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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是各大拍卖行的“秋拍季”，对于收藏者来说，从大拍中也能发现市场的“风向标”。比如今年秋拍，碑帖板块就甚为活跃：中国嘉德拍卖公司将推出启功先生旧藏，北京海王村拍卖公司将推出孟宪章先生旧藏，彼此呼应，相得益彰。 回眸启功孟宪章的世纪交往 让碑帖收藏“活”在当下 文 | 王雪霞 张 颖 1 阵容强大的碑帖专场 在11月18—20日举办的中国嘉德2019秋拍中，启功先生旧藏金石碑帖、法书影本672种以超强规模现身，这批旧藏上自先秦金石，下迄近代碑刻，是启功先生毕生心血的结晶，是其书学思想的来源，是成就他的基石，也是一部详尽的中国书法史，对后世有着极其非凡的意义。此次上拍的启功先生672种旧藏分为两大类：金石碑帖320种，内含启功先生题签、批校、题跋本149种，又有翁大年、潘祖荫、姚华等题签、题跋本若干；法书影本352种，内含启功先生题签、批校、题跋本63种，又有钱玄同、顾颉刚、傅大卣、徐石雪、溥雪斋等题签、题赠本7种。 11月23日，北京海王村2019秋拍也将上拍孟宪章先生旧藏，共计125种，其中碑帖110种。这批碑帖在年代上从汉至清，各种石刻类型兼有，精品和善本较多。其中不少珍本善拓，或为早期拓本，或为良工佳拓，多名家旧藏，跋印累累，数种上面有启功先生的长篇题跋、题签，成为最大亮点。 孟宪章，北京人，著名收藏家、古籍碑帖鉴定家、书法家，与启功先生为挚友。据海王村拍卖公司负责人介绍，孟宪章先生一生喜好金石碑版，师古好学，勤于收藏，是继张彦生、马子云等大师之后，碑帖鉴藏领域的领军人物。先生凭借一人之力，所藏碑帖善本甚多，碑刻经典与版本类型十分丰富，法帖收藏突出，名家题跋印鉴极多，精品善本品相上乘、装裱考究，其中珍贵藏品多入藏故宫博物院。“孟宪章、启功两位先生私交甚好，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两家相距不远，走动甚勤，两位大师经常在一起品鉴金石，探讨碑版。品赏孟先生所藏碑帖后，启功先生常兴之所至为其题写跋语，这个专场中就包括启功先生专门为孟先生藏品题写跋语或题签的23种。”海王村拍卖负责人说。11月8日，中国书店举办了“存精寓赏——孟宪章先生旧藏”研讨会，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范景中，资深碑帖鉴定专家孟宪钧，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翁连溪，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仲威，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胡海帆，收藏家、学者宗鸣安，碑帖鉴定和修复专家胡振方等出席。与会专家对孟宪章先生旧藏碑帖进行了探讨，也对孟宪章先生与启功先生之间的交往故事进行了挖掘。专家认为，著名碑帖成批出现在拍场，能让世人得见，通过欣赏品评挖掘其内在价值，有利于推动碑帖收藏“活”在当下。在中国嘉德2018秋拍古籍善本专场上，“安思远藏善本碑帖十一种”以4800万元起拍，经过数轮争抢，最终以1.92625亿元成交。“近年来，安思远藏碑帖、启功藏碑帖、孟宪章旧藏碑帖集中到了一起，成批出现在市场上，这有利于现在的碑帖收藏，且对民间碑帖收藏起到了引领、启示作用。”仲威说，“孟宪章先生只是一个普通人，却凭一己之力做出了不平凡的事情。在过去的时代，碑帖收藏可以说是最高端的收藏。安思远作为一个商人，对碑帖本身不是太懂，但收藏了很多高端的碑帖藏品，并曾在故宫举办展览。而孟宪章先生收藏碑帖，更多是由于个人喜好。他在年轻时曾购买兰亭序帖，这种魄力和眼光是别具一格的。孟先生收藏的碑帖中有两件在前几年被故宫博物院收藏，民间收藏的东西能够入藏故宫博物院，说明了民间收藏家的藏品之精，体现了民间收藏家的高度与境界。”
宗鸣安指出，碑帖收藏将有力推动高层次收藏的发展，从孟宪章先生旧藏可以看出老一代收藏家的品位、追求以及他们藏品的质量，“研讨会的作用便是把碑帖蕴含的多重价值阐述、标识出来，为收藏者提供准确的信息，而专题拍卖则会对日后的民间收藏方向有一定的影响”。孟宪钧在研讨会上回顾了孟宪章先生与启功先生的交往。他介绍说，民国时期，曾有一个“珍赏斋”，孟宪章、启功、谢国桢、黄永年、袁行云等当时的文人大家是那里的常客。孟宪章先生和启功先生这种分别负责收藏和题跋的行为，是受清同治年间赵之谦和他的好友沈树镛的启发。孟宪章、启功两位先生同在黑芝麻胡同居住时，曾有个约定，即孟先生的藏品，启功先生都作题跋。后来启功先生点校《二十四史》《清史稿》，社会活动日益增多，便很少再为别人的藏品题跋，由此可见这批碑帖的珍贵和他们之间的友谊。他们之间的交往是一种文化现象，而这批上拍的有启功题跋的碑帖，则是研究启功先生书法理论的重要实物。范景中谈道，这批孟宪章先生旧藏中有很多精品，且启功作长篇题跋的就有六七种，这些都是启功先生对碑帖的鉴定、鉴赏在实物上的反映。他认为，启功先生的题跋充分体现了孟宪章先生藏品的价值，首先就体现在版本以及真伪鉴定上。启功先生的眼力有非常独到的地方，他从文化史和书法史的角度出发，特别提醒碑帖收藏家，不能计较一画的得失，应从书法鉴赏的角度去看碑帖。此外，这批碑帖是孟宪章先生和启功先生交流互动的产物，提升了碑帖收藏的境界。与会专家认为，碑帖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载体，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明清两代和民国时期，碑帖曾是文人交往的一种信物，可以借此研究中国文化史。”范景中说。对于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范景中也提出了他的忧虑：“我们虽然有碑林，但没有专门的碑帖研究机构，还没有从根本上将碑帖收藏与研究重视起来。”不过，范景中也表示，近年来，关于碑帖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多了起来。他认为，今年秋拍中的这两批碑帖，将会成为今后研究中国碑刻史、文化史和民间碑帖收藏史的重要实物资料。胡海帆强调，要从帖学研究、保护传承的角度来看待这批极具价值的藏品，应深挖碑帖收藏背后的文化现象。现在国内不少高校拥有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基地，如中山大学、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等，对于古籍保护人才的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从装裱、题跋、外观，还是从版本、典型性等来看，这批碑帖都是非常好的教材，“可以考虑通过影印出版或数字化的方式，使这些藏品能为学生所用”。胡海帆认为，如果把收藏家轶事与题跋内容相结合，再加以版本鉴定等，将会是很好的文章素材，且近几十年新编的《全宋文》《全宋词》等，很多原文资料是从新出土的“帖”中发现的，特别是“诗”。胡海帆倡议，图书馆应尽快收集碑帖，因为史学、考古学研究进展很快，学界需要新的资料，而目前金石的风化速度也在加快，亟需收藏研究。翁连溪说，孟宪章先生十分注重培养后学，可以通过这批碑帖的再出版，深度挖掘其价值，为更多的专家、学者提供便利，从而让这些藏品为更多人所用。同时，影印出版也是国家文物安全的需要。国家兴，典籍幸。让碑帖收藏得到更多重视，关注其版本价值、文献价值、艺术价值及其背后的文化价值，让碑帖收藏“活”在当下，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将有助于大众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从而使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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