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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基《石台孝经》隶书拓本

2019-11-19  大漠韵音

李隆基《石台孝经》隶书拓本

名家书画鉴赏 2019-11-18 14:36:28

唐开元元年(713年),临淄王李隆基经过两次政变夺权,立父唐睿宗,后又黄袍加身,史称唐玄宗(唐明皇)。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唐玄宗诏令天下家藏《孝经》,以为子弟勤学。次年,他又亲自书写《孝经》,刻碑以示天下,记录了唐代盛行的“以孝治天下”思想。

《石台孝经》刻于唐玄宗天宝四年(745年),高620厘米,共4面,每面宽120厘米,因碑下有三层石台阶而得名,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此碑碑文《孝经》为文帝孔子所撰,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作序、注解和书写,唐肃宗李亨题写碑额,集“三帝”人文于一身,被誉为“西安碑林第一碑”。

唐玄宗书法媲美唐太宗,善行书,尤工八分章草。《石台孝经》得汉隶之精髓,风骨巨丽,丰厚腴美,清丽多姿,神采飞扬,堪称历代帝王最美隶书。

李隆基《石台孝经》隶书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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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的《孝经序》略解

唐玄宗的《孝经注》的内容,在后文《孝经》的解读中会引用并解释。唐玄宗的这一名《序》,可分为五段,我们不妨逐一讲读一下。

朕闻上古其风朴略,虽因心之孝已萌,而资敬之礼犹简,及乎仁义既有,亲誉益著。圣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于是以顺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扬名之义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是知孝者,德之本欤?

按,这一段大意是,我听说上古时候民风教化是朴质疏略的,虽然因应自然的亲爱父母之心的孝已经萌生,但是取其恭敬礼节的犹尚简少,等到已有了仁义之说,那么亲爱的声誉日益显著了。圣人知道孝道是可以用来教化人民的,所以就严而教敬,就亲而教爱。于此因顺移孝为忠之道昭彰,立身扬名之义也彰显了。孔子说:“我的心志在于《春秋》,德行在于《孝经》。”此可知道孝是道德的根本。

《经》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朕尝三复斯言,景行先哲,虽无德教加于百姓,庶几广爱刑于四海。嗟乎,夫子没而微言绝,异端起而大义乖。况泯绝于秦,得之者皆煨烬之末;滥觞于汉,传之者皆糟粕之余。故鲁史《春秋》,学开五传;《国风》、《雅》、《颂》,分为四诗。去圣逾远,源流益别。

按,此段大意是,《孝经》说:“往昔圣明之王用孝治理天下,尚且不敢遗弃小国之臣,而何况对于那些公、侯、伯、子、男呢?”我曾经多次读思此言,景行先哲;虽没有德教施加于百姓,但希望博爱能作为四海典型。嗟叹啊,夫子逝世而微言渐绝,异端兴起而大义乖离。况且又于秦代被灭绝,后来所得到的皆秦焚书后之微末。《孝经》传播滥觞于汉,醇粹既没,则余下糟粕在流传。所以鲁史《春秋》,此学分为五家之传;《国风》、《雅》、《颂》,此学分为四家之诗。离开圣人越加远,源流也日益多别。

近观《孝经》旧注,蝽驳尤甚。至于迹相祖述,殆且百家。业擅专门,犹将十室。希升堂者,必自开户牖。攀逸驾者,必骋殊轨辙。是以道隐小成,言隐浮伪。且传以通经为义,义以必当为主。至当归一,精义无二,安得不翦其繁芜,而撮其枢要也。

按,此段大意是,近观《孝经》的旧注,尤其驳杂不堪。至于追随效法前人的,约将近百家。业擅专门的,将近有十家。希望升堂入室的,必定自己另辟门户。想攀上奔逸车驾的,必定驰骋于别的轨辙上。因为这样的穿凿附会,也就使得大道隐于小道之所成中,至言隐于浮伪荣华之内了。且传注以通畅经文为要义,要义必定以得当为主宰。至极得当就是能会归于一,使得精妙之义无二,怎么能不翦除那些繁芜,而撮取那些枢机要道呢?

韦昭、王肃,先儒之领袖。虞翻、刘邵,抑又次焉。刘炫明安国之本,陆澄讥康成之注。在理或当,何必求人?今故特举六家之异同,会五经之旨趣;约文敷畅,义则昭然;分注错经,理亦条贯。写之琬琰,庶有补于将来。

按,此段大意是,韦昭、王肃,是先儒的领袖。虞翻、刘邵,则又次于其后。刘炫阐明孔安国的古本,陆澄讥讽郑康成的注释。若在理论上或能允当,又何必责怪其人呢?所以如今特举六家之异同,会合五经的旨趣;省约文字而遍布通畅,经义则昭然;分注错杂于经文内,而条理则贯通。写在琬琰美玉之圭上,庶几有补于将来。

且夫子谈经,志取垂训。虽五孝之用则别,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数句;一句之内,意有兼明;具载则文繁,略之又义阙。今存于疏,用广发挥。

按,此段大意是,再说夫子谈《孝经》,心志在于能取垂训今后,虽五孝之所用则有区别,但百行之孝的源头不殊。因此一章之中,共有数句;一句之内,意有兼相说明的;具载的话则文字繁琐,省略则又会文义空阙。今留存于疏中,以能广为发挥。

西汉及魏晋,经过宋齐梁陈,注解《孝经》的近百家,至于有唐之初,虽然备存秘府,而简编多有残缺,当时流传的唯孔安国、郑康成两家之《孝经》注;另外就是梁代的皇侃《孝经义疏》,然而多纰漏谬误,理昧精研。因此唐玄宗朝,召集群儒学官,使集议《孝经》的注解。这就有了刘子玄(刘知几)辨郑玄的《注》有十谬七惑,司马贞驳斥孔安国的《注》多鄙俚不经,其余诸家注解,皆荣华其言,妄生穿凿。于是唐明皇就在先儒的注释中采集菁华,删除烦乱,萃取义理,把允当的用为注解,至于天宝二年(743年)注成,颁布天下,并自己用八分隶书书写,勒石于石碑,这就是“石台孝经”。

此序言很简短,但要言不烦,就像他的注那样。我们如果读过唐玄宗的《孝经注》,又读过他的《孝经序》,可以看到这位皇帝非常重视《孝经》,其中的原因是大可研究的。如果简单地归纳一些,主要有三点:

其一,以孝治家。皇家的内部秩序要整顿好,也确实不容易,唐玄宗自己就亲身经历过好多的事情,比如太平公主的作乱,又如自己和太子以及诸子的关系处理上,再如自己和其父在皇位继承问题上,还有自己和儿子在皇位的继承问题上。唐玄宗希望通过提倡孝道,把皇家的内部秩序整顿好。

他一方面宣扬《孝经》,一方面自己也做出样子来,有记载说“上素友爱,近世帝王莫能及之”。比如初即位的时候,唐玄宗特地做了长枕头、大被子,与兄弟宋王、申王、岐王、薛王、豳王同寝。宫殿中还设立五幄,与诸王更处其中,称为“五王帐”。明代李贽在《史纲评要》中说了三个字:“近儿戏!”确实为入木三分之评。然而,再反思一下,也并非全是儿戏,在某些历史时段中皇帝的这些做法也会起到一定的凝聚作用的。甚至这也成为一个教育皇家后代的著名的典故而流传不息,如焦编辑的教育皇家后代的《养正图解》就选择了唐玄宗的这一则故事。

其二,以孝治国。《孝经》中的一个重要智慧就是“孝治”,将“移孝为忠”、“以顺移忠”成为治国的重要做法。唐玄宗重视这一点,因此召开类似今天的高层的学术讨论会,研讨《孝经》的有关问题,还自己亲自作注,并撰写《孝经》全文立于学官,等等。他能取得“开元盛世”的盛况,也许和这种倡导与做法不无关系。但是他的误国,被赶下皇位也和没有很好地实践《孝经》有关。比如《孝经》强调要纳谏,他后期没有做到;而如果对照《圣治章》的那些内容,他全背道而行了。比如“六事”之与“六可”,如“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他都没有做到,如此却能不栽跟斗,那才怪呢!“安史之乱”以后,这位皇帝对此应该有一番更加触及灵魂的体会了。历代有许多皇帝都关心《孝经》,提倡孝道,也许主要就聚焦在这两大问题上吧。

其三,文化建树。唐玄宗在文化建设上也是有一定的贡献的,其他不烦说,比如《孝经》的整理、注释以及推广就是一大贡献。今天《十三经注疏》中只有一位皇帝留下了他的著作,那就是唐玄宗的《孝经注》,而西安碑林的“石台孝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宝级文物。如果我们参观泰山,登上南天门,来到大观峰,面对唐玄宗的《纪泰山铭》大片摩崖,高二丈六、宽丈五,二十四行,每行五十一字,共一千多字,金光闪烁,会被它的壮丽而震撼的。明代的王世贞《州山人稿》云:“虽小变汉法,而婉缛雄逸,有飞动之势。余尝登泰山,转天门,则见东可二里穹崖造天,铭书若鸾凤,翔舞于云烟之表,为之色飞。”笔者尝驻足于西安碑林的“石台孝经”之侧抚摸再三,亦曾仰望巍巍泰山《纪泰山铭》摩崖感慨再三,一代唐明皇早已成为了一黄土,而这些文物却在天长日久地倾诉着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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