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 什么不是理论

Sutton, R. I., & Staw, B. M. (1995). What theory is not.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71-384.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高等教育学硕士生林珊、王涛利、谢心怡翻译；

 沈文钦校对

编者按：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生论文尤其是博士论文写作中，理论框架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但是，对于什么是理论、什么不是理论，仍然存在不少困惑。为此，我们翻译了Robert I. Sutton 和 Barry M. Staw合写的《什么不是理论》一文。该文指出，引用的数据、变量、图表和假设都不是理论。

《行政科学季刊》（ASQ）的作者、审阅者、读者和编辑们一致坚信，一篇文章最重要的或许就是能有强大的组织理论。《行政科学季刊》在给投稿者的通知中表明：“如果手稿中没有理论，那么其价值值得被怀疑。”评审专家和编辑决定不发表某篇论文的一个主要原因（有时是首要原因）是在于该篇论文的理论依据不够充分。本文利用我们在《行政科学季刊》和《组织行为研究》的编辑经验，指出一些论文之所以被认为理论薄弱的常见原因。

想要写出强理论的作者，可以从阅读各类试图定义理论并区分弱理论和强理论的文献着手。1989年10月，《管理学会评论》发表了一个关于理论建设的专辑。在社会科学当中，我们也能发现关于理论定义和强弱理论差异的详细描述，比如说，杜宾（1976）关于如何在应用领域建构理论的分析；弗里兹（1980）关于形式理论化的评论；卡普兰（1964）对行为科学的哲学探究；默顿（1967）理论社会学的著作，以及韦克（1989）关于“理论建设为训练有素的想象力”的观点。

然而，关于理论构建的文献让读者对“如何写一篇包含强大理论的论文”产生了更多的困惑（Freese, 1980）。对于是否能区分模型和理论，类型是否能被正确地标记为理论，理论的强度是否能取决于其有趣程度，以及可伪性是否是理论存在的先决条件等问题，尚无共识。正如默顿（1967:39）所说:

就像许多广为流传的词语一样，“理论”这个词也有可能变得毫无意义。由于其所指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内容——包括从微小的工作假设，全面却模糊和无序的推测，到公理化思维体系的所有事情——导致这个词的使用往往是模糊的，而无法增进理解。

由于我们对理论究竟是什么缺乏共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行为科学中很难发展出强有力的理论。评审专家、编辑和其他读者也可能对“是什么构成理论”以及“是什么构成强理论和弱理论”持有不一致的信念。因为对于哪一种理论视角（和相关术语）最适合描述组织及其成员的观点尚无共识，所以那些有抱负的组织理论家面临着更深一层的障碍（Pfeffer, 1993）。即使一篇论文包含了一个与数据相符的清晰理论，编辑或审稿人也可能仅仅因其与他们特定的概念偏向相冲突而选择拒绝或替换该理论。最后，建构理论的过程本身充满了内在的冲突和矛盾。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一样，组织学者被迫在一般性、简洁性和准确性之间做出权衡（Weick, 1979），并且充满挑战性地写出逻辑一致的完整论证。上述的困难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何组织研究期刊的退稿率如此之高。即便对最熟练的组织学者来说，撰写强有力的理论也很费时，反复的尝试和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为什么能够持续做到这一点的少数人能受到赞赏的原因，例如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杰弗瑞·菲佛（Jeffrey Pfeffer）和卡尔·韦克（Karl Weick）。

对于如何构建重要的组织理论，我们并无任何令人惊异的想法。我们不会提出一套建立强大理论的算法或逻辑步骤。本文的目的是适度的。我们解释了为什么有些论文或部分论文被认为没有任何理论。虽然在关于“理论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观念上存在着冲突，但是关于“什么不是理论”却有更多的共识。我们认为，一篇学术文章的五个特征并不构成理论，虽然这些特征本身是重要的。审稿人和编辑似乎都同意（尽管是含蓄地）这五个特性不应该被解释为理论论证的一部分。通过明确这一共识，我们希望帮助作者避免他们的手稿被视为理论不充分。

一、论文中不属于理论的部分

1.引用不是理论

参考过去研究工作中建立的理论有助于为新的概念论证奠定基础。作者需要明晰他们所参照和所发展的逻辑链条。然而，列出对现有理论的引用并提及这些理论的名称与解释它们所包含的因果逻辑是不一样的。萨顿（1991:262）关于收账员的文章中的这句话包含了三篇参考文献但没有包含理论：“这种模式与研究结果一致，即攻击性会引发‘战斗’反应（Frijda, 1986），而愤怒是一种传染性情绪（Schacter and Singer, 1962: Baron, 977）。”这句话列出了包含概念论证（以及一些发现）的出版物。但是，因为没有以逻辑来解释为什么攻击性会引发“战斗”或者为什么愤怒会传染，所以这里并没有包含理论。

审稿人和编辑们对“更多理论”的呼吁经常只是遭遇到一连串的引用。作者可能会列出流行的理论或学派的名称，而不会列出更详细和更有说服力的论据，甚至不解释为什么该理论或方法会产生一个新的或未回答的理论问题。罗伯特·萨顿（Robert Sutton）所编辑的一份手稿拥有强有力的数据，但所有三名审稿人都强调，这份手稿“理论薄弱”，“缺乏强力有的假设”。作为回应，作者重新写了一篇引言，引用了包含诸如“心理社会理论”、“身份认同理论”、“社会比较理论”等理论的论文，然而，这篇文章仍然没有讨论这些理论的含义，也没有讨论为什么这些理论形成了作者的预测的逻辑论证。结果，尽管作者断言已经添加了很多理论，但此篇论文实际上几乎没有包含任何理论在内。

参考文献，有时像烟幕弹一样被用来掩盖理论的缺乏。我们都能想到一些例子，如我们使用了一串引用来隐藏我们确实没有理解问题中的现象这一事实。不幸的是，在引用了诸如坎特（1977）、卡茨和卡恩（1978）、马奇和西蒙（1958）、汤普森（1967）和威廉姆森（1975）等广为人知和引用的作品时，这种混淆可能会成功。马克·吐温将经典定义为“人们赞美却不读的书”。组织研究期刊的论文通常都包括一组这样的漫无边际的参考文献。这些引文可能表明作者是该专业的合格成员，却不能证明已经建立了一个理论实例。

作者需要说明，哪些概念和因果论证是从引用的来源中采用的，以及其如何与正在发展或检验的理论相联系。这一建议并不代表一篇论文需要审查所引用的每一个理论的所有细微差别。相反，应该要包含足够的过去的理论工作的相关逻辑，以便读者能够掌握作者的逻辑论点。例如，韦克（1993:644）承认，他从查尔斯·佩罗（Charles Perrow）的作品中借用了概念，但在其关于感知瓦解的文章中，他维持了理论的逻辑流：“因为船员沟通太少，也因为它主要是通过规则和监督这样的干扰性控制来运作（Perrow, 1986），因此，它更像是一个通过媒介进行交流的大型正式团体，而不是一个通过直接交流的小型非正式团体。”这点我们需要注意，读者没有必要为了理解这句话的逻辑而了解或阅读佩罗的作品。

2.数据不是理论

许多组织理论都基于数据。经验证据在确认、修正或质疑现有理论和指导新理论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关于观察到的模式，如β权重、因子负荷或调查对象的一致陈述等，很少构成因果解释。卡普兰（1964）指出，在行为科学研究中，理论和数据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数据描述了观察到的经验模式，而理论解释了为什么观察到或预期会观察到经验模式。

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支持理论的证据的数量和种类与理论本身之间的区别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我们多年来审阅和编辑的论文中，这是一个常见的困惑来源。我们在经验丰富和缺乏经验的作者的论文中都看到了这一点。我们甚至也在自己的论文中看到过。作者试图通过描述过去研究的经验发现来建立一个理论基础，然后快速地从这个基础转向对当前结果的讨论。我们会使用一系列的发现，而不是发现和逻辑推理的混合来证明假设，这是很普遍的现况。实证结果当然可以为理论提供有用的支持，但它们不应被解释为理论本身。先前的发现本身不能激发假设，结果的报告也不能代替因果推理。

萨顿早期的一篇论文试图用下面这段话来引出关于工会效率和工会成员幸福感之间关系的五个假设:

最近的经验证据表明，集体谈判过程（Kochan，Lipsky和Deyer，1974；Peterson，1972），工会管理合同（Davis和Sullivan，1980）和工会管理关系（Koch 和 Fox, 1978），都会对工会工人的工作生活质量产生重要影响。此外，Hammer（1978）研究了工会力量与建筑工人对其工作的反应之间的关系。她发现工会力量（根据工人的相对工资来操作化定义）与工资满意度和工作安全感呈正相关。最后，人们经常提到，工会正式增加成员对工作相关决策的参与，有助于教师和其他专业人员的工会化（例如Bass和Mitchell，1976；Belasco和Alutto，1969；Chamot 1976）。(Carillon and Sutton,1982: 172-173)

在本段中，作者没有试图解释为什么某些调查结果发生在过去或为什么某些经验关系预期在未来会发生的逻辑原因。我们仅从该段得知，其他学者也报告了某些调查结果，因此从数据中可以预期会出现类似的模式。这就是野蛮的经验主义的一个例子，假设是由先前的数据而非理论来驱动的。

虽然我们的例子侧重于使用过去的定量数据来激发理论和假设，但定性论文也不能幸免于这些问题。与平均工作满意度得分或组织规模等因素相比，来自调查对象的引述或详细观察可能更接近潜在的因果因素，但定性证据本身无法传达抽象和简单到足以应用于其他因果的因果观点。就像使用定量数据的理论家一样，那些使用定性数据的理论家，如果他们想要撰写包含理论的论文，就必须提出因果论证来解释为什么会观察到持续的发现。(Glaser and Strauss, 1967)。

Barker（1993: 408）在比较自我管理团队和传统有管理者的团队时，引用了其中一位受访者的话：“现在整个团队都围绕着我，观察我在做什么。”这句话没有因果逻辑，也无法抽象到可以推广到其他场合。然而，这些数据有助于指导和支持巴克的推论，即由于每个团队成员都拥有凌驾于其他成员之上的合法权力，而且由于对多个同事的监视比单个老板的监视更难避免，自我管理团队对成员的约束相当强大。因此，尽管定性数据激发了巴克的推论，但仍与他的理论分析是不同的。明茨伯格（1979:584）简洁地总结了这一区别：“数据不能生成理论，只有研究人员才能。”

3.变量列表或构念（Constructs）不是理论

马奇和西蒙在1958年出版的经典著作《组织》一书的249至253页中提供了206个变量的“数字索引”。此变量列表以及March 和Simon对这些变量的定义是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仅以此构成理论。一个理论还必须解释变量或概念产生的原因或它们之间的联系。韦克（1989: 517）引用了霍曼斯（Homans）的观点：

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Homan对那些将理论等同于概念定义的理论家的愤怒：他指出：“许多官方的社会学理论实际上包含概念及其定义；它提供了一本没有句子的语言词典。”

提交给组织期刊的论文，常常被写得好像定义良好的变量或概念本身就足以构成理论。有时，变量列表是一种逻辑尝试，以涵盖给定结果或过程的所有或大部分决定因素。这些列表可能是有用的变量目录，可以作为预测器或控制项输入到多元回归方程或LISREL模型中。但其不构成理论，列出与特定行为相关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并不是理论。将世界划分为人决定或情境决定本身并不构成行为理论。制定一个分类方案来涵盖因变量，如升级（Staw 和 Ross, 1987）的决定因素，也不能解释该变量。

作为一个以经验为基础的领域，组织研究常常受到测验的诱惑，此测验显示一组变量相对于其他变量在特定结果上的相对强度。我们受到那些对因变量显示出最重要影响的程序所吸引，就如同一场比赛将显示谁是赢家一样。然而，变量的比较检验不应与理论的比较检验相混淆，因为我们必须对预测关系进行解释，以便提供理论，仅列出一组前置因素（甚至像LISREL模型中那样列出变量的因果顺序）不能作为理论论据。关键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期望一组特定的变量成为强有力的预测指标。

4.图表不是理论

图表或数据可能对研究文章来说很有价值，但是它们很少构成理论。可能只有最不理论的表示形式才会只简单地列出变量类别，如人格、环境决定因素或人口统计学因素。以逻辑顺序展现偶然关系的数据更有用，这样读者可以看到因果关系链或第三个变量是如何干预或调节关系的。展现某一特定流程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发展的时序图同样很有用。图表偶尔还可以帮助建立理论。对那些不擅长写作的研究者来说，一组图表还可以为有可能其他杂乱无章的论述提供结构。对那些擅长写作的研究者来说，具体模型可以防止混淆似是而非的观点。

不论优点如何，图表和数据都应该被看作是舞台道具，而不是表演本身。正如Whetten(1989)所说的那样，尽管方框和箭头可以通过明确地描绘出模式和因果关系来为概念增加顺序，但它们很少解释为什么会观察到被预测的关联。一些语言表达几乎总是必须。双方关系的潜在逻辑仍需阐明。为什么某一现象会发生或是为什么它以特定的方式展开的文本，都是很难通过运用图表来替换的。明确书写的观点还应排除我们在文章中看到复杂图形的需要——这些图形更类似于复杂的扭曲图而不是可理解的理论。

好的理论应该具有代表性和文字性。论述应该足够清晰到可以用图形形式表现。但是论述的内涵同样足够丰富，流程必须能通过句子和段落表述来传达因果箭头背后的细微差别。有种迹象表明，目前已经提出了强有力的理论可以证明辨别主要命题或假设最有可能和最不可能成立的条件是可能的。比如，Pfeffer和Salancik（1978）认为当条件不确定时，权力是资源分配的有力预测器。同样的，House（1988）证明当组织处于流动中时，有高权力需要的个人更有可能增加控制。仅通过在因果图中显示调节变量的存在并不能清楚地展现预测（甚至是他们的趋势）背后的依据。有逻辑的解释是必须的。

5.假设（预测）不是理论

假设对精心设计的概念论证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们在理论和数据之间搭建了关键桥梁，用来明确说明逻辑推理背后的变量和关系将如何运转。但是，正如Dubin(1976)所写的那样，“一个理论模型并不是假设的简单陈述”。假设不包含（也不应该包含）关于为什么经验关系会发生的逻辑论证。假设是关于什么将会发生，而不是为什么会发生的简洁陈述。

我们找不到一个假设或是具体预测单独构成理论的例子。正如卡普兰（Abraham Kaplan ，1964:350）指出的那样.

“解释取决于法则（Nomological）、理论或是可理解的模式的概括，但是预测不需要具有这样的基础....我们可以给出对某些特定预测的针对性理由，但过去的成功并不能成为我们期待预测将来会成真的理由”。

霍曼斯（George C. Homans,1964），默顿（Merton，1967)和韦克（Weick，1989）等学者明确指出，简单的预测如果没有解释背后的因果逻辑，就不构成理论，他们仅仅是表明这一观点的众多学者当中的少数例子。

虽然列出一系列假设并不能替代逻辑解释，但许多文章里都这样做。我们注意到有两个迹象代表一篇文章用假设代替了理论。首先，可能有很多假设都没有被解释或证明。第二个提示是这篇文章的引入部分用了很长的假设列表、预测表或是一个总结图来收尾。通常来说，这些列表、表格和图都只和贯穿引言的因果解释紧密相连，或者根本没什么联系。举一个极端但是挺常见的例子，Tetrick 和LaRocco（1987）在没有对预测的因果逻辑进行说明的情况下，测试了21个与工作压力有关的假设。这21个假设用一张图表描述出来，但没有在构成导言的五段话中另行讨论，甚至都没有被列出来。读者就这样被引导到了另一个概念逻辑的来源上。

有时候有的作者会列出一大串假设来分散经验研究的风险。因此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被放到了作者想显示他们劳动成果的研究项目上。他们或许还会用“大口径铅弹”的方法（联系上下文，“大口径铅弹”方法用以比喻广泛提出假设并广泛检验假设的方法）来进行理论检验，提出广泛的假设和实证检验。有很多著名的例子已经说明人们总有动力去解决矛盾（Festinger,1957）,社会系统受制于进化的力量（Campbell,1969;Hannan and Freeman,1989），可能会有“正常的意外”（Perrow,1984）。这些断言尽管简单，它们的含义却已经被广泛传播。由于这些简单的理论论据，产生了一套相互关联的命题和建设，用来解释每个理论的逻辑和经验含义。因此，理论性强的论文往往从一两个概念陈述开始，并建立一个逻辑详尽的案例：它们既简单又相互关联。

二、识别强理论

尽管我们已经注意到识别非理论手稿的特征要比明确什么是好理论容易得多，但是我们自己对这件事的偏好已经非常明显了。我们赞同诸如卡普兰(1964) 和默顿(1976)等学者的观点：理论是关于原因问题的答案。理论是现象间的联系，一个关于行为、事件、结构和思想为何产生的故事。理论强调因果关系的本质，确定先发生什么，以及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我们认为，强有力的理论深入研究事件背后的过程，以便理解特定事件发生或不发生的系统原因。它常常深入挖掘微观过程，横向研究邻近的概念，或者向上研究，将自己与更广泛的社会现象联系起来。它通常由一组令人信服的、逻辑上相互关联的论点组成，它可能具有我们用肉眼（或没有理论辅助）看不到的意义。这可能与我们常识背道而驰。正如韦克（1995）所言，一个好的理论可以解释、预测和令人愉悦。

和其他关于强理论的描述一样，前一段读起来更像是一个愿望清单，而不是一组现实的期望。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对更好理论的追求会被善于接受的人所接受，却会被顽固的人所拒绝。每个人都同意我们的理论应该更强，只要它不要求我们做任何不同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决定写一写关于理论不是什么的主要原因。也许我们树立的五个“错误道路”标志将有助于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而这正是许多更有说服力的路线图没有做到的一点。

三、挑战理论的例子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假设理论都是好的了。我们假设一个较强的理论部分将有助于一篇论文对文献产生更大的影响，并且更充分地向读者提供信息。我们还假设如果大多数研究者对如何做有更多的了解，或者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他们的手稿中，他们就会努力写出更好的理论部分。但这些假设很可能不会得到普遍的认同。

一些著名学者提出了对理论的挑战。例如，曼伦（John Van Maanen，1989)强调，该领域首先需要更多关于组织生活的描述性分析，这可能是基于密集的人种志工作。他呼吁将理论（和方法论的）论文发表暂停十年。他认为，这会使得平庸之作泛滥的现象暂时停止，好的结果是将产生更广泛的读者（被更好的写作所吸引）和更好的理论——在暂停通过后，旧的和新的模式都将建立在精心设计的组织叙述之上。曼伦的论点不禁让人想起奥根·赫立格尔（Eugen Herrigel）在《箭术与禅心》一书中的逻辑。如果我们不在瞄准目标上耗费大量时间，而是先发展更多的基础知识，那么在最终瞄准目标时我们将会更好地打中靶心。

那些依赖定量方法的人也可以对理论提出更直接的反驳。一些评估研究专家，比如托马斯·库克（Tomas Cook）指出，与理解任何特定结果背后的因果细微差别相比，分离出少数成功改革（那些显示出一致积极结果）的努力更为重要。同样，许多元分析的支持者认为，社会科学的使命是经验发现的积累，而不是理论范式的潮起潮落（Kuhn，1970）。他们倾向于认为研究出版物有价值，仅仅因为它们是获得相关性的存储设备，而不是因为它们阐述了一套理论观点。

一系列组织研究出版物已经发展成为不同观点（对理论重要性的看法）服务的出版物。在光谱中最侧重经验的是诸如《应用心理学》和《人事心理学杂志》之类的期刊。这些出版物通常会提供对文献的简要评论以及简单的假设列表。这些期刊文章的前半部分通常很短，假设通常是对先前工作的重复或分支。更多的精力被花在了描述方法、变量、数据分析工具和发现上。因此，这些刊物拒绝手稿的原因通常是数据不完全符合假设或研究设计存在致命缺陷。假设的独创性和理论论证的力量不太可能构成接受或拒绝的主要原因。

另一个极端是诸如《组织行为研究》之类的期刊。《组织行为研究》的编辑把理论发展看作是它的主要贡献。如果提供了数据，则其将被用于说明而不是检验理论(例如Meyer and Gupta,1994)。《组织行为研究》的哲学并不反对数据收集和分析，而只是将实证研究的任务放到了更多的传统期刊上。

试图跨越理论检验与理论建构之间空间的是诸如《行政科学季刊》、《管理学会杂志》期刊和《组织科学》等期刊。在组织研究界，《行政科学季刊》可能是最关注理论问题的组织，其目标是经验论文也应在概念上做出贡献。桥梁作用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在理论和经验研究之间不可避免地需要权衡取舍。一方面，《行政科学季刊》要求作者采取创造性的、富有想象力的行为，但另一方面，《行政科学季刊》又希望这些作者能够准确、系统、并且遵循公认的方法进行定量或定性分析。这些矛盾的要求只能通过诸如“训练有素的想象力”（Weick,1989）、“狂野的彻底性”或“可接受的偏差”之类的短语来体现了。

不幸地是，我们研究领域的投稿人很少能够同时擅长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大部分的投稿人都只擅长一个方面，他们要么是好的理论建构者，但实证研究能力不足，要么是好的实证研究者，但在理论建构能力方面却是跛足的。Northcraft和Neale（1993）指出，组建拥有互补技能的研究团队有时是克服这一短板的方式。但我们怀疑，擅长理论的人并不多。组织研究者接受的是数据收集和最新分析工具的训练，而不是微妙的理论建构。我们的博士培养项目有忽略理论建构的倾向，这可能是因为理论建构并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像LISREL（处理协方差结构模型的统计软件）或者事件史分析那样一步一步地教。阅读主要的理论著作和写理论综述被认为是理论建构的训练，即使这些任务并不能真正教会一个人怎么做出概念性的论述。

考虑到我们的研究领域在理论和实证之间的不平衡，提供更强的理论的目标是否只是一场堂吉诃德式的冒险？期刊杂志是否应该做出一个决定，是成为数据研究的园地还是理论研究的园地，而不是两者都是？迄今为止，《行政科学季刊》对于上述困境的答案是“补偿性教育”。《行政科学季刊》希望通过审稿过程来填补这个缺口，在此过程中，试图写作理论的作者将受到审稿人和编辑细致而严格的审核。多页尖锐的批评将被反馈给作者，并希望以此“教育他们”。结果是，作者忠实地遵照给出的建议修改，或者是生气地转投他稿。经历多轮修改，一份文稿可能有了较强的理论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真正学会了理论写作。学会写作理论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但是当其确实发生时，这几乎只是审稿过程意外的副产品。

四、我们期待太高了么？

在文章的此处，我们需要问问自己是否过于天真。也许长期存在的个体差异和偏好可以解释为何在组织研究论文中很难找到好的理论。也许，选择进入如组织行为研究这样的偏实证领域的人就是更容易对数据而不是观点感兴趣。也许这个领域既定的特质吸引的是那些实际的、严肃类型的人而不是爱玄思的人，爱玄思的人可能更自然地擅长于理论研究。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那训练应该变为一件很重要的事。如果没有持续的理论建构的压力，这个领域将会滑向其自然的栖息之地：纯粹经验主义。

关于理论建构的问题可能是结构性的。期刊可能将作者置于进退两难之地。一方面，编辑和审稿人期待创新性和有趣的理论，因为如此才能对组织理论做出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作者将陷于理论和数据之间的明显不匹配之中。若是给出一种宽泛的理论，其将现象定位于跨组织的或文化的影响之中，这通常会导致批评，即作者并未测量其模型中的所有变量。若是给出一种深入的理论，在其中，介入机制和过程被详细地描述，这也同样可能招致反对意见：只有模型的前因后果被测量了。审稿人会问：“如果情境性变量或者介入过程如此重要，为什么其未被处理和操作呢？”

对强大理论和精细测量的矛盾要求往往仅能通过虚伪写作（Hypocritical writing）去满足。理论围绕着数据“制造”。作者小心谨慎地避免提及任何可能会引起审稿人和编辑注意的变量或过程，这可能会提醒他们文章中有些缺漏。我们将外围的和介入过程在理论建构中删除，以免暴露我们在实证设计中的空白。我们为这些省略而内疚。我们甚至建议我们的研究生在他们的理论中删掉那些没被很好地测量的部分，去掉那些没有直接与理论讨论关联的有趣数据。省略的结果是写论文变为这样的“艺术”：仅仅围绕着已被测量和发现的数据进行概念和理论讨论。如果这样的写作过程成为普遍现象，那么，情况便会如我们所怀疑的那样，这些实践与我们的出版物和方法论文章中所教导的适当的理论建构、设计、测量和分析过程没有多大相似之处。

所以，期刊应该做什么来解决同时在一篇研究论文中拥有强大的理论和方法的固有困难呢？它们是否应该更积极地保护假设-检验（hypothesis-testing）的科学研究程序，比如说，要求每篇投稿的论文提交所有变量及其相互关系的检测？它们是否应该在审稿过程中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以便于教育而不仅仅是从投稿作品中选出论文？又或许我们的期刊最好放松一些警惕？

五、一些建议

当研究论文按理论和方法的维度加以分类时，便能很容易地看出我们的大部分研究贡献何在。那些理论和方法都很弱的文章会被毫无意外地拒绝，这些作者或者回去重新修改，或者转投他稿。另一端是那些同时兼具强大的理论和方法的少数论文。这些例外的文章会成为“即时经典”，它们在学者之间快速传阅，引起带着嫉妒的讨论。如同在一个矩阵之中，“高理论-高方法”的论文肯定优于“低理论-低方法”的论文，人们对此很少有争议。

当我们将目光转向“理论-方法”矩阵中的其余部分时，我们将看到在品位和价值之间的矛盾。因为很少有论文能被视为兼具强大的理论和方法，而期刊又不得不在这些维度之间做出权衡以推出稿件，即使期刊勇敢地宣布他们将理论建构视为目标，审稿过程却以另外的方式在运作。在具体的实践中，一组审稿人和编辑更容易认可一篇有着精细的计量统计的文章，尽管其理论很薄弱，而不是一篇有新的理论，但对理论的实证检验却很粗糙的文章。第二类作者可能会收到这样的评论意见：“虽然提出了一些有趣和富于启发的假设，但作者却没能……”

那些专注于计量的期刊能比较自如地生存于当前的审稿环境中，他们能对此达成共识：发表那些遵循严格的方法以检验理论的文章。像《行政科学季刊》这样的杂志面临更大的问题，在尝试建构理论以及为组织研究建构数据库时，这些杂志将作者推至其极限，甚至之外。一个核心的困难是，被选中值得修改的文章一般都是那种有着可接受的方法和未完善的理论的。但从那些不能（或者不愿意）在一开始就提供理论的人的文章中发展理论是一件令人疲倦而不愉快的事情。

我们的建议是重新平衡在理论和方法之间的选择过程。人们天然倾向于要求一个新的和有刺激性的想法（相比他们已经接受的想法）提供更多的证明（Nisbett and Ross,1980）。因此，如果一个理论特别有趣，检验或评判其的标准就应当放松，而不是加强。我们需要承认的是，当数据更有解释力而不是更有确定性的时候，我们能据此对学科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也认为像《行政科学季刊》这样的杂志需要重新修改他们关于理论和数据的连接标准。并不是所有在文稿中讨论的都需要在方法部分检验，或在回归方程中展示。如果理论建构是正当的目标，那么期刊应该愿意发表理论强于方法的文章。作者应该因提出较强的概念性论述而被奖励，而不是惩罚，这些论述比数据所能证实的更深更广。我们并不提倡那些彻底远离实证分析的冗长的、漫无目的的介绍性文章，相反，我们相信，现象之下的过程和在更广泛的社会系统中因果力量的基础还有更深的讨论空间。

在很多方面，我们的期刊已经将这些标准应用于质性研究，但却没有应用于定量研究。流行的看法是，相比于理论检验（即定量研究），质性研究对于理论建构更有用。很少有仅仅提供数据以验证既有理论的质性研究能被出版物接受。若人种志的研究不是新概念或新观念的来源，则几乎不可能发表。若一篇质性研究提供了关于在地现象的深入分析，但编辑认为其结论不能应用于更广阔的社会过程，则这种文章也是很难发表的。

或许，用于评判质性论文的标准与用以评判定量论文的标准有相反的缺点，其过于强调理论，而对数据的强调不足。质性研究的作者经常被要求删减关于人物和事件的描述，以便为更大的理论发展留出空间。最终的描述可能只是一小段花絮，或者只是一张引文汇总表，以此说明这些概念或假设已呈现于论文中。这样的削减会减少文稿的价值。损失在于，丰富的描述对于研究者建构强大的理论是有必要的，正如曼伦（1989）所说的那样。从小的、但却极富解释力的事件提出累积性的理论也将不再可能。韦克（1922）指出，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包含着“扩展性的知识增长”，即“发生在当将对于一个小区域的详细解释运用于与之相邻的区域”。我们不要过度强调质性研究的理论标准，也不要不强调定量研究的理论贡献，在这两方面我们都需要同样谨慎。

六、结论

我们从一般性的批评开始这篇文章，以审稿人和编辑的视角去看，很多文章都缺乏理论。在我们的经验中，作者们看起来自欺欺人地认为，至少有五个其他的因素使论文具有理论性。所以我们为作者提出并诠释了这五条“错误的道路”的标志或符号。我们希望这些指导能帮助作者避免写那些很少或没有理论的文章。但是我们并未天真到以为这些“路标”能在组织研究领域创造一股关于新理论的热潮。问题是远为复杂的，解决的方法亦然。当前的组织研究存在理论和方法的不平衡，我们分析了导致这一问题的几个结构性原因。原因既根源于我们期刊运作的现有路径，也在于我们领域的研究者的天性及训练方式。我们的结论，虽然有时有点“绕”和相互矛盾，但可以被解读为对研究中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平衡的呼吁。我们主张在定量研究中更多地强调理论，同时对于质性研究的经验主义（empericism）报以更多的欣赏。

最后，我们希望读者考虑一下在如弗洛伊德、马克思以及达尔文等人的文章中提供的证据是否能够符合组织研究领域的顶级刊物的要求？他们的作品是否会被立即拒绝，或者他们能够有机会经历几轮修改？只要想一下这个问题，就会让我们知道在评判一个研究时平衡的重要意义。当理论特别有趣或重要时，在实证支持方面就应该给予更大的余地。一组小型访谈，一个示范性实验，一个初步调查，一些数据就可能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特定的过程是真实的。当然，后续的研究也是需要的，以便评判一个理论性陈述是否经得起推敲，或者，是否他们有资格加入那长长一串真理的清单。

责编 | 汪茹 沈文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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