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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明芳丨明代山海經圖流傳研究

 书目文献 2020-10-23
東吳大學中文博士,研究領域為版本目錄學、古籍整理、出版史與臺灣文獻,迄今發表有論文約百篇。

摘要:《山海經》一書原本是有圖有文,流傳至後世,雖有續作,然圖佚而文存。現存所見最早的《山海經》圖是明代所刊版,計有三家,即胡文煥、蔣應鎬、蔣一葵三人。此三家皆民間出版家刊印(坊刻),其中後兩家有著相承關係,且對明代以迄清初的《山海經》圖流傳有深遠影響,甚至影響到域外的日本。歷來對蔣應鎬刊印的《山海經》圖研究中,並未對其刊印時代、版本流傳作深入完整探究。本文即是想從文獻學角度,透過對現存版本耙梳,對蔣應鎬刊印之《山海經》圖作一考察,包括其刊印時間、流傳諸問題,同時並附論與其同時的蔣一葵版傳播與流傳問題;也唯有釐清此一問題,方能對明代《山海經》圖研究上才能有正確的認識,確定研究上的完整性。本文計分幾部份進行:(1)從文獻記載看明代《山海經》流傳與刊印;(2)蔣一葵刊本的討論;(3)蔣應鎬刊本的討論;(4)清代與日本刊本的討論;(5);(6)結語。

關鍵詞:《山海經》;蔣應鎬;蔣一葵;《有圖山海經》;和刻本;流傳

一、前言

歷來探求《山海經》刊印版本,莫不從明代始。蓋明代以前版本多已亡佚,有者僅有尤袤遂初堂本與元監本;且《山海經》從明代開始有較多版本刊印流傳。探究其原因,或許跟明代出版業興盛、明人好博炫奇之風有關。前者不待多言,明代官刻、坊刻熱絡,形成一特有市場。後者而言,從《山海經》一書所摻雜知識來看,是書涵蓋面十分廣博,舉凡地理、物產、蟲魚鳥獸,無所不包,魏晉時郭璞注《山海經》,亦以廣博著稱;到了明代中葉這樣風氣逐漸發展,也造就明代刊印閱讀《山海經》之風。就目前所見《山海經》圖流傳較廣的兩部(蔣應鎬、蔣一葵)也受這樣的因素影響,流傳亦廣。

對於上述二書的探究,雖有人進行,然未能全面,或流傳不廣。[1]故筆者就所見資料發為本文,想全面探究二種印本及其流傳狀況。本文試就此二書,考論其版本、流傳諸問題,期能對此二書有更深的認識。本文計分以下數節申論之。一、前言。二、從文獻記載看《山海經》流傳與刊印。三、蔣一葵本刊印的討論。四、蔣應鎬本刊印的討論。五、清代以後二蔣刊本流傳國內外狀況。六、結語,總結本文所提出問題與想法。

二、從文獻記載看《山海經》流傳與刊印

    古《山海經》有三十二篇,後經劉向7BC-6〉父子校訂後,成十八篇,此即《漢書藝文志》著錄十八篇。此後有晉郭璞(276-324)注釋。今傳之《山海經》為十八卷本,與劉氏父子所訂十八篇如何,未可知也。漢唐之後或有二十三卷本流傳,如《隋、唐志》著錄者。然真正所見著錄為十八卷者則於宋代以後。宋代編的《崇文總目》始有十八卷本的著錄[2]。南宋晁公武(1105-1180)《郡齋讀書志》[3]、陳振孫(1183-1262)《直齋書錄解題》[4]亦均作十八卷。

而這些著錄的《山海經》均只有白文而無圖。從文獻記載來看,最早的《山海經》是有圖的。清代畢沅(1730-1797)在其所著《山海經新校正》一書有〈山海經古今本篇目考〉說:「《山海經》有古圖,有漢所傳圖,有梁張僧繇等圖。」漢所傳,或梁張氏之圖已無所見。郭璞注《山海經》同時並有《圖讚》二卷;晉陶潛(365-427)有〈讀山海經圖讚〉詩亦可間接證明古之有圖。至南宋舒雅整理館閣圖書時發現舊本,重繪為《山海經》圖,上引畢沅〈篇目考〉接著說:「《中興書目》云:『《山海經圖》十卷,本梁張僧繇畫,咸平二年校理舒雅銓次館閣圖書,見僧繇舊蹤尚存者,重繪為十卷。…』」據此,其本之於張氏,其後有稱為吳任臣《山海經廣注》所吸收[5]。然事實上舒雅的圖究如何,已不得而知。

(一)《山海經》在明代著錄情形

明代以來,《山海經》見諸公私藏家書目頗多,亦可見在當時《山海經》的出版與藏書之盛。以下筆者從現存幾部明代公私藏書目錄中看明代《山海經》著錄狀況。

晁瑮(?-1560)《晁氏寶文堂書目》著錄有「《山海經》。」「《山海經》舊監刻」[6]兩種。亦可見是書在當時官府(國子監)有刊印,並傳於世。官府(國子監)本其源本之於元代國子監舊刻。我們知道明太祖朱元彰定鼎南京後,即命相關官員訪求古今書籍,在克定大都(今北京)後,又「命大將軍徐達盡收奎章、崇文秘書圖籍,歸之南京」。之後又將元杭州西湖書院中保存南宋版片悉運至國子監貯存運用。此舊監刻或許就是元代舊刻重印。

又明趙用賢(1535-1596)《趙定宇書目》著錄有:

《山海經註》  三本

《稗統》  第二冊  《山海經》

《稗統續編》  《山海經圖讚》[7]

以上只有第一種是單行本,餘二種均為叢書本。可見當時除單行本外,另有以叢書形式流行於世。在明嘉靖年間1540年)高儒完成的《百川書志》,「地理類」中著錄有:

《山海經》十八卷。大禹製,晉郭璞傳。

《山海經圖》四卷。不著作者,凡載海外諸國及龍魚鳥獸之像,凡一百三十八種,有序文。[8]

在此說明當時已見有《山海經》十八卷本,並圖四卷。這裡的圖究竟如何,我們並不清楚,因為這裡所說的圖跟現在所傳之圖應該是有所不同。

同時,明徐氏《徐氏紅雨樓書目》「方輿」類著錄有四種,「《山海經》十八卷。」「《山海經贊》一卷。」「《山海經釋義》十八卷,王崇慶。」「《山海經補注》一卷,楊慎[9]。」徐氏所處時代已至晚明,其所著錄很清楚有十八卷本《山海經》與王崇慶《山海經釋義》,顯然二者為不同之本。而王崇慶本又不知為何版。

至清初黃虞稷編纂《千頃堂書目》,著錄有「王崇慶《山海經釋義》十卷」本、「《廣說郛》」本兩種[10]。前者著錄「十卷」,不知其據,其書為十八卷,應該是遺後「八」字,後者亦為叢書本。

(二)明刊《山海經》在清代著錄情形

接著,我們從清代以來公私藏書著錄來看,清代的錢曾《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錄彙編》〈史部地理志〉錄有:「《郭[王業](璞)注山海經》十八卷。述地理總志。《山海經》十八卷、鈔[11]。」清祁理孫(1625-1675,字奕慶)藏書目錄有:「《古今逸史》《格致叢書》本《山海經》。《山海經釋義》十八卷,晉郭璞傳。《唐宋叢書》,《山海經讚》[12]。」以上兩種所著錄除叢書本外,皆十八卷系統,應該跟明代著錄有相當大關係。

清中期以後,黃丕烈(1763-1825)曾藏一部抄本《山海經圖讚》十三卷,云:「《山海經圖讚》,《津逮》中有之矣。蓄書必取舊刻名鈔,故此本有葉、孫兩家藏書圖記,雖非鈔之至精者,亦在收藏之列。…」[13]此本《圖讚》雖非有圖之書,但為舊鈔,復列於此。

同時期,孫星衍(1753-1818)《平津館鑒藏書籍記》錄有「《山海經》,十八卷」,云:

題「郭氏傳」。每卷俱大題前有〈郭璞山海經序〉〈總目〉。每篇下皆有本文及注字數。後有《劉秀山海經奏》。余以別本相校,惟此本與宋本相同。每葉廿四行,行廿字。收藏有「中吳錢氏收藏印」朱文方印、「介石」朱文長印、「錢氏叔寶」白文方印、「循齋」白文方印。[14](頁63)

又孫星衍《廉石居藏書記》錄有「《山海經圖讚》,二卷」:

右《山海經圖讚》二卷。明沈士龍、胡震亨刊本。《補遺》凡三葉,與《隋志》卷數相符。《補遺》止於〈焦堯〉一條。注云:「《太平御覽》及《藝文類聚》《釋迦方志》尚有〈比目魚〉、〈崑崙山〉等類十條,具係《爾雅圖讚》。故簡別,不敢溷入。」案:此外有藏本,盧學士刊入《群書拾補》中。〈焦堯〉一條後為〈釋天地圖〉等三十條。又無〈比目魚〉、〈崑崙山〉二條,未知何故。學士止據〈百三家集〉中集本校勘,未見沈胡刊本也。次第文字俱相似,有別作字,已載盧學士書中。

又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內篇〉卷二有:

《山海經》十八卷,晉郭璞注。一明黃氏刊本、一明吳琯刊本、一畢沅校刊本。[15]

至清末丁日昌《持靜齋書目》有:

《山海經》十八卷。《古今逸史》刊本。又玉淵堂刊本。舊題夏禹撰。[16]

以上所見十八卷本在清代藏家亦多所著錄、收藏。而這些版本中有單行本、有叢書本。但是到底明代所見有多少本子?我們進一步從邵懿辰《增定四庫目錄簡明標注》來看明代相關情形:

黃晟刊本。明王崇慶《釋義》本,十八卷,《存目》有。經訓堂校刊本。《古今逸史》本。《秘書二十一種》本。《百家名書》本。《格致叢書》本,即明胡文煥刊本,有圖。…。嘉靖十五年馮元雍刊本

【附錄】明刊本卷首行題曰「山海經序」,次行題「晉記室參軍郭璞撰」,序後接題「山海經目總十八卷」,雙行注云,「本三萬九百九十九字,注二萬三百伍十字,總五萬一千二百六十九字。」(星詒)

【續錄】明前山書屋刊本。黃省曾與《水經注》合刻者,時嘉靖甲午。明初黑口本,十行二十一字。黃丕烈校宋本。昭文張氏有毛季斧校宋尤袤本,最精。明吳中珩刊本,明萬曆十三年周氏刊本。玉淵堂項氏刊本。《漢魏叢書》本。《子書百種》本。《二十二子彙函》本。《秘書二十八種》本。《道藏》太玄部本。…[17]

其後的傅增湘(1872-1950)訂補的《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與編纂《藏園群書題記》,兩書所錄十八卷本《山海經》也有:

周秦古書,晉郭璞注。嘉靖十五年馮元雍刊。明胡文煥刊,《秘書二十種》本。《格致》本。《古今逸史》本。玉淵堂項氏刊,黃晟翻項本。昭文張氏有毛季斧校宋尤袤本,最精。…

【附】明前山書屋刊本。黃省曾與水經注合刊者,時嘉靖甲午(眉)。密冊彙函刊圖說兩卷(眉)

【補】○宋淳熙七年池陽郡齋刊本,十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雙闌。海源閣藏,辛末春見於津沽。○明正統道藏本,五行十七字。原缺卷十四、十五,存十六卷。已印入《道藏舉要》中。○明成化四年北京國子監刊本,九行十八字,大黑口,四周雙闌。余藏。已印入《四部叢刊初編》中。○明嘉靖十三年黃省曾刊《山海經》《水經》合刊本,十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明嘉靖十五年潘侃前山書屋刊本,十一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闌,版心上方有「前山書屋」四字。前馮世雍重刻序,末有嘉靖十五年潘侃序。余藏。友人吳慈培君代余臨黃丕烈校宋本、吳寬手寫本,並錄吳跋。○明萬曆十三年吳琯刊《山海經》《水經》合注木,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明萬曆中吳中珩刊本,行款同上。…

【補】《新刻山海經》十八卷  晉郭璞注。明胡文煥刊《格致叢書》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欄。…[18]

從以上來看,明代所見分成三種,一為官刻本。一為坊刊本。一為叢書本。第一種有明初黑口本(十行二十一字)與明成化四年北京國子監刊本(九行十八字,大黑口,四周雙闌)。第二種的民間刻本則較多,有胡文煥、黃省曾合刊《水經注》本、王崇慶《釋義》本、嘉靖十五年馮元雍刊本、嘉靖十五年潘侃前山書屋刊本、毛季斧校宋尤袤本、吳中珩刊本、萬曆十三年周氏刊本等等。在明代《山海經》的刊印可較之前來說豐富很多。

而《山海經》圖的流傳則始見《永樂大典》中。現存《永樂大典》中的幾幅《山海經》圖,他的來源如何,我們並不清楚。但可以想見,他或許是明初修《永樂大典》時從宮廷藏書所取。而這宮廷藏書很多都是承自元代。其後如胡文煥所刊印《山海經》圖或與此相近。蔣應鎬及其後的蔣一葵刊本的圖又是有別於此的另一系統。[19]

(三)明代各地《山海經》刊刻情況

這幾個系統中,與蔣應鎬有關連的究竟是哪一本?筆者進一步從地域方面考察之。查明周弘祖(嘉靖38年進士)《古今書刻》著錄各地刊印《山海經》有:

國子監  《山海經》(頁326)

大名府  《山海經》(頁334)

徽州府  《山海經》(頁341)

吉安府  《山海經》(頁354)

建寧府  書坊  《山海經》(頁365)[20]

國子監本即在北京。大名府本與王崇慶《釋義》本應該有相當關連性,蓋王本刻於晉陝之時,非大名府,然王為大名人,周所載與王崇慶時間相差不遠,是說詳下考論。徽州、建寧即今之安徽、福建,據郎瑛《七修類稿》卷四十五稱:「我朝太平日久,舊書多出,此大幸也,惜為福建書坊所壞。蓋閩專以貨利為計,但遇各省所刻好書,聞價高,即便翻刻,卷數目錄相同,而於書中多所減去,使人不知,故一部只貨半部之價,人爭購之。近徽州刻《山海經》,亦效閩之書坊,只為省工本耳。」福建建陽在宋以來即為四大印刷中心。《景泰建陽縣志續集典籍》子類,葉十五載有該地曾刊印「《山海經》十八卷」[21]。《嘉靖建陽縣志》卷五〈藝文志圖書〉中「書坊書目雜書」也有「《山海經》《博物志》《臝虫錄》」[22]之目。

我們從以上來看,《山海經》在明代不僅官方國子監有印本,民間書坊亦有印本。可以想見當時之印行盛況。以下筆者為方便討論,先以蔣一葵本作為先討論對象,其後再就討論蔣應鎬刊印本,加以考論。

三、蔣一葵本刊印的討論

    王崇慶《山海經釋義》有王崇慶初刻與蔣一葵後刻二種,早期學者多誤以為二者是同一本,[23]並認為蔣一葵本是覆刻[24]王崇慶本,對刊印時間亦僅就序而推估。但我們從現存古籍看來,這兩種版式明顯不同,很清楚是初刻與後刻本之別;而且後刻的蔣一葵本並不是覆刻。蔣一葵本所據底本是根據王崇慶《山海經釋義》,重新刊校、附圖而來(這個圖很可能是根據蔣應鎬本而來),是兩種不同本子。以下為就方便起見,先就蔣一葵本部份進行討論,再討論蔣應鎬本部份。

(一)王崇慶刊本《山海經釋義》

王崇慶(1484-1565)生平可從雷禮《國朝列卿紀》卷133、《嘉靖山西通志》卷16〈名宦〉、《嘉靖平涼府志》卷1〈官師〉、萬曆37年《汾州府志》卷11〈名官〉與萬曆47年《四川總志》卷四〈名官〉等書勾勒出大概。

王崇慶字德徵,號端溪,或稱端溪先生,直隸大名府開州人,王綸子。正德三年進士,官至南京吏、禮二部尚書,嘉靖44年卒,年八十二。著有《周易議卦》《五經心義》《海樵子》《山海經釋義》等書。[25]

王崇慶撰《山海經釋義》或於其歸隱開州時(約1530-1545)[26],時趙維垣[27]亦以刑部主事挂誤,謫在大名(開州)[28],為其作序;至完成並刊印時間應在趙〈序〉之後崇慶再仕之前,即嘉靖戊戌(17年,1538)年至嘉靖乙巳(24年,1545)年間[29]。另據蔣一葵重刻〈序〉稱嘉靖丁酉(16年,1537)年(此為王崇慶作〈序〉之年)刻於河汾。河汾在晉陝,丁酉年王崇慶猶在大名,不可能跑到晉陝。唯有可能在王崇慶起用為陝官時將原稿帶至陝刊刻、印行,時間或有可能在嘉靖乙巳(24年,1545)年以後[30]而周弘祖《古今書錄》所稱刻《山海經》有「大名府」者,抑或指此本,蓋王為大名人也。

王崇慶的《山海經釋義》,十八卷。初印本無圖,三冊。筆者曾經眼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本[31],略述其大略如下:該本前有趙維垣嘉靖戊戌(1538〈序〉、王崇慶〈序〉(1537)、《山海經》目次,後接正文。正文後有一跋。此跋即與前之趙維垣〈序〉同,但非同版所印,而為另刻之版。且跋文不全。是書行款為四周雙邊,每半葉10行,行20字。分別鈐「良(?)石水居」朱文方印、「藍絅常(?)清鄱印」朱文方印、「清曉堂圖書」朱文方印、「金皐(?)山房藏書」朱文長印、「雪峰居士」白文長印、「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書章」朱文方印、「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書章」朱文長橢圓印。

(二)蔣一葵刊本

    蔣一葵刊本的底本為蔣氏據王崇慶本重新校刊而來,首有〈圖〉2卷(75圖),六冊,圖為與蔣應鎬本同,為多一幅,為75幅,筆者所知有「堯山堂」「大業堂」兩印本。

「堯山堂」本較早,一般認為約萬曆25(1597)年刊,筆者質疑[32]。在江澄波等著《江蘇刻書》頁212談及蔣一葵「堯山堂」刊印之《山海經釋義》,其推論為「明萬曆四十一年」[33];又《(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亦作「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刻本」。[34]以上所見均是萬歷末期刊印,非一般所論之萬曆25年,又可為佐證。

是書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載,今有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文化部文學藝術研究所、首都圖書館、江都縣圖書館、浙江圖書館等館有藏。

「大業堂」本應為後印本,此本與堯山堂本關係應該是書版買賣轉移之故。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載,今有清華大學圖書館、中共中央黨校圖書館、中國歷史博物館、天津中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圖書館、山東師範大學圖書館、青島市博物館、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等館有藏。另外,日本內閣文庫、早稻田大學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也有藏「大業堂」刊本。筆者所見大業堂本為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所藏本,是書有圖二卷。臺灣國家圖書館亦有藏大業堂本,但缺圖二卷。《四庫全書總目》「存目」所收即此本,《總目》稱「明王崇慶撰。…是書全載郭璞註。崇慶閒有論說。詞皆膚淺。其圖亦書肆俗工所臆作。不爲典據。

據蔣一葵〈重刻序〉稱重刊此書源由,其云:

    嘉靖丁酉(1537)刻於河汾,歲久漫泐。會今萬曆丁酉(1597),董誼翁座師榷稅吳關,間出舊論,命定魯亥,重付剞劌。

    從上可知,蔣一葵刊印此書實因為其師董漢儒在南京時重新訂正之故。而董不僅刊訂此書,連王崇慶《五經心義》也在此之前刊訂交由蔣一葵刊印。董漢儒〈重刻山海經釋義序〉云:

    余甲午(1594)所取士,晉陵蔣生一葵,雅稱博贍,則既訂公所纂之《五經心義》,剞劌就帙,茲復令訂此編,梓廣同志。…

    按,董漢儒生平見於《明史》本傳、《崇禛松江府志》卷41〈篤行〉、《萬曆通州志》卷6〈名宦〉。其字學舒,一字道夫(據《萬曆通州志》),大名開州人(《松江府志》作上海人,《萬曆通州志》作考城人,由進士知通州)。萬曆17年進士,歷官江南儲糧參政。稅監陳增恣橫,其胥役為盜,漢儒補殺之,擢湖廣按察使,累遷宣大總督。天啟初入為兵部尚書,魏忠賢矯旨欲蔭其弟姪為錦衣僉事,漢儒上書力爭,言即鯁直,會丁母憂歸。崇禛初進太子太保,未赴卒,諡肅敏。[35]

是故,是書萬曆丁酉(25年,1597)年董漢儒始校訂,刻印於萬曆己未(47年,1619)左右。萬曆己未(47年,1619)的推定是根據重刊〈趙維垣序〉所署時間。後來書版為大業堂所購並續有刊印,時間則又晚許多。此本為晚明書坊刊印流傳,進入清朝後亦有流傳。

是書序文依次為郭璞〈序〉、蔣一葵〈重刊序〉、王崇慶〈山海經釋義序〉、董漢儒〈重刻山海經釋義序〉、劉向〈敘錄〉、趙維垣萬曆己未(1619)〈序〉[36]。按,趙〈序〉文字與嘉靖王崇慶本同,唯署時間有異,推斷應該是重刻刊印時改的。序文後有圖二卷(共75幅),圖後為正文,無跋。行款、字數與王崇慶原本亦殊,可見為不同版片所印。該本左右雙邊,每半葉9行,行19字,四周單邊。是書圖為據蔣應鎬本而來(增加一幅,為75幅),而略有不同。刊印時間應在萬曆471619)年左右。

蔣一葵生平不詳,惟據《[光緒]武進陽湖縣志》卷十九,載「萬曆二十二(1594)年舉人,官南京刑部主事。」(葉26a)其與董漢儒為師生關係,後曾經營刻書事業,目前所見蔣一葵堯山堂所刊之書多半為閒雜之書,除《山海經釋義》外,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錄導航系統」著錄還有《堯山堂外紀》一百卷(明蔣一葵撰)、《堯山堂偶隽》七卷(明蔣一葵撰)。

四、蔣應鎬本刊印的討論

(一)蔣應鎬本為金陵所印,其所據底本為國子監本

蔣應鎬《山海經》可說是晚明以來影響、流傳較廣者。而其所據底本,筆者從幾處校勘認為,他從明成化戊子年重校刊的國子監本而來。

我們可知道明代書坊刻書已經很成熟,據前人研究表現在幾個方面:(1)不惜重金購求底本。(2)請名人點校、寫序跋。(3)運用廣告行銷。(4)改進刻印技術。(5)標新立異,如增加圖像。[37]以上均可見於蔣應鎬出版《山海經》的情形。

 筆者認為蔣應鎬本應該不是出自於上述閩、皖二地。蓋蔣應鎬本圖的系統,大多數研究成果都肯定是金陵系統,而非閩地系統。至其所據版本,應該是明刊本,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云:

    明成化四年北京國子監刊本,九行十八字,注雙行同,大黑口,四周雙欄。目錄首行題「《山海經》目錄總十八卷」,下雙行題「本三萬九百十九字,注二萬三百五十字,總五萬一千二百六十九字」。次行題「南山經第一」,下注「本若干字」,「注若干字」。以下至第十八皆同,後列劉秀校上奏。(戊午夏得於蟫隱廬)[38]

又邵懿辰《增定四庫目錄簡明標注》即錄有明刊本《山海經》,其說:

    明(嘉靖)刊本卷首行題曰「山海經序」,次行題「晉記室參軍郭璞撰」,序後接題「山海經目總十八卷」,雙行注云,「本三萬九百[九]十九字,注二萬三百伍十字,總五萬一千二百六十九字。」(星詒)[39]

以上其行款、文字內容與蔣應鎬本所見同。又明代書籍款式所見多「白口」。如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錄有兩種,均「白口」,與此本相似。[40]

    ○明前山書屋刊本,十一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闌,…

    ○明萬曆十三年吳琯刊《山海經》《水經》合注木,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41]

我們從明以來藏書目錄來看,有官刻、有坊刻。進一步,我們若從出版文化角度看,書商刊印書籍目的在賺錢。要賺錢一定要比別人好,或資訊比別人多,才會吸引讀者購買。我用一般坊本沒什麼稀奇,且坊本錯誤頗多。最重要是坊本也為他人(商賈)賺錢工具,貿然使用,恐引起版權上糾紛。因此,如要出版,出版商算盤精打細算,自然會想到官刻本。一來官刻本品質,校勘精良,二來官刻本權威,值得讀者(尤其讀書人)信任。三者,當時國子監本《山海經》已有成化間重校成果。以此為底本正好。而明代官方也准許書坊翻刻官本,以廣流傳。[42]

成化年間國子監重新校版《山海經》原為傅增湘藏(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今已印入《四部叢刊》中。其郭璞〈序〉後有邢讓(1427-1471)〈跋〉,曰:「監學今刻郭璞注《山海經》,寘諸公庫,摹印流傳,永為士大夫博學之助。…」陳鑑〈識語〉云:「國學新刻《山海經》,卷帙殽混,行列牽聯,尚多訛舛。閣老彭先生嘗是正之,予手為綸校,以便檢閱,若夫正所未正,猶有望於博雅君子。」陳鑑是吳人,地緣關係亦合於蔣應鎬刊本刊印地金陵。明代刻書發達,《山海經》有數種本子行世。有上述所論因素,自然用監本為底本。

我們再與今藏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有圖山海經》對比,其行數均為九行,其序文次序正好與與成化間國子監刻本同。國子監刻本為郭璞〈序〉、〈總目〉、劉向〈敘錄〉接正文。所差者為楊慎〈序〉。楊慎〈序〉或許是書賈取之新附,並重金請「廣陵蔣應鎬繪圖、武林劉素明刊印」,以為一新本子。

(二)現存最早的蔣應鎬本為金陵書肆刊印《有圖山海經》

以上就蔣本底本提出一點推論;接下來論斷其本現存狀況。《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著錄明刊本十八卷本《山海經》有以下諸項:

    周如山大業堂刊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十一行二十字)

明刻本  首都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上海博物館、曲阜師範學院圖書館、南京博物院、重慶市圖書館(九行二十字)

    明刻本  河北大學圖書館(九行二十字)

    明刻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天津市圖書館、徐州師範學院圖書館、嘉興市圖書館、浙江中醫藥研究所、安徽省圖書館、四川省圖書館、成都市圖書館(十行二十字)

    明刻本  湖北省圖書館(十一行二十字)

    明刻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十二行二十字)

上述所稱「明刻本」,依照行款字數判斷第二、三兩種可能是蔣應鎬本。第一種「周如山大業堂本」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聯合導航系統」所示為十一行二十字本,行款字數不合,但亦可見《山海經》之風行於晚明。蓋《山海經釋義》有蔣一葵「堯山堂」本,亦有「大業堂」本。蔣一葵本原來為堯山堂刊版印行,因為競爭激烈,後來大業堂一方又將對手堯山堂版《山海經釋義》書版買下再印刷販售。這樣的例子在明代不是沒有,筆者曾發現一例正以說明這樣狀況。

例如說,今藏日本宮內廳書陵部,由「樹德堂」轉「存仁堂」所刊印《新刊搜羅五車合併萬寶全書》(34卷、8冊,有木記「每部定價銀一兩正」,萬曆42年,1614年刊)即是將潭邑書林熊對山刻的《新刻鄴架新裁萬寶全書》(存卷一至九、十八至三一,今存東洋文化研究所仁井田文庫)買下,重印改書名出版。按,筆者曾對勘過上述二書,發現版式、字體極為相似,可見是同版印刷。另外,存仁堂後又據《新刊搜羅五車合併萬寶全書》書版,增加資料,另行出版《新刻艾先生天祿閣彙編採精便覽萬寶全書》(37卷、5冊,今藏東洋文化研究所仁井田文庫,有木記「每部價銀一錢」,崇禛元年,1628年刊)。

針對上述所數種稱「明刊本」,筆者又覆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錄導航系統」得知,上述《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第二種所載七館所藏為蔣應鎬本。又美國哈佛燕京亦有一部九行二十字蔣應鎬明刻本《山海經》,四冊,日人裝幀[43],為崇禛年間後印本,此本應與上述七種同,應為後印本[44]。而此七種與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有圖山海經》應屬不同,蓋如為相同本,應著錄一樣書名「有圖山海經」,而非僅「山海經」。

至於第三種因無法見得原書無法判斷是否為蔣應鎬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十分謹慎,且各書均經過目錄版本專家目驗數次方定案。其編輯方式凡是同一版儘量列在一起,這第三種分開列可見非同版。

故目前筆者所見蔣應鎬本最早的版本當推藏於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有圖山海經》。該書一部四冊,沒有書皮,但前有書衣,云:「彤雲子〈告示〉:『《山海經》紀自禹、益,惜無圖相。本堂鳩工繕鎸,圖篆精良,海內具眼者辯焉。』」是為坊刻本。是本書衣後依次有〈楊慎(1488-1559)序〉、〈郭璞序〉(不全,有缺葉)、〈總目〉並劉向〈敘錄〉,其後才為正文。是書每半葉9行,行20字(20.5cm x 13.6cm),白魚尾,共74幅圖。第一圖右上有「素明刊」字。是書共分四冊,冊一為卷一、卷二,冊二為卷三至卷五前21葉,冊三自卷五24葉至卷十,冊四自卷十一至卷十八。此本未鈐任何印記,惟扉頁內有一英文國會圖書館印記,作「國會圖書館。401865。1934.10.23。東方部。」當為美國國會圖書館30年代在中國某處古書店收購而得。蓋清以來藏家對坊刻的書多不重視。

筆者認為此本為最早蔣應鎬本,除上述所稱著錄書名不同外,尚有以下諸項:

1.近代目錄版本學家王重民(1903-1975)《中國善本書題要》稱此本為明刊本。惟不詳其與蔣一葵本先後。 

    原題:「晉記室參軍郭璞傳」。有圖七十四幅,第一圖題「素明刊」,卷末題:「廣陵蔣應鎬武臨父繪圖,晉陵李文孝希禹[金雋]」。書衣有彤雲子告白云:「《山海經》紀自禹、益,惜無圖相。本堂鳩工繕鎸,圖篆精良,海內具眼者辯焉。」按,蔣一葵校刻《山海經釋義》,有《圖》二卷,凡七十五幅,與此本插圖完全相同。蔣刻在萬曆二十五年,不知此兩本孰先孰後?[45]

2.是本第一圖有「素明刊」字樣。素明即刊工劉素明(1595-1655)[46]。據周心慧《中國版畫史叢稿》[47]與郭英德、王麗娟〈詞林一枝、八能奏錦編纂年代考〉[48]二文可知,劉素明不僅善刻,亦善繪為當時名家。他刊印書籍最早可追溯到萬曆末期,天啟、崇禛為鼎盛期。萬曆末期劉已20餘歲,應該是可能的。其時,他離開故鄉建陽到金陵找新工作。此部《有圖山海經》或許就是他在金陵的工作成果。其刊畫是書時間,筆者據蔣一葵時間推測約在萬曆471619)年稍早。他在金陵時,應該先在師儉堂蕭家工作,師儉堂亦為建陽蕭家在金陵開設的分部。透過此地緣關係,劉素明應該是在那裡從事在金陵的第一份工作。據今所見有劉氏刊印的實物,之後還在兼善堂、寶珠堂等書肆工作過,甚至還到蘇州、杭州工作。

至於劉素明的《有圖山海經》在何處刊印?因文獻無徵,不敢妄言。在此筆者僅就所見,加以揣測。從各書署名來看,在建陽刻者署「素明刻像」,如《孔夫子周遊列國大成麒麟記》;金陵師儉堂刻者署「劉素明(鐫)」,如《鼎[金雋]玉簪記》;金陵兼善堂刻者或署「素明刻像」,如《硃訂西廂記》,或署「素明刊」,如《警世通言》,後者則與《有圖山海經》同。而在蘇州刊版的《全像古今小說》(天啟年間)、《二刻增補警世通言》皆署「素明刊」,雖不能證明他就是在兼善堂刊刻《有圖山海經》的,但從人的習性看來,是書是在金陵一帶刊印是錯不了的[49]。而在金陵時期劉素明與金陵刊工陳聘洲有很密切合作關係。目前所見,劉素明繪鐫的版畫作品很多,戲曲有:《孔夫子周遊列國大成麒麟記》《有圖山海經》(萬曆年間)、朱墨套印本《硃訂西廂記》(天啟年間)、《硃訂琵琶記》(天啟年間)、《王季重先生批點牡丹亭》(1623年)、《新刻魏仲雪批點西廂記》(崇禎年間)。小說有:《李卓吾先生評點三國志演義》《警世通言》(1624年)、《禪真逸史》(1624年)、《古今小說》(天啟年間)等。另外還有《新刻灑灑篇》(天啟年間)和不明梓行地點及時間的作品《注釋評點古今名將傳》等。

從以上可知,他主要的戲曲小說作品插圖繪鐫活動是從萬曆後期開始的。但又不可能太晚過於蔣一葵本,故筆者傾向於萬歷四十七(1619)年稍前之說,應該是屬於在江浙早期之作。如此,應該可以證實一般論「是書刊於萬歷25年」刊印之非(如果是萬歷25年之說,劉尚在襁褓,不可能刊印)。

3.從此本與後述聚錦堂本[50]、和刻本比較來看,據日本學者小川琢治研究,日本刊本的底本有頗多經林羅山(1583-1657)改正者,其舉例說:

    〈南山經〉之首「招搖之山」,原本作「招搖之曰」,傍以朱文訂為「田」字,於其上記「田字愚按應『山』字」…[51]

    今所見《有圖山海經》作「曰」,清代聚錦堂本作「山」,日刊本作「田」。而此書當以清初流入日本,數量應該不多;日本刊本當據林羅山校本重刊。以現存所見三種版本推論,《有圖山海經》正符合小川所見之「原本」。

以上為筆者推論《有圖山海經》為明代最早的蔣應鎬本理由。至於其刊印時間,因《有圖山海經》未有任何牌記或註記,我們只能從蔣一葵本刊印時間推斷[52],因為蔣一葵本所據之圖是以蔣應鎬圖為藍本而來。又此本符合劉是時在金陵時間點,為劉素明在萬曆末期刊印的作品。蔣應鎬本刊印時間早於蔣一葵本,因此,筆者認為當在蔣一葵刊印《山海經釋義》的萬曆471619)年稍早一點,確切時間亦無可考,只能說在萬曆末期。刊刻地點可能在金陵。筆者所據理由如下:

1.蔣應鎬本據成化國子監本刊印,此本為吳人陳鑑所校;又蔣應鎬為廣陵人,劉素明又流轉江浙一帶,這點與金陵頗有地緣關係。此其一。

2.此本在金陵書肆,蓋其時蔣一葵堯山堂刊重新校訂的《山海經釋義》亦在金陵,又吳琯印的《山海經》《水經注》合刊(萬曆13年)本也在金陵。從此可見金陵書肆間對《山海經》刊印銷售之熱絡。我們知道金陵一地書商雲集,競爭激烈,福建書商且多在此設分號,徽州刊工或流轉金陵一帶。明胡應麟《經籍會通》即說到金陵一地書肆興盛狀況:「吳會、金陵擅名文獻,刻本至多,巨帙類書咸薈萃焉。海內商賈所資,二方十七,閩中十三,燕、越弗與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絕寡。[53]」此其二。

3. 金陵一地,自明以來即以刊印版畫為其特色,進入萬曆後又吸收徽派特色,在圖繪上漸趨精緻細巧。綜合徐小蠻《中國古代插圖史》一書與本書所顯示,是書版畫合於金陵一地特色,例如說,圖繪是一整版刊刻,採用單面或雙面大圖呈現;欲表現之主題在構圖上突出,「運用粗線勾畫,線條粗壯有力」等。對於融入部份徽派特色者,這象徵出版印刷不是固定的,刻工是具有流動本質,如圖旁刊印畫工名諱就是從徽派版畫特徵流於金陵者。[54]此其三。

五、蔣本在清代流傳情況

一般所稱蔣應鎬本有「聚錦堂」刊本,實此聚錦堂本為清康熙年間時所印,是為清代刊印本,與明代無涉。聚錦堂為清代金陵(南京)包括李光明莊、德聚堂等在內的幾個重要出版重鎮。從以上所論述,我們可以知道,明清書版買賣實是家常便飯。蔣應鎬、蔣一葵二本書版都在南京一帶轉賣,刊印流傳;進入清代以後,又經過校訂重刊,繼續流傳,聚錦堂本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筆者所見聚錦堂刊本蔣應鎬本《山海經》六冊。筆者曾於「孔網」見此本,其內容、行款全與上述《有圖山海經》同。惟其有扉頁有異,扉頁上書「太史汪舟次先生鑑定。圖繪全像。山海經廣註。聚錦堂梓」。按,汪舟次即汪楫(1626-1689)的字,號悔齋,安徽休寧人,寄籍江蘇江都。康熙十八年(1679)舉博學鴻詞科,列一等,授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可知此書清代時汪楫曾校訂過(如卷一〈南山經〉,《有圖山海經》作「招搖之曰」,清聚錦堂本已改為「招搖之山」)並以「山海經廣註」之名重印。

又馬昌儀《全像山海經圖比較》(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年8月)一書頁30所附聚錦堂本扉頁書影與此本略有不同,然相似度頗高,均有「太史汪舟次先生鑑定」字樣。由此可見,此書在清代亦頗受好評,連番重印。刊印時間在康熙初年以後,吳任臣《山海經廣注》刊行出版同時或稍前[55]

王崇慶《山海經釋義》清代亦有重印。此重印本也打著汪舟次重定名號,想必是曾流落同一家書肆,或假借汪氏為當時名人之故。此本今有藏於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沈津在所撰《書志》有一大業堂刊本《山海經釋義》(五冊)。其云: 

    此本有扉頁,刊「山海經廣註。太史汪舟次先生鑑定。圖繪全像。康熙己巳新鎸。玉堂重梓。」按康熙己巳為二十八年(1689)。[56]

    此本清代或為金陵一帶的玉堂所得重印,刊印時間亦在康熙28年。

六、《山海經》流傳日本

(一)《山海經》流傳日本

《山海經》何時傳入日本,我們從藤原佐世編著《日本國見在書目》(臺北縣:廣文書局,1972年7月)著錄或可見一端。

    《山海經》廿一卷(郭璞〈注〉,見,十八卷)。《山海經讚》二卷(郭璞〈注〉)。《山海經杪[抄]》一卷。《山海經略》一卷。《山海經圖讚》一卷。(頁40)

從上可知,遠在唐宋時《山海經》即已透過遣唐使傳入。而明末以降又有透過商舶傳入蔣應鎬、蔣一葵本。據《舶載書目》載,享保十、十一年(清初)有《山海經》輸入。同時又有《唐宋叢書》本《山海經》18卷,分別在享保五年、寬延四年輸入的紀錄。而《山海經釋義》,則據《舶載書目》載正德三年、四年、享保四年有十八卷(附圖一卷)《山海經釋義》(四本)列在書目。據此,在清初《山海經》多已輸入日本。

(二)日本翻刻本《山海經》

我們可知遠在明末清初,即有《山海經》在輸入日本。後來又見《有圖山海經》(即和刻本《山海經》)翻刻,可見該書在日本的受歡迎。然《山海經釋義》未見有相關文獻記載有日本翻印紀錄,也未找到有實物證據。

據日本江戶時期刊書目(如《寬文十年刊書目錄》《寬文十一年刊書目錄》《延寶三年刊新增圖書目錄》《天和元年刊書籍目錄大全》《元祿九年.寶永六年書籍目錄大全》《正德五年書籍目錄大全》)記載,可見有「《山海經》,七冊,晉記室參軍郭璞傳」紀錄。因此,寬文年間(1661-1672,當中國康熙初年)即有翻刻。其所據之本當是明末刊清印本,即蔣應鎬本。[57]蓋一則寬文年間當明末至康熙初年,聚錦堂本未出。二則明末本無刊印扉頁、牌記,日本刊本亦無。通常和刻中國古書會將中國書一模一樣刊刻,不可能有添加或刪減。三則,然日本刊本雖據明代刊本進行翻刻,但與明代刊本有所不同。據小川琢治研究,日本刊本的底本有頗多經林羅山(1583-1657)改正者,其舉例說:

    〈南山經〉之首「招搖之山」,原本作「招搖之曰」,傍以朱文訂為「田」字,於其上記「田字愚按應『山』字」…[58]

    今所見《有圖山海經》作「曰」,清代聚錦堂本作「山」,日刊本作「田」。亦可見其所據之本非清代傳入,而為明代之本,明矣。其訓點或許也是林羅山所為。為何選擇蔣應鎬本翻刻?筆者認為蔣應鎬本為較蔣一葵本早,內容相同,差異不大,且傳入日本亦較蔣一葵本為多之故。

    而這翻刻原因,吾人可以認為此書在日本受歡迎,為滿足讀者需要而等不及自中國輸入原本的時間與金錢而翻印。因為當時一艘貨船所運書籍並非全部是某一種書,量少加上(日本本地)需求強,才是翻印主要癥結。和刻本根據林羅山校改、訓點之《有圖山海經》而來,甚至連原刊《有圖山海經》之「素明刊」三字亦有之。[59]

    目前所見翻刻本(和刻本),據長澤規矩也《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調查有五種版本。其書頁146載:

《山海經》一八卷  晉郭璞注 明蔣應鎬畫  刊(前川文榮堂) 大  七
同         同 (後修、一八七四□寺)                  大  七
同         同(後印、河內屋吉兵衛,按,今藏日本內閣文庫)  大 五
同         同(文化八年印)                           大 五
同         同 (明治三五印、名、文光棠梶尾勘助)       大  七

上述五種本版中,筆者得經眼國內所藏有三種(打☆者,其中第一種有兩部,裝幀、刊印時間有異)。筆者目驗國內所藏三種亦發現,三種分別為不同時期所刊印,惟版權頁各異,可能書版經多次買賣。這在出版史上可說是一項活教材。而這五種版本,雖有冊數(七冊、五冊)不同,然筆者所目驗其中三種發現,實際上同一書版所印,惟裝幀不同,冊數有別爾。此亦可見此書在日本之流行狀況。筆者進一步從這三種印本字體觀察,發現某些字的斷版、缺筆痕跡宛若前後時間刷印造成。以下筆者將這些字提出,以作比較。

從以上可知,其字體相同,但為不同時期所印。筆者又對其行款、內容比勘發現,其幾處斷版處、字跡模糊者很明顯有加深之情況,可見其有時間順序,可以進一步斷定,書版皆為同一種,而不斷刊印所致。

和刻本書(扉頁)署「晉記室參軍郭璞傳」,皆圖74幅,每半葉9行,行20字。同於前述之《有圖山海經》,然有林羅山所注之日文訓點。以下就筆者所目驗的三種版本分別敘述之。

1.臺灣大學圖書館久保文庫藏本(18卷、7冊),無版權頁、有扉頁,白口、單魚尾,雙邊欄。前有楊慎〈序〉、郭璞〈序〉、〈總目〉(並劉向〈敘錄〉)。冊一為卷一,冊二為卷二,冊三為卷三、四,冊四為卷五,冊五為卷六至卷九,冊六為卷十至卷十四,冊七為卷十五至卷十八。張寶三編《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珍本東亞文獻目錄-日本漢籍篇》作「江戶(1603-1868)前期刊」[60]。鈐「它山藏書」「唐[塘]氏藏書」「臺北帝國大學藏書印」(方)、「臺北帝國大學圖書(長)、「久保天隨珍藏圖書」。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亦藏一部。此版筆者判斷應非原版初印,從某些字漫渙判斷(如卷一行五下雙行小注「二尺」之「二」字),應非初印本。筆者判斷或為寬文(1661-1672)年間版,刊板書商為前川文榮堂,或為長澤書著錄之第一種。

2.臺灣大學圖書館藏天明(1781-1788)以前大阪前川文榮堂版(18卷,封面作「五冊」,有「山海經五之幾」字樣,然扉頁書版作「全七冊」,是經重裝所致)白口、單魚尾,雙邊。冊一為南山經、西山經,冊二為北山經、東山經,冊三為中山經,冊四為海外經、海內南西北經,冊五為海外東經、大荒經。書扉頁作「晉記事郭璞傳 。山海經(全七冊)。大阪書坊。前川文榮堂」。觀其內文版刻行款亦同於久保文庫本,甚至斷版處、漫渙處也是一樣。是書有牌記版權頁,作「皇漢洋今古書類自家積年發兌セル者ト其集藏啻二充棟載車ノ夥キくロナラズ品位精工價程清廉以テ四方君子ノ愛顧ヲ待ツ。文榮堂藏版。阪府書林/區南久寶寺町四丁目八番地 /前川半兵衛」。此本或為長澤書之第一種,與久保文庫本或稍晚一點。〈序〉與前本皆同,惟楊、郭二〈序〉次序對調,或經重裝所致。

此版為前川文榮堂刊印,查長澤規矩也《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著錄的第一筆即前川文榮堂本(未署刊印時間)。又查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有幾部前川文榮堂印本的書,而著錄為寬文至天明年間刊印[61],故此本刊印時間或介於寬文至天明間。從斷版處看,筆者推斷,此本為長澤書所失收,當晚於久保文庫本,應寬文7年以後、天明(1781-1788)年間以前刊印。

3.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明治年間名古屋文光堂版(18卷,7冊,封面書「七之幾」字樣),白口、單魚尾,雙邊。分冊同臺大久保文庫本。書扉頁作「(按,當為「晉」字之誤)記事郭璞傳 。山海經(全七冊) 。尾陽書肆/文光堂藏」,有版權頁,作「明治三十五年四月讓定。書肆/知縣名古屋市/梶田勘助/三藏ツ町五丁目六十九番戶」。〈序〉內容與次序與久保文庫本同。鈐「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藏」「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藏書章」「大正十三年七月一日成富公三郎氏ヨリ寄贈」。是本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亦藏一部。

七、結語

    從本文探究,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蔣應鎬刊印的《山海經》,目前所見最早的是今藏美國國會圖書館的一本名為「有圖山海經」的本子,它是明中晚期(約萬曆47年之前)金陵書坊取當時監本為底本,聘請名家摹繪圖像出版。稍晚蔣一葵堯山堂據王崇慶《山海經釋義》配以圖出版,後書版轉賣大業堂,亦有印行。此本在清代書版數易,刊印多次。蔣一葵本的狀況也是差不多。清初書版又易,持續印行。

    江戶時期,蔣應鎬本傳入日本後開始有校正翻刻(王崇慶本反不見翻刻),文獻紀錄所見版本有五種之多。這些版本實是據同一書版重複買賣印刷,直至明治中期。亦可見在日本受歡迎程度。

    如將本文所述之版本繪為圖表示,可以如下表示:

參考文獻
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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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津主編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1年4月)
 
單篇論文
張公量跋山海經釋義  《禹貢半月刊》1:10  頁20-22
小川琢治著、蔣徑三譯山海經篇目考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100期  1929年10月
周心慧晚明版刻巨將劉素明  《中國版畫史叢稿》(北京市:學苑出版社)  頁67-73  2002年12月
杤尾武明蒋應鎬畫『山海經』:明刊本と和刻本  《成城國文學論集》29  頁1-221  2004年3月
杤尾武明蒋應鎬畫『山海經』續:明刊本と和刻本  《成城國文學論集》30  頁1-145   2005年3月
郭英德、王麗娟詞林一枝、八能奏錦編纂年代考  《文藝研究》2006年8期  頁55-62  2006年8月。

附錄書影

《有圖山海經》(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聚錦堂本之一(孔網)

聚錦堂刊本之二(《全相山海經比較研究》)

和刻本《山海經》(臺大久保文庫藏)

和刻本《山海經》(臺大藏)

和刻本《山海經》(“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

王崇慶《山海經釋義》(“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蔣一葵《山海經釋義》(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  本文於2011年在臺北政治大學主辦的「道南論衡全國漢學研究生研討會」發表,承王國良教授提供不少建議,會後再經修改收入《2011道南論衡--全國漢學研究生論文集》(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頁1-22,2012年6月)。
注釋:
[1]  對蔣應鎬刊印《山海經》的研究,有日人杤尾武的兩篇文章:1.〈明蒋應鎬畫『山海經』:明刊本と和刻本〉,《成城國文學論集》29,頁1-221,2004年3月;2.〈明蒋應鎬畫『山海經』續:明刊本と和刻本〉,《成城國文學論集》30,頁1-145, 2005年3月。這兩篇文章臺灣未見有典藏,感謝王國良老師會後提供筆者參考,是文主要以影印日本內閣文庫藏《山海經》明刊本並與和刊本比較的細部研究。
[2]  見[宋]王堯臣編:《崇文總目》(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7月),上冊,頁87。
[3]  見[宋]晁公武:《郡齋讀書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0月),頁338。
[4]  見[]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頁237-238。
[5]  是說詳見[清]吳任臣:〈山海經廣注序〉。然任臣本,筆者曾初步探究,其多為坊刊據《三才圖會》之書所加,此不贅述。
[6]  引見於[明]晁瑮:《晁氏寶文堂書目》(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1月),頁186、199。
 又見於[明]趙定宇:《趙定宇書目》(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1月)頁50、115、177。
[8]  引見於[明]高儒:《百川書志》(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1月),頁69、72。
[9]  引見於[明]徐氏:《徐氏紅雨樓書目》(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1月),頁278。
[10]  引見[清]黃虞稷、瞿鳳起、潘景鄭整理:《千頃堂書目(附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頁212、406。
[11]  以上見於[清]錢曾:《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錄彙編》(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1月),頁77。
[12]  引見於[清]沈復粲:《鳴野山房書目》(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1月),頁166-167、33、168。然此實為[清]祁理孫之藏書目,誤題為沈復燦(1779-1850)者。
[13]  引見[清]黃丕烈、顧廣圻撰:《黃丕烈書目題跋顧廣圻書目題跋》(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1月),頁132。
[14]  引見[清]孫星衍;《平津館鑒藏書籍記》(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頁186。
[15]  引見[清]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頁390。
[16]  見[清]丁日昌:《持靜齋書目》(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頁383。
[17]  見[清]邵懿辰:《增定四庫目錄簡明標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7月),頁599-600。
[18]  引見[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4月),頁584。
[19]  這系列圖在《四庫總目》評王崇義《山海經釋義》時批評說:「其圖亦書肆俗工所臆作。不爲典據。」
[20]  以上分別見於[明]周弘祖:《古今書刻》(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1月),頁326、334、341、354、365。
[21]  引見[明]趙文纂修、袁銛續修:《景泰建陽縣志》,收入《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六明代卷第三冊,頁209。
[22]  引見[明]馮繼科等纂修:《嘉靖建陽縣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冊三十一,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6月,葉三十。
[23]  如小川琢治認為是書有「嘉靖十六年王氏〈自敘〉及嘉靖十七年〈趙維垣序〉,惟缺圖三卷。」引見小川琢治著、蔣徑三譯:〈山海經篇目考〉(《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100期,1929年10月)。
[24]  所謂「覆刻」,即將原本之書拆開,貼於版片上,依樣雕撰。詳見姚伯岳:《版本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12月),頁101。
[25]  引見《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53。
[26]  據趙浚谷〈海樵子序〉稱:「端溪先生中年(按,約54歲)棄官,歸於澶淵(按,開州)之上,…歸隱十五年,至嘉靖乙巳歲(24年,1545)詔為陝西行太僕寺卿,寺治居陝之平涼。…」引見《趙浚谷先生文集》卷5(收入《續修四庫》集部87冊),頁322。
[27]  趙維垣字師德,貴州永寧人。嘉靖11年(1532)進士,選庶吉士,歷浙江僉事,累官至福建布政使,有《攻玉稿》。生平詳見《宗子相集》卷13〈贈左方伯趙公入覲敘〉、過庭訓:《明分省人物考》卷215、《萬曆江都縣志》卷18〈寓賢〉等。
[28]  見過庭訓:《明分省人物考》卷215。
[29]  [日]杤尾武主嘉靖十七年之說,見氏著〈明蒋應鎬畫『山海經』:明刊本と和刻本〉(《成城國文學論集》29,2004年),頁5。
[30]  另據張公量〈跋山海經釋義〉(《禹貢半月刊》1:10,頁20-22)云王崇慶本亦有初印、後印之別,初印於嘉靖十六年,後印於十七年,所差即在後印本增〈趙維垣序〉一篇。但這樣說法筆者持保留態度。蓋如有此二刻,根本不可能。果真如此,那又要如何解釋蔣一葵本稱王本「刻於河汾」?難道又有第三刻?
[31]  此書無戰前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印記,依所鈐印記應為圖書館改制為「“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後所得(前此為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且早年該館編的《善本書目》《普通本線裝書目錄》未見該書,1991年該館編的《線裝書目錄》始見。又依「慧峰居士」鈐印或為林子青(1910-2002)先生所贈。子青,福建漳州人,號雪峰居士。少年出家為僧,法名廣甫,字慧雲。著《弘一大師年譜》《弘一法師書信》《弘一大師新譜》《弘一大師全集》。還俗後,仍為佛教文化和教育事業而獻身,專攻佛教文史及房山石經之研究,並執教大陸各佛學院所。
[32]  一般所論(如《中國古籍善本總目》著錄)堯山堂本在萬曆25(1597)年刊印是根據蔣一葵〈重刻序〉稱:「會今萬曆丁酉(25年,1597),董誼翁座師榷稅吳關間出舊論,命定魯亥,重付剞劌。」此句筆者解為在萬曆25年才開始校定勘誤,並不是已經刊版印行完成。且蔣一葵重刊本有趙維垣〈序〉署萬曆己未(47年,1619)。而且較早的蔣應鎬本所附圖與此本相似,似不可能早於這個時間,關於蔣應鎬本討論見後,故不可能在萬曆25年(1597)刊印。
[33]  引見江澄波等著:《江蘇刻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頁212。
[34]  引見《中山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1982年),頁179-180。
[35]  引見《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737。
[36]  此本與《歷代山海經文獻集成》所收次序略不同,《集成》本依序為目次、趙序(1619)、圖1卷、正文。然《集成》本與大業堂本斷版處均同,應該不是堯山堂版,不知其因如何?
[37]  詳見戚福康:《中國古代書坊研究》(北京市:商務印書館,2007年7月),頁169。
[38]  見[清]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4月),頁658-659。
[39]  見[清]邵懿辰:《增定四庫目錄簡明標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7月),頁599-600。
[40]  白口為典型明代中葉以後刻本特徵,臺灣國家圖書館藏胡文煥萬曆(1608)刊本亦同。
[41]  見[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4月),頁584。
[42]  見[清]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七〈明時官刻書只准翻刻不許另刻〉條。
[43]  見沈津:《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4月),頁1155。另據該館線上目錄查得,該館所藏四冊,著錄為崇禛年間刊印,「卷端楊慎序題: 山海經圖」,其行款「九行二十字,四周單邊、白口、單魚尾、框高 20.7cm x13.6cm」與國會館相似,故或可確定此本為後印本。
[44]  又日本國會圖書館、內閣文庫(今公文書館)均藏一部四冊蔣應鎬本《山海經》,著為「明刊本」,或許此本亦同耶?引見嚴紹璗:《日藏漢籍書錄》中冊(北京市:中華書局,2007年3月),頁1248。
[45]  見王重民:《中國善本書題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4月),頁393。此書主要是王氏1930年代在美國國會圖書館鑑定該館館藏古籍版本的記錄。其所稱萬曆25年應該只見到蔣一葵序,而未見到趙維垣萬曆己未(47,1619)〈序〉而誤判。又此本插圖與蔣一葵本同,惟蔣一葵本多一幅,推論應該是書坊為求牟利,取蔣應鎬本略加一圖刊印,蓋後出之本。
[46]  劉素明是哪裡人,歷來有三說:(一)鄭振鐸主武林說,影響較大。(二)謝水順主金陵說。(三)王重民主建陽說。目前可以見到劉素明刊版的版畫有建陽、金陵、杭州、蘇州等地。依周心慧先生〈晚明版刻巨將劉素明〉(收入氏著《中國版畫史叢稿》,北京市:學苑出版社,2002年12月,頁67-73)一文結論認為劉素明本建陽人氏,後建陽地區版畫中衰,而至江浙一帶四處為人刊版維生。而《有圖山海經》末署劉素名為「武林」(杭州),或可以想見劉氏當時已經寄籍於武林,但為生計往返於金陵、武林間。
[47]  引見周心慧〈晚明版刻巨將劉素明〉,收入氏著《中國版畫史叢稿》(北京市:學苑出版社,2002年12月),頁67-73。
[48]  引見郭英德、王麗娟〈詞林一枝、八能奏錦編纂年代考〉,《文藝研究》2006年8期,頁55-62,2006年8月。
[49]  以上所引各書皆據周心慧〈晚明版刻巨將劉素明〉一文。
[50]  一般所論聚錦堂本實為清代刊本,詳後。
[51]  引見小川琢治著、蔣徑三譯:〈山海經篇目考〉(《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100期,1929年10月)。
[52]  蔣一葵本刊刻時間應稍晚於蔣應鎬,據其序稱「萬曆乙未」,乙未當47年,故時間當在47年稍早。
[53]  見胡應麟:《經籍會通(外四種)》(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8月),頁49。
[54]  詳見徐小蠻:《中國古代插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2月),頁89-115。
[55]  《山海經廣注》也是坊刻,在清代刊印頗為盛行。是書以吳任臣《山海經廣注》為底本,並加圖像而成(原吳書無圖像)。
[56]  見沈津編:《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4月),頁1156。
[57]  小川琢治亦言「今於日本書肆中,發見有日本本《山海經》十八卷七冊者,閱數本,無一記有刊行年月。元祿三年之《書籍目錄》中雖列入此書,但據此僅知其為元祿(1688-1703)以前之舊刻而已。」見引見小川琢治著、蔣徑三譯:〈山海經篇目考〉(《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100期,1929年10月)。
[58]  引見小川琢治著、蔣徑三譯:〈山海經篇目考〉(《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100期,1929年10月)。
[59]  早期學者,如小川琢治甚至不明日刊本《山海經》所據版本,其云:「此書當屬中國明清間之普通本,甚明。惟不詳其覆刻明本中何時代之刻本,頗以為憾。」引見小川琢治著、蔣徑三譯:〈山海經篇目考〉(《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100期,1929年10月)。
[60]  引見張寶三編:《臺灣大學圖書館藏珍本東亞文獻目錄-日本漢籍篇》(臺北市: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年7月),頁64。
[61]  筆者查《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稿》有以下三種:
1.《宋名臣言行錄》十卷《後集》十四卷,六冊,大阪前川文榮堂印,卷末有寬文七(1667)年丁未冬十一月雙邊牌記,此牌記與《山海經》同。
2.《訓點郭注莊子》,十卷,千葉玄之。日本天明3(1783)皇都書舖植村右衛門文榮堂書房書刊千葉玄之再校服部南郭本
3.《本朝列女傳》十卷,十冊,安弘忠撰,寬文八年前川文榮堂刊本。

注:本文发表于《2011道南论衡》(台北: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页1-22,2012年6月),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以该书为准。感谢郭明芳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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