点也更高了。诗歌已成为全民之事，谁想写就能上网写。任何人都可称自己是中国最好的诗人。诗歌已经没有中心，读者也已经不是当年的读者。舒婷认为“诗歌不会消亡，好的诗歌，一定会流传下去”。 在鼓浪屿，如今的舒婷依然过着“岛主”生活。她说：“我喜欢写岛上的动物和植物，写岛上的建筑，写人文、风情。鼓浪屿没有自行车和汽车，只能步行。唯一的一辆自行车是邮局的。可惜的是，现在游人越来越多，岛上的商业气息也越来越浓了。” 我与舒婷的先生陈仲义、她在北大读书的儿子都非常熟悉。每次见到舒婷，她都会从她的大包里掏出礼物给我。她去海南，看到街上卖的带椰树图案的那种沙滩服时，兴奋地打电话给我，说我穿上一定好看，于是当即买下，请著名诗人曲有源捎给我。还有一次，舒婷去广西北海开会，还送我品质非常好的珍珠项链。我去鼓浪屿她家里时，她不但摘荔枝做点心，还特意去街上买来漂亮挎包送给我。她就像姐姐一样，让我感到亲切而温暖。 舒婷的日常生活非常精致，就像她那些诗歌语言一样，干净而温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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