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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可以当文学来读吗？某些时候，在某种状况下，也许可以。例如 1967年10月8日，一小队玻利维亚突击队员在苏克雷东边荒野的伊格拉 村附近设下埋伏，一小撮游击队就在长满矮林的小山沟里中伏，其中两人 遭到生擒。一位是玻利维亚游击队的革命斗士，只知叫威利。另一位则是 埃内斯托・“切” ·格瓦拉，古巴革命的英雄，当时在玻利维亚境内带领 游击队，进行玻利维亚总统雷内·巴里恩托斯将军说的“外国侵略行动”。安德烈斯·塞利奇中校收到消息，匆匆跳上直升机往伊格拉村飞去。在小村破败的校舍内，塞利奇和生擒的俘虏谈了四十五分钟。“切”生前最后几小时的遭遇，直到1990年代末期都鲜为人知。在噤口二十九年后，塞利奇的遗孀终于同意将塞利奇当年为那一场会谈留下的笔记，交由美国记者约翰·李·安德森参阅。除了是重要的史料，塞利奇的笔记看了也教人感伤，因为它留下了一个人生前最后的话语，由他的敌人带着敬意记录 下来。“指挥官，我觉得你好像有一点沮丧，”塞利奇说，“可以说一下你 怎么会给我这样的感觉吗？”“我失败了，”“切”回答，“全完了，所以你才会看到我这样子。”“我是古巴人，也是阿根廷人、玻利维亚人、秘鲁人、厄瓜多尔人…… 你懂吧。”“你看不出来这里的农民过的是什么日子？” “切”问他，“他们几乎跟野人一样，穷得教人椎心，只有一间房既当卧室又当厨房，没有衣服穿, 像动物一样被遗弃……”“不对，不一样。” “切”回击，“我不否认古巴一样有很穷苦的民众, 但［最起码］农民还能怀抱进步的幻想。玻利维亚这边就不一样了，生活没有一点指望。出生时这样，死时还是这样，永远看不到人的境况有一丝 丝的改善。”美国中情局要留“切”活口，只是命令可能没送到古巴籍的中情局探员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手上吧，他是负责此次行动的美方主管。翌日，“切”遭到处决。为了制造俘虏死于作战中的假象，行刑手还故意先朝他的四肢开枪。尚未气绝的“切”在地上痛苦扭动，“明显还用嘴咬住一只 手腕，免得痛叫出声”，最后一枪正中他的胸口，导致肺脏积满血水。“切” 的尸体由飞机送到巴耶格兰德镇，展示长达两天，供官员、记者、镇民参观。塞利奇还连同几位军官一起站在格瓦拉的头旁边，摆姿势拍照。之后，格瓦拉的尸体就“消失”在巴耶格兰德镇的小机场附近，坟地未作标记。死去的“切”于多张照片的遗容，还真是很难教人不联想到死去的耶稣(半裸的瘦削身躯，一脸胡须，痛苦的脸庞)。格瓦拉也就此成为我这一代不可或缺的偶像，在1959年古巴革命爆发时，我这一代人还不满十岁呢。切·格瓦拉的死讯传到我耳里时，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读大一已近期末，而我也只读了这么一年。暖暖的10月(1967年入夏特别早)， 我和几位朋友正计划去南方旅行，准备到巴塔哥尼亚安第斯山脉露营。那 一带我们很熟，高中那几年的暑假，大半都在那里作野外徒步旅行，由几位热心的左翼学长带队。他们的政治信仰从保守派斯大林主义到思想自由的无政府主义，从抑郁寡欢的托洛茨基主义到帕拉西奥的阿根廷式社会主义都有。大家围着营火坐成一圈的时候，他们带的书包每每被我们抢夺一空, 里面有布拉斯·德·奥特罗I聂鲁达的诗集，萨基和胡安·鲁尔福的短 篇小说，阿莱霍·卡彭铁尔和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的小说。看到科塔萨尔有一篇短篇小说从“切”的日记摘下一句话作题辞，我们就讨论古 巴革命的理想。我们唱歌，从西班牙内战的歌曲唱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从慷慨激昂的《伏尔加船歌》唱到猥亵的伦巴小曲《我的小亲亲大腿好丰满》, 还唱各种探戈，以及一首又一首阿根廷的桑巴。不说是大杂烷还真不知该 怎么形容。去南方露营，不仅是旅行而已。我们的巴塔哥尼亚可不是布鲁斯·查特文的。几位带路的学长以澎湃的少年热情，要带我们去认识阿根廷社会不为人知的一面一我们这些人窝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舒适住家、永远没办法认识的一面。我们住的富裕小区周遭也有贫民窟一我们叫作悲惨村一天下午，在埃斯克尔镇附近，几位学长带我们走到一处巍峨、崎岖的峡谷。我们排成一字纵队前进，心里纳闷这样一条石头小路，尘土飞扬，风景又不好看，是要走到哪里去？等到爬上了峡谷的岩壁，就看到那里开了好些口子，像是通往洞窟的入口，洞口露出一张张瘦削憔悴、满是病容的脸，男女老少皆有。几位学长领着我们一行人穿过峡谷走过去再走回来， 从头到尾一声不吭。不过，入夜后架起了帐篷，他们就开口为我们说明白天所见的那些人过的是怎样的日子：以岩洞为家，像动物一样；平常以当 农工打零工糊口，生养的孩子没几个活得过七岁。翌日，我有两个同学就 开口问他们的学长，怎样可以加入共产党。其他人走的道路就没那么平静 To有几人在1970年代成为对抗军方独裁的斗士，其中一位，马里奥·菲 尔梅尼奇，更成为阿根廷“庇隆主义左翼城市游击队” (Montoneros) 的嗜血队长，多年一直名列军方头号通缉要犯之列，虽不是美名，但也够响亮了。“切”的死讯虽是无比沉重的打击，却也不出意料之外。“切”在我这一代等于是社会的英雄化身，我们大都知道自己永远无法成为他。坚韧不拔又狂放不羁，这般特异的结合体对我这一代有强大的魅力；即使是追随在“切”身侧的人，“切” 一样是完美的化身。他生前在我们眼中便已是传奇，我们认为他所展现的英雄气魄是不朽的。所以，听到罗德里格斯，也就是那个美国中情局的奸诈特务，在“切”死后忽然开始为哮喘所苦，仿佛逝者生前的痼疾转移到他身上，我们一点也不意外。“切”看到的我们同样看得到，对于“人的境况”根深蒂固的不公， 他感受到的愤慨我们同样感受得到；不过，他不像我们，他主动采取行动。纵使他用的手段可争议，纵使他的政治哲学肤浅单薄，纵使他的道德观冷 酷无情，纵使他最终的目标根本就难如登天，但在当时（说不定现在依然 如此），更重要的是这一事实：他勇于反抗他认定是错的事，虽然他也始终不确定到底怎样才对。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塞尔纳（这是他原本的全名，出名之后，才缩减为简单的“切” ）,1928年5月14日生于阿根廷的罗萨里奥市，但为了掩盖他父母仓促成婚的理由，他于出生证明的生日被改写为“6月”。他父亲那一边的先祖早年随西班牙征服者来到阿根廷，在亚热带气候的米西奥内斯省拥有一座大农场。由于格瓦拉有困扰终生的哮喘痼疾，他们一家搬到了气候更有益于健康的科尔多瓦省，后来又于1947年移居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格瓦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读医，拿到了医生的头衔之后，出发前去探索拉丁美洲大陆，“看遍大陆惊险刺激的奇景”。格瓦拉迷上了所见的一切，难以放弃浪游的人生。他从厄瓜多尔写信给母亲，宣布他已经蜕变为“百分之百的冒险家”。格瓦拉于其“壮游”期间遇见众多人物，有一位特别教他难忘：一位他在危地马拉遇见的、逃离集体迫害（pogroms）的老马克思主义者。“你死的时候要紧紧握拳，咬紧牙关，”这位浪迹天涯的“提瑞西阿斯说，“彻底证明你的恨，证明你的战斗，因为你不是象征，你是正在瓦解的社会里真正的一份子，蜂群的精神正在透过你的嘴讲话，渗透在你的行动当中；你和我一样有用，只是你不晓得为了这个牺牲你的社会，你所作的付出用 处有多大。”格瓦拉绝想不到这老人家已经为他写好了墓志铭。格瓦拉在危地马拉对政治冲突的认识变得特别敏锐，也头一次对革命的理想有所认同。他先是在危地马拉，未几又在墨西哥，认识了几位古巴流亡人士，他们都是对抗古巴独裁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的领袖。巴蒂斯塔的腐败政权令当时的作家海明威和格雷厄姆·格林既入迷又排斥。当时美国中情局派驻中美洲的探员戴维·菲利普斯，凭他对“乱党”的灵敏嗅觉，注意到有这样一位年轻的阿根廷医生，便开始搜集数据，建立他的档案一这份档案经年累月下来，将成为美国中情局史上最厚档案之一。1955年6月，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第一次见面，地点在墨西哥。早在1948年，卡斯特罗还是读法学院的二十一岁学生时，便已经在筹谋 推翻巴蒂斯塔。他对这个阿根廷人一见如故，而其他古巴革命人士已经开 始用阿根廷人日常打招呼的用语“切” 1来称呼这个阿根廷人了。格瓦拉在日记也写过：“我觉得我们两个气味相投。”格瓦拉写得没错。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之后，格瓦拉试图追寻伟大的革命续篇。他把眼光放到了未来：古巴革命有了结果，他相信革命志士会将战火朝邻近的国家扩散(而以玻利维亚为首选)。所以，他们要在玻利维亚挑起战事，推翻寡头政治和在他们背后撑腰的帝国主义主子。战争到最后一定会把他们 最大的死对头一美国，逼得跳下火坑。这样一来，拉丁美洲各国就可以团结起来，对抗“外国入侵势力”，在本土大陆击溃帝国主义。“切”的 战争不在于反抗一切形式的权力，甚至不在于反对“阶层社会” (tiered society)这样的观念。他才不是无政府论者，他认为社会需要有组织的领导，想象成立“泛美洲国”，由手段强硬但讲道德伦理的政府统治。法国历史学家雅克琳娜·德·罗米伊写过一本小书《探求自由的古希腊》, 谈古希腊人对自由的看法。她指出，安提戈涅的反叛不是在排斥权威本身， 相反，她是在服从一项道德律，而不是专断的命令。格瓦拉应该也一样觉 得他不服从这样的道德律不行，为此他愿意牺牲所有的事、所有的人，他自己当然也包括在内。但我们也知道，革命的战火始终未曾烧到玻利维亚的战场之外。格瓦拉是否认识到自己的牺牲用处到底何在，这个问题并没有答案。然而，即使如今贪婪几乎升华成道德，企业的野心凌驾于单纯的社会 （遑论社会主义的）考虑之上，格瓦拉的理想并未因政治挫败而沦为绝响。在某种程度上,他成为了又一个富有个性的拉丁美洲人物，和埃米利亚诺·萨帕塔、潘乔·比利亚一样，头像常常印在T恤或是购物袋上。玻利维亚的国家旅游局还招揽旅行团，到格瓦拉人生最后一战的地点和曾展示遗体的医院去。不过，格瓦拉留给后世的，绝不止于此。格瓦拉的面容一不论是生前头戴五星贝雷帽，还是死后双眼宛若能看到我们身后般凝视一似乎依然涵括着一种从广阔的、英雄史诗式的视角看待男人和女人在世间的角色的观点，而这样的角色如今在我们看来，似乎完全超乎我们的能力或 兴趣。格瓦拉无疑是“人如其形”的写照。英烈的故事必须搭配图像，才能相得益彰。生前，蒙面侠佐罗和侠盗罗宾汉（通过道格拉斯·范朋克和埃 罗尔·弗林）将他们的容貌赋予了他，在大众的想象中他等于年轻版的堂吉诃德、拉丁美洲版的加里波第。死后，正如巴耶格兰德医院的修女所说， 她们偷偷剪下一小缙格瓦拉的头发好放进圣龛，那时的他就像耶稣基督被人从十字架放下来时一样，围在他身边的穿深色制服的人，也像身穿现代 服装的古罗马士兵。在某种程度上,格瓦拉死后的容颜盖过了他生前的相貌。导演费尔南多嗦拉纳斯拍的纪录片《燃火的时刻》（1968）长达四小时, 为阿根廷的历史从草创到格瓦拉遇害留下了精彩的大事纪，其中一段很有名：镜头对准格瓦拉了无生气的脸，一停好几分钟，逼观众向格瓦拉致敬。是他，在不公不义面前代我们发泄立起而行的冲动；是他，为我们承担良 心不安的啃噬。观众看着他的脸不禁扪心自问：他，是在什么时候，不再只是哀叹世上的苦难，不再只是可怜穷人的命运，不再只是开口痛骂当权 者贪得无厌，而是越过了界线，开始动手去做，身体力行，力挽不公不义 的狂澜？格瓦拉是何时越界的呢？说不定真的找得到时间点。1957年1月22日，格瓦拉第一次动手杀人。格瓦拉和一批游击队同志走在古巴一处灌木丛中，时值正午。忽然有一名士兵从一栋小屋朝他们开枪；小屋离他们站的位置 不到七十英尺。格瓦拉发射了两枪。第二枪正中该名士兵，士兵倒地。此前，面对弥天盖地的不公不义，格瓦拉心头的义愤再澎湃，也只能借拜伦式的姿态发泄，拿19世纪铺张华丽的调调写一写蹩脚的诗文；要不然就写文谄谄、掉书袋的散文，这样的散文在拉丁美洲叫作“富有革命气息”，却只是乱塞一些就职大典的辞藻和虚浮华丽的比喻罢了。不过，初尝杀人 经验之后，有些什么改变了。原本热切但传统的知识分子格瓦拉，此后摇身一变成为行动派，再也不会回头。步向这样的命运，可能也是早已注定， 即便他身上的一切似乎都联合起来反对他走这一步。格瓦拉备受哮喘折磨，讲话时间一长就无法连贯成句，长时间行军就 更别谈了。出身于一个从不公体制中获益的阶级，却挺身而出要打倒这样的阶级，个中的悖论他当然心知肚明。骤然投身行动而不去反省确切的目标到底为何，以执着无悔的决心，格瓦拉就此承担起浪漫的斗士-英雄的 角色，成为我这一代为了减少良心不安而必须仰望的偶像。梭罗断言:“秉诸原则的行动一知道什么是对的事,也去做对的事一会改变事物和关系；于其根本，就叫作革命，和先前的一切完全无法契合。这样的行动不仅导致国家分裂、教会分裂，也会导致家庭分裂；唉，这样的行动也会导致个人分裂，将个人身上的魔性和神性分开。”格瓦拉（一 定和当时阿根廷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读过梭罗写的《公民不服从》）应该也会同意梭罗对《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四节至第三十五节的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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