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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澶渊之盟到东封西祀,宋真宗时期士大夫的观念如何变化?

2019-11-19  松竹同音

丨描绘北宋士人风俗的《文会图》局部
地史馆NO.21


在168年的北宋历史,宋真宗一朝是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

宋太祖代周建宋,先南后北完成开创基业,统一中原的大任;太宗亲征太原,灭北汉,消灭五代十国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又为收复燕云十六州,两度北伐,开启了长达25年的宋辽战争。

宋太祖赵匡胤

真宗即位后,辽国圣宗和萧太后亲率20万大军南下,誓要灭宋,真宗在寇准的坚持下亲征迎敌,宋辽两军在澶渊僵持不下,后议和签订《澶渊之盟》。《澶渊之盟》的签订,结束了太祖太宗两朝频频用兵的局面,北宋王朝在真宗一朝完成了由战到和的转变,为北宋的和平发展和稳定繁荣,创造了社会条件。与此同时,作为国家砥柱的士大夫阶层的致仕观念也发生了变化。

澶渊之盟场复原场景

 《澶渊之盟》由战到和的转变

宋太祖赵匡胤在五代十国群雄割据的乱世中,深知远交近攻的重要性,于是定下先南后北的大一统战略,在出兵统一南方的同时,与北边的辽国互通友好。

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随着吴越的投降归附,整个南方尽归于宋,于是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赵光义亲征太原,攻灭五代十国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

北汉原是五代十国时期依附于辽国的一个小国,在攻灭北汉的战争中,宋军击败了前来救援的辽军。取得了对辽作战的第一次胜利,赵光义不顾群臣的反对,从太原出发,携胜利之师的余威向辽国宣战,意图收复燕云十六州。

然而,赵光义低估了辽军的作战能力。在围攻燕京的战斗中,宋军遭受大败,赵光义中箭负伤,乘驴车仓皇南逃。雍熙三年(986年),为报一箭之仇,更为了收复燕云,赵光义派遣潘美、杨业、田重、曹彬、崔彦进五位大将,分三路大军北伐,是为雍熙北伐。事与愿违的是,东路军全军覆没,西路军杨业被俘而殉国,举全国之力的雍熙北伐却惨败收场,此役之后,北宋由攻转守,畏敌求和之风渐起。

雍熙北伐

景德元年(1004年),辽国圣宗和萧太后亲率20万大军南下攻宋。开战之初,宋军或败或降,辽军得以长驱直入,直逼汴梁大都。存亡之际,宋真宗在寇准的坚持下御驾亲征,与辽军相峙于澶州。一方面,真宗亲征,极大地鼓励的宋军的士气,在澶州聚集起数十万军民百姓,迅速扭转了不利的局面,另一方面,辽军孤军深入,一旦遭受大败,绝无回头之路。

于是乎孤军的辽军承担不起失败,面对契丹骑兵的威胁,宋军不敢主动出击,宋辽双方在澶州城下形成了微妙的平衡关系。

与好用武功的太祖太宗不同,宋真宗好文重儒,不尚武功,主张“祖宗开疆广大,汝谨守而已,不必劳费兵力,贪无用之土”。随着辽军统军萧挞凛在澶州城下巡视时,意外被宋军床子弩射中暴毙,得胜无望的萧太后决定与宋军议和。“以和为贵”的宋真宗得知这一消息后,喜出望外,不顾寇准的反对,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

宋真宗赵恒

《澶渊之盟》虽然被后人所不耻,但对于当时的宋辽双方,都认为是一份双赢的合约。宰相王旦认为:“国家与契丹和,三年于兹矣,计其不劳干戈,不费财用之外,河逆人民顿息飞挽”,契丹国主皇耶律隆绪称道:“今与中朝结好,事同一家,道路永无虞矣。”《澶渊之盟》的签订,结束了25年的宋辽战争,使北宋从“百万家之生聚,飞挽是供,数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的社会动荡,过渡到“生育蕃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识干戈”的和平局面。

东封西祀,王钦若主导,宋真宗主演的造神秀场

《澶渊之盟》后,宋真宗和寇准都有些膨胀,“自得之色”浮于言表,曾经主张南逃的枢密使王钦若被寇准等主战派不耻而遭到排挤。为扳倒寇准,成功上位,素好神仙之事的王钦若决定借用“神仙”打击异己。

戏曲中以正面形象示人的寇准

一日朝会,真宗目寇准离朝,王钦若借机向真宗进言:“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此话一出,真宗“愀然为之不悦”,王钦若接着说道:“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王钦若,先是借《春秋》城下之盟,将《澶渊之盟》视为大宋和真宗的耻辱,又借赌博之例,将真宗比作寇准的孤注,诋毁寇准“算计”皇帝,以求自己的功劳。王钦若一番话,极大的刺激了真宗的,遂将精于“算计”的寇准被贬出京,“忠贞直言”的王钦若进入权力中心。

本以为《澶渊之盟》是一大胜利,结果被王钦若贬的一无是处,大受打击的真宗问王钦若该如何是好。王钦若明知道真宗怕起兵事,故意回到:“陛下以兵取幽蓟,乃可刷此耻也”,真宗以“河朔生灵,始得休息,吾不忍复驱之死地”搪塞而过后,王钦若趁势提出了“唯有封禅泰山,庶可以镇服四海,夸示戎狄”的计划。然后又以“封禅当得天瑞”为由,提出“天瑞安可逼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若人主深信而崇奉焉,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陛下谓《河图》、《洛书》果有此乎?圣人以神道设教耳。”

河图洛书

封禅泰山,是古代帝王的最高大典,而且只有改朝换代、江山易主,或者在久乱之后,致使天下太平,才可以封禅天地,向天地报告重整乾坤的伟大功业,同时表示接受天命而治理人世。王钦若这份人造祥瑞,封禅泰山的计划,无疑给深受“澶渊之耻”困扰的真宗一击强心剂。

纵观中国古代帝王,成功封禅泰山的仅有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以及本文主角宋真宗。
1008年,宋真宗改年号为大中祥符,在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此五人在仁宗朝被称为“五鬼”,仁宗钦定的“真奸邪”)等臣僚的配合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天书封祀”活动。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初三,真宗朝第一封“天书”问世,天机所言“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此后,各种称颂真宗的“天书”频频现世,在真宗和五鬼等人的推动下,形成了一场举国上下如痴如狂的造神迷信活动,这场闹剧被《宋史》称之为“一国君臣如病狂然”

随着天书的降临,在真宗的授意下,全国各地掀起了请愿活动,为封禅泰山做足舆论准备。大中祥符元年三月,兖州父老吕良等1287人诣阙请封祥;兖州并诸路进士孔谓等846人诣阙请封禅;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官、诸路将校、州县官吏、蛮夷僧道等24370人诣阙请封禅。面对如此大规模的“请愿活动”,真宗顺应民意,建玉清昭应宫供奉“天书”。

玉清昭应宫是真宗大搞造神迷信的重要工程,当真宗在朝会上首提建宫之事时,遭到了多数人的反对,如殿前都虞候张曼以“土木之侈,不足以承天意”为借口表达反对。真宗故意问丁谓有何意见,丁谓回答道:“陛下富有天下,建一宫崇奉上帝,何所不可。且今未有皇嗣,建宫于宫城之乾地,正可以祈福。群臣不知陛下此意,或妄有阻止,愿以谕之。


丁谓假借为诞皇嗣而祈福,将原本用于造神运动的建宫之事正当化,并被真宗钦定为修宫使。为了逢迎真宗,丁谓将玉清昭应宫建的及其宏大,“凡东西三百一十步,南北四百三十步......日役工数万”,甚至取消“三伏日执土作者,悉罢之”的休作制度,不顾民工劳苦,力求速成,讨好真宗。在丁谓的“努力”下,“(大中祥符七年十月)玉清昭应宫成......宫宇总共二千六百一十区。初料宫须十五年,修宫使丁谓令以夜继日,每绘一壁给二烛,遂七年而成

整个造神迷信活动,在宋真宗封禅泰山之后,达到高潮。百姓在真宗和臣僚的影响下,对伪造的“天书”和各种造神运动以为真,在民间兴起了大规模的迷信活动,而官员和投机者,则利用造神运动,或升官发财,或打压异己,导致真宗一朝政治腐败。在“祖宗之法”的影响下,宋钦宗面对亡国危机,竟然愚蠢到相信郭京的“六甲神兵”,结果亡国被俘,受辱至死。


真宗一朝士大夫阶层政治观念的变化

大中祥符十余年,君臣上下如痴如醉,举国癫狂,各种造神迷信之事大行其道,不仅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助长了民间的封建迷信思想,同时还对作为国家砥柱的士大夫阶层的政治生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传统的儒家主张“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士人出仕,是“谋道而不谋食”,孟子进一步主张“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由此可见,在传统儒家学说的影响下,臣子应该以大道辅佐君王,若君王无道,轻则归隐归乡,重则以死明志,以身殉道。

南宋末年以身殉国的文天祥

而在真宗朝东封西祀的造神活动中,即便所有人的都知道这一切都是真宗的自导自演,是随波逐流,曲意迎合,还是“不可则止”,挺身反对,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

王钦若、丁谓、陈彭年、林特、刘承珪五鬼乱政,极尽阿谀谄媚之事,成为真宗造神的左膀右臂。陕西转运使孙仅作《骊山诗》云:“秦帝墓成陈胜起,明皇宫就禄山来”,暗讽丁谓滥用民力,修建玉清昭应宫;张咏上疏道:“今年以来,近年虚国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无用之土,皆丁谓、王钦若启上侈心之所为也,不诛死,无以谢天下”。但可悲的是,说假话的高官厚禄,说真话的一贬再贬。

被贬三次,留下“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遗世谨言的范仲淹

曾经在景德元年,救国家与危亡之际的寇准,因王钦若的一句话,从一朝之宰辅,贬为陕州知州。为重新得到真宗信任,寇准这样的名相也在地方搞起了封建迷信活动,伪造“天书”,编造祥瑞。甚至为了重回中枢,甘愿被丁谓利用,最终牵连进真宗末年的宫廷斗争之中,被贬雷州,以近似于发配边疆的形式客死他乡。

又如王旦,与寇准是同时期的清流,素与王钦若、丁谓之流不和,寇准第一次被贬后,王旦继任为宰辅。在封禅之前,真宗为了争取王旦的同意和支持,以酒宴为机,赐王旦一瓶装满珠宝的美酒身为一个皇帝,居然贿赂起自己的臣子,然而,王旦却坦然接受了真宗的“美酒”,并在后来以宰相之姿,率文武百官,州县官吏两万余人情愿封禅。

欧阳修同样被贬三次,在被贬滁州时作下《醉翁亭记》

给事中、参知政事王曾因在会灵观的事情上发表了反对意见,而被真宗罢免,王旦感叹道:“我自循任政事几二十年,每进对,上意稍忤,即蹙蹜不能自容,以是知其伟度矣。从这里可以看出,王旦对于自己贪享权势,不能阻止真宗而明道,感到无奈和自责,以至于“每有大礼,辄奉天书以行,常悒悒不乐。王旦临终前,让家人削去自己的头发,并用一块黑布盖在遗体上,以此来忏悔生前的所作所为。后人评价道“(王旦)安于势位而不能以正自终,或比之冯道云。

纵观真宗一朝,尤其是东封西祀之后,士大夫阶层从以往的“从道”转变成了“从君”。一如明朝的何乔新所说:“寇准慷慨有大略,一代之伟人也,惜其溺于功名富贵而不能正其心。方其罢政,私请王旦求为使相,君子已非之矣;及在永兴,欲途再相,遂以天书迎合上意,则其心不正甚矣!其如正君何!夫天书,朱能所造,中外成识其诈,岂以准之名而不知哉!功名之心胜,富贵之念深,而正议有不暇顾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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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北宋真宗朝的造神迷信活动及其影响
从天书封祀看宋真宗时期的忠节文化建设
宋真宗初年的政治生活
丁谓与宋真宗朝的“天书封祀”

- 完 -


 [ 地史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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